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宋太祖毅然决定扫平内乱，铲除二李。
在成就功业的道路上，可能会有力量各不相同的一群对手包围着你。那么，你对付他们的顺序和步骤就是至关重要的。次序选准了，可能势如破竹，一个个解决；选错了，可能举步维艰，招致灭亡。宋太祖面对十余个大小不等的对手，他选用了先内后外，先南后北；先紧后松，先易后难的顺序。
在选取对付敌人的顺序上，首先必须对多个敌人与自身的实力及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有个详尽的了解。只有确定自己有胜出的实力，并顺应大势，才可以对多个敌人下手。而一般来说，对自己威胁最大，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的，则是最先需要清除的，特别是内部的敌人。如果内部尚留有严重的隐患，就急于去解决外面的问题，很有可能受到内外夹攻。
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统一天下，做一个真正的天子。由于五代以来的混乱，天下早已四分五裂，宋太祖运用谋略夺得的皇权，其势力也只能局限于后周原来的地盘：东至大海，西至秦陇，南至长江，北邻河北。在其周围，还有多个称帝称王的割据政权。如南方有南唐、吴越、南汉、南平、武平，西边有后蜀、羌、西夏。在北宋的范围之内，还是由十几个节度使分别管辖的。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作为大宋开国之君，宋太祖深谙此理，因为他本身就是通过内变而黄袍加身，登上天子宝座的。即位后，宋太祖深感内部稳定的重要性，常常夜不能寐。为实现统一，结束割据，他设计了一套先安内、后攘外的整体方案。
内外因素相比而言，整顿、安定内部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原后周旧臣和节度使虽然对宋太祖篡位颇有微词，但他们大多数还是逆来顺受。反正不管谁当皇帝，只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财产就行，至于皇帝姓什么，对他们都是一样。于是，当时大批文官和武将都能够识时务，接受了改朝换代这一既成事实。但还有少数人，忠于后周，表面上承认宋太祖的统治，暗地里却一百个不服气，秘密筹划反抗朝廷，企图取宋太祖而代之。
而当时外界诸割据政权，虽环踞宋王朝四周，但没有什么重大威胁。北边的北汉早先进犯时，被周世宗在高平击溃，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大规模侵犯。而南面的后蜀、南唐也都屡屡受挫于后周部队，只能自保，不会主动入侵。在客观分析了内外局势后，宋太祖决定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铲除不安定因素，以避免在统一过程中后院起火。
宋太祖当上皇帝，虽然在开封没有遇到多少人反对，但在首都以外其他地区，则有不少原来的后周官员不服气。其中最令宋太祖担心的，是在山西地区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在江苏与安徽一带的淮南军节度使李重进。当时的节度使相当于一个军区，是以军事将领为地区长官的。这些节度使当中，实力最强大者，就是昭义军节度使和淮南军节度使。昭义军辖区主要在山西，居太行之脊，对开封一带正好居高临下。它的战略重要性还在于，它正好处于宋和北汉之间。双方谁占据了它就取得了对另一方的主动权。而东南的淮南军对宋来说正顶腰眼。淮南军控制着江苏、安徽、湖北等 11州，对处于中原的宋来说，形成从东到南的一个半圆形包围圈。而且这一地区的最大特点，是地势平旷，没有任何的险要可守。如果昭义军与淮南军联手向位于开封的宋都进攻，恐怕宋太祖的皇位就要坐不成了。所以，宋太祖的目标最先定在他们两个上。
这两个对手又按怎样一个顺序去对付呢？李筠性格刚烈少谋，而李重进好谋寡断。宋太祖的大方针是各个击破，唯恐二者联合。所以他要先快速消灭躁进的李筠，并尽量稳住李重进。在李重进犹豫未决时，再回过头来收拾他。
李筠，本是后周的开国功臣，跟随后周太祖郭威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他雄踞山西八年，呼风唤雨，截留赋税，扩充军队，实力非常雄厚。当他听到宋太祖废周自立后，非常气愤。论资历，论战功，他要比宋太祖多出不知多少倍，如今却要他向宋太祖面北称臣，心中自是不甘，总想找个借口把宋太祖赶下皇位，自己取而代之。
