晋商凭着勤俭、耐劳、诚信的品德，受到世人的赞誉和尊敬。尤其是明清晋商，在当时的北京，流传着“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谚语。其实，晋商的足迹早已遍及海内外。正是因为晋商经营范围扩大的需求，才产生了票号，而在其问世之后，晋商的发展势如破竹，掀起近代金融之风潮。
票号问世之前，在运城、临汾、泽州、潞安以及太原、大同等地都有晋商的身影。但是至清朝晚期票号创立以后，山西商人的活动中心才无疑转移到太原及周边地区，尤其是平遥、祁县、榆次、太谷等几个县城中，甚至是几座宅院之中。
的确，晋商首创票号，实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或者说是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造就了票号这个新的事物。历史上山西先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如典当业、印局、钱庄、银号等，它们的特点和功能均不同，但无疑积累了从事金融汇兑的经营管理经验，使票号的出现成为可能。但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经过明清的贸易积累，晋商拥有了巨额的资金，这为票号的出现奠定了资金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于资本逐利倾向的趋势。晋商在以恰克图为中心的边贸中获利颇丰，但是这并不长久，因此他们希望用自己手中的巨额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票号正好满足了这一资本需求。
由于晋商经营区域十分广阔，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习称“西帮”票号，以区别于红顶浙商胡雪岩后来仿办的“南帮”阜康票号，外国人称票号为“山西银行”。著名的票号有平遥李家“日昇昌”，侯家“蔚字五联号”，祁县乔家“大德通”，渠家“三晋源”、“百川通”，太谷“志成信”、“协成乾”，太原张家“义成谦”等，到清末光绪年间极盛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镇有570多家分号，形成“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并延伸到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恰克图等地，标志着中国民间资本和商业汇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票号的出现也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集合，出现了很多银企互助联动、多元混业经营的巨商财团家族。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和渠家、平遥李家和侯家、介休冀家、太原张家、万荣李家等，都是拥有数千万两白银资产和大量商号、店铺、票号、宅院的垄断财团。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2万多头骆驼，既从事“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的商业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票号”各类金融业务，资产非常雄厚。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外在金融制度下，晋商又成功创造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以及维持这套管理体系的具体的用人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诸如“密押”、“暗码”、“股俸制”、“学徒制”、“标期制”、“合伙制”、“顶身股”、“龙门账”、“预提护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业拆借”、“票据扎差清算”等，从而使得像山西票号这样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运转。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有效协调劳资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同时根据每个人具有不同地位、作用与职责，使得企业的内部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韦伯看来，这种结构是按照目的理性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科层制结构。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事不对人，即东家在塔尖，下面是总号老帮，再下面是各地分庄老帮，各地分庄老帮以下是不同层次的掌柜或其他伙计。从塔尖到塔底这一系列各级人员构成了一个严格的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现代银行的许多原理规制皆肇始于此。日本的松下、东芝等现代企业学习借鉴晋商的身股制，实行了全员入股分红等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收效颇佳。
在先进的金融体系支持下，晋商拓展了数条重要的连接国内外商业贸易的重要物流商道，如通过长途贩茶、运铜、售皮毛，相继开辟了连接欧亚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海上商路（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日本、琉球）、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晋蒙粮油古道（临县碛口——内蒙古包头），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外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也带动了一大批商贸城镇的发展和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晋商在长期的贩运贸易中，促进和带动了国内外大批城镇的崛起。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古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而当时的太原及其周边祁县、太谷、平遥，富商大贾接踵，商号会馆林立，城内经营粮食、盐、酒、棉布、丝绸及民间工艺品和生活日用品等物品，琳琅满目，其规模也胜过县城的建制。
学者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将晋商的成功归之于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以及严于管理。而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探求晋商衰败之谜》一文中则认为，余秋雨的解释仅限于表层，“晋商（或西帮）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与商业道德”。可以说，汇通天下的晋商金融制度是晋商兴盛的重要因素，通过不断创新经营机制挖掘自身潜力；而票号有力地改变了中国货币资本的经营格局，使中国近代金融在现代银行出现之前，基本上趋于统一，并日益走向规范。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可以把晋商“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原因。
在一千多年前，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世界，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推出票号及其经营机制，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这，就是把晋商作为旷世传奇的第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