对李筠的心意，宋太祖早就心知肚明。但要除掉这个异己，不能无缘无故就把他杀了，宋太祖还是希望师出有名，让天下人感受到他的仁义。于是，宋太祖即位后派专使到各地慰抚，借以观察各地的反应。当专使到达李筠辖地时，李筠开始想拒不接见，后在左右苦劝之下虽然勉强接受了新皇帝的诏书，但其表现出的愤懑之情，早已被专使洞悉。酒至酣处，李筠出乎意料地当着专使的面，令手下挂出周太祖郭威的画像，痛哭不止。此事传到北汉，北汉主刘钧觉得有机可乘，便想乘机与李筠结盟，共同对付赵宋王朝，一雪高平之耻。但李筠在左右劝解下，没有立即答应，还将北汉的密函转呈朝廷，看看宋太祖的反应。宋太祖不作声色，亲笔回信，对李筠安慰了一番。
当宋太祖听说李筠之子李守节反对其父抗拒朝廷后，为分化异己，太祖升任李守节为皇城使。李筠为了在京城安插耳目，了解虚实，欣然派儿子赴任。宋太祖故意告诉李守节，他早已知李筠有反叛之意，只是碍于情面不忍杀他。并让李守节传话给李筠，希望他好自为之，不要自取其辱。
李筠得知阴谋败露后，索性撕破脸皮，于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四月正式起兵反叛。李筠发布讨逆檄文，历宋太祖罪状，并称此次起兵是不负周太祖旧恩，行替天讨逆之道。他的用意，是想趁宋太祖根基未稳之时，笼络朝内和各地后周旧臣，一举推翻成主伊始的赵宋王朝。此外，他又向北汉刘钧称臣纳款，请求援助。
在对待李筠的政策上，宋太祖考虑得十分周密。以他的本意，是不想打这个仗，但又不得不打。于是他先派遣宣徽使昝居润的下臣赴澶州去巡检，以防止契丹南下。又任命潞州（今河北邯郸一带）团练使郭进兼任了本州防御使和山西巡检，授权郭进，使他有进军指挥权，以防北汉的进犯。宋太祖在军事上自有纯熟的兵略，欲攻人，而先防被人攻，可说是颇有远见。
针对李筠的反叛，宋太祖立即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谋士赵普认为：“李筠以为国家新建，不会轻易动用军队。我们如果背其道而行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一战而胜。”宋太祖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此举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安危存亡，必须速战速决，尽快巩固新政权的根基。于是，宋太祖调兵遣将，做了周密部署，并且御驾亲征，以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宋太祖命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二人统兵五万，直奔潞州李筠驻守地。命殿前都点检、镇守节度使慕容延钊率本部兵马，从东进发，配合石守信、高怀德进军潞州。
《孙子兵法》上说：
“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意思是说打仗要做充分的准备，从兵械、车辆、马匹到粮秣，都要有一定的优势。宋太祖打仗是很有一套的，为了保证千里行军作战的后勤供应，他命令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同时充任前军转运使，并责成三司使张美调集兵粮。此时，张美给宋太祖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怀州刺史马令琮考虑到李筠迟早要反，早就有所准备，在怀州（今河南泌阳一带）积聚了大量粮食以待王师，讨伐李筠的军队可以就近供应。宋太祖十分高兴，就将马令琮所处的怀州由刺史州升为团练州，擢升马令琮为怀州团练使，以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宋太祖命吴廷祚为东京留守，吕余庆协助留守事务。又命自己的弟弟、殿前都虞侯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命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兵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宋太祖嘱咐其弟赵光义说：“这次我要亲征，如果我打胜了就没什么可说。万一我不能胜，你就让赵普分兵守河阳，再想别的办法。”
《孙子兵法》上说：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宋太祖知这种兵法道理，无所不备，当然兵力就分散削弱了。所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
到了这时，宋太祖仍然不想打这个仗。因为他知道，李筠是后周的重臣，与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义同兄弟，是个忠诚于后周、并无背叛之心的人。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对他也十分器重，曾封他昭义节度使而镇守潞州，并领泽、邢、洛、卫等州，辖有河东、河北两个重要财赋区域，是当时后周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藩镇。但李筠任节度使期间，恃勇专恣，是个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就连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也让他三分。
其实，李筠的性格很复杂。虽然他飞扬跋扈，但很孝顺，对母亲百依百顺。李筠性情暴躁，一言不合就要杀人。而他母亲十分善良，当李筠要杀人时，他母亲总是要在屏风后面呼唤他，帮人求情。对别人的话李筠听不进去，而每当这时候只要他母亲发了话，李筠便无可奈何，立即将人放了。
李筠自恃有势力，因而当宋太祖加封他为中书令，派使者去给他送诏书时，他坚决推辞，毫无通融余地。并叫人取出后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悬挂于大厅里，时常面对画像流泪。
不过，李筠有勇无谋。他向北汉称臣投降，以为可得到北汉的支持，与他联兵去征伐刚建立起来的宋朝。可是北汉的皇帝刘钧并不是诚心接受李筠的投降。此时，由于北汉皇帝刘钧视宋朝为敌，也想消灭宋朝，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刘钧虽然接受了李筠的投降，但认为力量不足，又去联合契丹。然而李筠却不愿意与契丹搞联合，弄得北汉皇帝心里也很不舒服，就对李筠产生了怀疑，派宣徽使卢赞去监视李筠的军队。在李筠的军队中，卢赞很像个主管用兵方面的特派员，使得李筠很恼火。卢赞每每要求李筠与他商议军事事务，李筠并不理睬。于是卢赞与李筠又有了矛盾，卢赞把这事向北汉皇帝刘钧作了汇报，刘钧又派宰相卫融去调解。
特殊政治背景促动下产生的李筠与北汉的这种联盟，自然是松懈的，双方自然也是各怀目的，于是联盟的结合力就很小了。李筠原来认为，起兵后只要他振臂一呼，朝中的禁军将领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一定会群起响应，扰乱宋太祖的后方。北汉也会遵守诺言，派兵助阵。但事与愿违。朝中的禁军将领已经完全拥护宋太祖，连外藩的节度使也基本上没有响应的。早先提出联兵攻宋的北汉，更是与李筠同床异梦，只在精神上鼓励李筠，并未发一兵一卒前来助战。
李筠有个叫闾丘仲卿的属下，看出这样的联盟并没什么前途，就对李筠说：“你孤军起兵举事，形势十分危险。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北汉的支援，恐怕实际上难以得到有力的帮助。”李筠以为有理，就让他帮助拿主意。闾丘仲卿建议说：“如今，宋朝的军队人强马壮，武器装备精良，我们难以同宋朝争锋决胜。我们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州、孟州，塞虎牢，据洛邑。然后联合北汉，再联契丹，北汉西出太行，契丹由幽州南下，则使宋朝三面受敌。到时，我们东向而争天下就容易了。”
可是李筠却刚愎自用，自以为强，他说：“我是周朝老将，和周世宗情如同兄弟。如今那宋朝的将士，都与我有旧交，闻我到达，定会倒戈相向。再说，我有猛将千员，有骏马三千，何愁不成功！”因此，李筠仍然日夜备兵，坚持直攻宋朝汴京的作战计划。
李筠从潞州起兵，先去宋朝的泽州，占领了泽州城，此举为东下直攻宋都汴京开辟了道路。泽州居太行山之脊，是河朔之咽喉，从泽州往北，可直抵太原而无阻，进而能攻河朔；往南，可下太行山直抵孟州、怀州，进而直逼汴京。
兵法上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宋太祖当然了解李筠夺取占领泽州的目的，传令石守信、高怀德二位将帅：“勿纵李筠下太行，急引军兵扼其隘。”按宋太祖的意图，是让石守信、高怀德二帅急行军去争取有利的地形，阻止李筠的军队下太行山，把李筠的部队控制在泽州一带，力争将他们歼灭。
宋朝洛阳留守名叫向拱，向宋太祖建议说：“宋军应急速渡过黄河而北上，翻越太行山，乘李筠部队尚未完全集结时就对他们发动进攻。如果滞留拖延十日，李筠的部队就可能集结完毕，那他就会向我们发起猛烈的进攻。 ”他的意思是说，既然要与李筠交战，先行之利一定要获得，才能有获胜的把握。而要获得先机之利，现在就要出兵迎敌。
这些建议正与宋太祖的思路不谋而合。事不宜迟，他率军亲征，于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五月二十一日起兵从汴京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荥阳，从那儿急渡黄河，引军迅速北上，急出太行山。宋太祖做事胸怀坦荡，虽然从李筠、李重进身上看出各地节度使中对他继皇位有不同程度的不服气，但打仗就是打仗，平叛即是平叛，他从来不在心理上挟私处事。
那时的太行山山路狭隘崎岖，宋朝大军行路艰难，宋太祖以身垂范，率先抱石修路，群臣诸将也纷纷仿效，很快就在太行山上开辟了一条大道。宋军行路无阻，翻过太行山，到达了泽州城外。
李筠所率叛军于四月十四日占领泽州后，五月初已完成与北汉军队的联合。为了稳妥起见，李筠将长子李守节留守上党（今山西长治县），稳固住后方，自己统军三万南下，进攻宋军。
由于日夜兼程，到达了太行隘口，宋军据险而守，争取了战场的主动权，也就拥有了获胜的把握。李筠的部队尚未从泽州出发，而此时宋朝征伐李筠的石守信、高怀德两位将军，早已按宋太祖的命令迅速统兵控制住了太行山的隘口，有效地阻住了李筠的部队，使他的将卒一个也下不了太行山。
五月初五，石守信、高怀德的前锋军与李筠的部队在泽州之南交战，结果宋军斩杀李筠军兵 3000人。至五月二十九日，石守信、高怀德又在泽州之南大败李筠的 3万军队，俘获他的联军首领之一 ——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斩杀了北汉派驻李筠军队监军的卢赞。李筠溃败而逃，再入泽州城内，只好依城固守。
六月一日，宋太祖率军又追到泽州，督促石守信、高怀德统兵攻打泽州。由于李筠婴城固守，宋军连续攻打了 10天，仍没有攻下。宋军攻不克泽州城，使战局陷入胶着对峙状态。
在泽州城中，被困城里的李筠心中急如焚火。泽州城虽然未破，但宋军大军压境，围城环攻而不撤，他心中无底。此时，李筠的妾刘氏求劝说：“以数百骑兵突围去上党，快向北汉求援，放弃这种死守泽州城的计策吧！”但是对这样的建议，李筠左右的将军们坚决反对，担心有人邀功，趁机劫持李筠降敌，认为攻城者求的是速战速决，坚持守城，待宋军粮绝，必然退却。
的确，正如《孙子兵法》说：“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制造攻城的巢车，准备攻城的器械，三个月才能完成；构筑城的土山又要三个月才能竣工。将帅不胜其仇怨，驱使军队像蚂蚁一样去爬城，士兵伤亡三分之一，而城还是攻不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害啊！”有古人之训在前，宋太祖自知久困不决不是个办法，敌人以逸待劳，而我则劳师疲兵，自然处于不利局面，但也要不得已而为之。
为了走出被动局面，尽快拿下泽州，宋太祖召控鹤左厢指挥使马全义询问对策。马全义建议趁着师未老、兵未疲，马上强攻。宋太祖正想速战速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遂命他率敢死队首先登城。马全义果然不负众望，终于攻上城墙。战斗中他被箭射中穿透了臂，忍痛将箭拔掉，继续率兵攻打。宋太祖率侍卫部队紧紧跟进，迅速扩大战果。泽州城终被宋军攻破，李筠自焚而死，北汉宰相卫融被俘。《孙子兵法》说：“杀敌者，怒也。”宋太祖使马全义强攻泽州，恰恰在于马全义因泽州久攻不下而生怒，因而英勇攻城，虽被箭所伤而不退，所以泽州城最终被拿下。
李筠死后，部下将领纷纷投降宋军。十七日，宋军乘胜攻打潞州，李守节率城投降。北汉皇帝刘钧见李筠兵败，赶紧把军队撤回晋阳。至此，宋太祖登基后首次显示军事谋略，便旗开得胜，大大地亮了一手。
《孙子兵法》说：“开明的国君或贤良的将帅，之所以容易战胜敌人，能成功地超出众人，就在于他们能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而要事先了解情况，不可用祈求鬼神去获得，也无须用相似的事情做类比来推测吉凶，不可用夜视星辰运行的度数去取得。”
这是《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一种计策。
之先，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准备与李筠联合反宋，他们南北呼应，李筠反叛在西北潞州，李重进在东南扬州，使宋朝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宋太祖于无奈之中首先要争取稳住李重进，以保证使宋军无后顾之忧地去征讨李筠。
宋太祖即位后的另一个强硬对手是李重进。
李重进原是后周朝的开国功臣，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公元 952年任后周殿前都指挥使，公元 954年正月又任武信军节度使。后周世宗时在柴荣手下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但李重进素怀骄傲，在他看来，宋太祖出自一个帐下小卒，曾几何时，当他李重进执掌后周军权时，宋太祖只不过是个中级将领，论资格简直无法与他相比。在后周世宗后期，李重进与宋太祖同掌禁军，因为宋太祖比他的才能、本事要大得多，曾把他弄得惶恐不安。
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时，宋太祖为殿前都点检，是后周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李重进依然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虽说又出任淮南节度使，但他对宋太祖连连受重用还是有点嫉妒。宋太祖为人推心置腹，对他没什么防范，所以在做了皇帝后，仍让他为淮南节度使，驻军扬州。
宋太祖通过兵变即皇帝位后，李重进有些局促不安，但他置于扬州，距京千里，也没什么办法，只得一边对宋太祖虚与委蛇，一边思谋对策。经过细心考虑，李重进认为他应该先进京，然后再做打算。于是他向宋太祖提出要求入朝。宋太祖明察秋毫，知道他要求入朝会另有谋图，又考虑淮南节度使驻守扬州，是防备南唐的军事重地，就让翰林学士李昉起草了一份诏书，以“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为由，委婉地谢绝了李重进的入朝请求，使他难以来京。李重进一计不成，于是就准备与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反宋。在李筠举兵南下攻宋时，李重进秘密派出心腹之臣翟守珣同李筠联络，以图南北夹攻宋朝。哪知翟守珣这个人很服宋太祖之威，李重进派他秘密联络李筠，他认为李重进做了错事，又不敢进谏，于是就没有去潞州，直接到了汴京，偷偷去找做枢密承旨的好友李处耘，通过他求见宋太祖。
宋太祖秘密召见翟守珣，了解到李重进要联络李筠的详细情报。君臣就此谈起话来，宋太祖说：“我要去打李筠，并不想招惹李重进。”翟守珣说：“但是皇上要多加小心才是，因为李重进要臣去联络李筠，也是要起兵之意。 ”宋太祖说：“那我就会首尾不能相顾。如果我赐铁券给李重进，他会相信我吗？”翟守珣说：“李重进悖恣骄强，终无归顺之志。”
感到失望的宋太祖只好说：“既然标明终生不予加害的铁券，在李重进那里也失去了信用价值，我就要对付他了。”于是交给翟守珣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回扬州设法劝说李重进缓图起兵反宋的谋划，避免形成二凶并作局面，减轻宋朝压力，以便集中而不至于分散兵势，并赏赐了翟守珣。
翟守珣果然不负宋太祖所望，即从汴京返回扬州，见到李重进后，假意说：“李筠自恃兵强，已后悔与北汉的联盟，但也不愿与我们联络。”李重进本就对李筠有看法，听他这样说，也就打消了联络李筠的念头。翟守珣又趁机进言，说：“我们要养威持重，多做准备，不要轻易采取行动，免得仓促，不能成功。待二虎相斗后，无论谁胜，都会大伤元气，到时我们再图谋进取就容易多了。”
李重进暂时放下起兵的事，养精蓄锐，坐山观虎斗，这样不知不觉之中就丧失了攻宋的主动权。
《孙子兵法》说：“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宋太祖利用李重进的亲信官员，对李重进劝说缓图反宋之计，使宋朝在平定李筠叛乱时，不至首尾难顾，为顺利平定叛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孙子兵法》上说“用间”是神妙的道理，是国君的法宝。
正由于翟守珣所起的作用，使宋太祖得以集中兵力，重点解决北方国土上的叛敌李筠，避免了两面受敌之虞。而待宋太祖平定了李筠的叛乱，宋朝占据泽州、潞州，把原来属于后周的地盘复归于宋朝之后，宋太祖返回汴京，便开始重点考虑处理李重进的事了。
宋太祖以仁德之心，并不想对李重进实行镇压，所以还想给他一次改过机会，就派六宅使陈思诲的人带上丹书铁券及诏书，前往扬州抚慰，召他入京上朝，并调移他为平卢节度使，由扬州而移镇青州。
陈思诲到了扬州，把丹书铁券及诏书给了李重进。李重进接了丹书铁券及诏书后，尽管心中惧怕，但又不敢轻易反叛，于是就打点行装，准备随陈思诲入朝。然而他的部将却非常警觉，一听节度使要入朝面君，便一起来见李重进，竭力劝阻他入京。
李重进于是又疑心起来。他考虑到自己是周室近亲，恐怕今后性命难保，就听从了部将们的劝阻，不仅不再进京，反而翻然变脸，将陈思诲拘留。然后修整城池，加紧操练兵马，准备与宋朝决战。
此时，宋太祖平定李筠已三月有余。
李重进仓促间就要与宋朝开战，但又思自己没有退路，就向南唐称臣，派人到南唐求援。而南唐主李煜最知宋太祖的威名，如今又听说宋太祖已平了李筠，更不敢与宋朝为敌。因此不酌接纳李重进的使者，反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宋朝朝廷。如此，李重进弄巧成拙，成了穷途末路。
《孙子兵法》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李重进根本不了解南唐李煜的政治动向，就随便去向南唐称臣求助，岂不要坏事？由此可见，他是个既无勇又无谋的人，他的自骄是没有依据的。
更为要命的是，此时李重进的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知道他必反无疑，担心会连累自己，便自个儿去投奔了宋朝，宋太祖遂任命安友规为滁州刺史。
手下大将安友规投奔了宋朝，大大削弱了李重进阵营的实力，这使宋朝镇压扬州李重进有了胜利的条件。宋太祖按照兵法谋将，之所以任命安友规为滁州刺史，就是要叫他做征讨李重进的向导。
安友规投降了宋朝，这对李重进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因此就很自然地对手下诸多部将起了疑心，于是就囚捕了数十名军校。这些被冤的军校一再申诉：“我们都是为周室屯戍，您要尊奉周室，为何不让我们为您效命呢！”李重进不予理睬，反倒将他们全部杀掉。这也是自毁之举，白白地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孙子兵法》上说：“不利于军队的情况有三种：不懂得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叫它前进，不懂得军队不可以后退而硬叫它后退，这叫做牵制军队。不懂得军队的内部事情而干预军事行政，就会使士兵迷惑而且怀疑，列国诸侯的祸患就会乘隙而来。这就是所谓扰乱军心，自找失败。”
李重进的所作所为恰恰就犯了兵法上的大忌：他叫士兵们迷惑不解，叫士兵们怀疑生恨。李重进对诸将的怀疑是他铸成的大错，而杀害军校是叫军队进一步地憎恨他，这样一来，在宋军还没攻打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先行扰乱了军心，以至难逃噩运，注定要失败。
宋朝枢密使赵普对李重进反叛做了分析说：“李重进凭仗长江淮河，缮修孤堡，一味采取守势，既无恩信，又使士卒生出离心，有勇而无谋。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赵普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对这样一个不是对手的敌人，不妨从战略上轻视他，因为无论是用急攻也好，用缓攻也罢，哪个方法都能取而胜之。
由此可见，宋太祖决定要对李重进的反叛进行镇压，已是完全掌握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太祖于是决定采取速取的方针以夺回淮南，全部恢复原后周的统治区域。
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九月二十日，宋太祖下令削夺李重进的官职爵位。十月二十一日，发诏下令亲征，任命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任命吴延祚和吕余庆为东京留守；任命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出任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任命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副职；任命李处耘为都监，宋延渥为排阵使，负责战术，统领禁兵征讨。
《孙子兵法》中说：“善于打仗的人，他的作战措施是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的，所以能够战胜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能够使自己处于不败的地位，而不放过使敌人失败的机会。正因于此，胜利的军队在于先有了胜利的把握，然后才寻找敌人交战。”宋太祖修明政治，确保法制，而立于不败的地位。李重进却是内外交困，士卒离心，使自己处于必败的地位。较之于一向骄傲自信的李重进，宋太祖已先占尽优势，是善于打仗的人。宋太祖亲征，乘船南下，经宋州、宿州而到达泗州，然后舍船登陆，命令众将士击鼓前进。十一月十一日，宋朝大军到达扬州城下。李重进的兵将见宋太祖亲临城下。哪里还敢抵抗，未经交战便先自纷纷逃散，扬州城不攻自破。李重进万念俱灰，遂与家中人一起焚死。
后发制人虽然历来为国人所推崇，认为它是智慧与力量的综合体现，但也只能适用于旗鼓相当或者自己的实力弱于对方时。当己方实力强于对手或基本持平时，更好的方法便是先发制人了。棋手对弈，大都明白进攻是最好的方法，都喜欢下先手棋。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胜利的天平就有可能向谁倾斜。
平定二李叛乱，其意义不只在于平叛本身，而且显示了宋太祖的深远用心。平叛，对于新建的赵宋王朝来说，是稳固根基的重要手段。从表面上看，它只消灭了两个违法作乱的节度使。但细想一下，二李只不过是众多节度使中明刀真枪起来造反的，还有不少人在暗地中琢磨什么，就不好揣测了。平定二李，是敲山震虎之计，杀鸡给猴看，其意在于让那些手握兵权而对朝廷犹疑观望的节度使们清楚：不要忘了前车之鉴，要放聪明一些；不要学习二李，搬起石头反而砸了自己的脚。要想保住富贵，只有真心诚意地效忠朝廷，忠心为朝廷服务。
宋太祖从年少时就下决心创一番功业。建立宋朝以后，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形势，宋太祖苦心思虑，思考统一中原的大策略。
从历史上看朝代兴替，除了元、清二朝是通过外族强大的武力为后盾而建朝外，其他各朝各代都是借着先朝的内乱而改辕易辙的，而元、清二朝的统一，也与其对手内部的腐败与内乱密不可分。
外者，表也。内，才是最实在、最重要的。看一个人，外表固然重要，但只是门面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与智慧。如果他不学无术而且阴险狡诈，那么即使他长得貌似潘安、宋玉，穿得体面华贵，也只是一张好皮囊罢了，于国、于家、于他人毫无益处可言。
对一个国家而言，亦是如此。当年秦始皇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北筑长城而拒匈奴，南达百越之地，其疆域之广，前所未有；其甲兵之盛，无与争锋。接着，又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广修驿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版图跃然纸上。但是，这只是一件华美的外衣，它掩盖了孱弱多病的身躯。统一后的秦国，大兴土木，筑长城、建阿房，大量被强征的民夫死于艰苦的劳动和官吏的皮鞭之下；焚书坑儒，残杀读书人，强行垄断文化，激起士人义愤；对百姓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当人民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之时，愤怒的烈火便从内部燃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看似强大无比的秦王朝仅历二世便土崩瓦解。
无独有偶。曾以开元盛世而著称于史的唐玄宗，青壮年时期励精图治，将唐王朝推上了富强繁盛的顶峰，为历代文人史家所称颂不已。然而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唐玄宗的晚年，全无居安思危之志，整天沉浸在治世的泡影之中，醉心于歌舞宴乐，集天下宠爱于杨贵妃一人之身。朝政荒驰，滥加分封，终于形成各地节度使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史思明乘机反叛，直捣长安，玄宗皇帝不得不仓皇而逃，盛世的局面再不复回。唐王朝也由此衰败，直至灭亡。
历史上这些惨痛的教训，对宋太祖来说，都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通过不懈努力才登上皇位的开国之君来说，宋太祖当然不希望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而且迫切希望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开局，永固赵宋王朝的江山。
大宋建国之初的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朝廷内部，后周旧臣虽然被迫归顺朝廷，但其内心对篡位的太祖皇位仍有所排斥和抵触，表面上虽然十分恭顺，心中却有很多疑虑和担心，害怕一不小心便会遭到灭顶之灾。各地拥有实力的节度使，更是让太祖放心不下。他们驻守外藩，手中又握有重兵，历来就对朝廷阳奉阴违，一旦控制不好，便会起兵反叛，重现五代割据之乱世。
对外而言，大宋王朝更是形势险恶、危机重重。当时的赵宋王朝，其辖地仅限于中原一地。北面是勇猛善战的契丹族所建的大辽，经过扩张和改革，力量日渐强大，是宋朝最危险的敌人。还有刘钧统治下的北汉政权，兵力不多却很精悍，经常派小股部队骚扰宋境，破坏生产。在南面，有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政权，虽然军力较弱，但疆域辽阔，统一它们也非易事。
靖定内乱之后，按理说宋太祖应该睡几天安稳觉了，但他反而愈加睡不踏实了。他现在思考的是，要建立像秦始皇、唐太宗等一样的丰功伟绩，结束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把赵宋王朝锻造成为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盛的帝国，而不应仅仅占据中原一隅。如何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已经被推到议事日程上。
统一全国，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君主梦寐以求的结果。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但统一是关系一个朝代生死存亡的大事，其过程十分艰难，’其结局也充满了危险的选择：成功或是失败。秦始皇带领只占神州一角的关中之地秦国，逐渐蚕食鲸吞，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其成功的秘诀并不是上天安排的，而是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之后的必然结果。对内，他继承商鞅变法后秦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好形势，重用客卿，逐步完善政治、军事体制，令行禁止，达到高度统一。对外，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以合纵之法破坏六国连横之计，逐个击破，进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反面的教材也比比皆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诸葛亮便是明证。曹操统一北方后，迫切希望快速消灭南方的孙权和刘备，实现其人生理想。然而，低估对手和操之过急的心绪葬送了统一的大好时机。假如历史可以重演，曹操当时如果听从谋士们的建议，先取刘备，再图江东，恐怕就不会造成孙刘联合，也就不会出现赤壁之战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曹操损兵折将，几十万大军所剩无几，只好狼狈地逃回许昌，统一大计也只能束之高阁。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统一后的魏国是什么样子。
诸葛亮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受刘备三顾之请出山，帮助刘备从一个只有数千兵马的小头目，变成拥有川蜀千里沃野之地的蜀国皇帝，其智慧当属旷古罕见。为了帮助刘备恢复汉家天下，他殚精竭虑，希望消灭魏、吴政权，统一天下。因此，他不顾疲病之躯，率川蜀健儿六出祁山。但均无功而返，而且损兵折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自己也因过度劳累和忧虑，病死军中，把统一的理想随着尸骨一同埋入坟墓。蜀国也由此衰败，直至灭亡。
这些历史事件，对宋太祖来说并不陌生。到底该不该冒这个险，一直困扰着宋太祖。当时宋朝已经有了统一战争的资本，拥有 111个州的版图和 96万户人口，这是当时南北各个割据政权都无法相比的绝对优势。此外还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经过宋太祖的挑选和多年的指挥，经历过征北汉、战淮南、伐契丹等多次大战、恶战的考验，战斗力和士气都可堪负重任，并且战无不胜。再次，中国再次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黄河以北，自中唐以来，从藩镇林立到五代开始建立后唐政权，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权中心，割据局面呈现出走向统一的趋势。在长江以南地区，虽然诸多政权并立，但各割据政权的疆域狭小，人口也较少，多数国家力量都很小而且软弱怯懦，自后唐时就开始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或通好。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都向中原王朝靠拢。从人心要求来看，长期的分裂割据，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给社会各阶层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已经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尽管如此，宋太祖还是非常谨慎，在如何进行统一战争上，煞费苦心。
在建隆元年的十一月间，宋太祖平定了李重进之后，统一中国的战略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到底是先北伐，还是先南征，他还拿不定主意。由于此事至关重大，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所以他日思夜虑地寻找最佳的方略，以至于夜不成寐。
宋太祖拿不定主意时，就去找赵普。这天夜里天降大雪，整个汴京笼罩在一片白皑皑的雪色之中。宋太祖踏雪去了赵普的家。
赵普见皇帝雪夜来访，很是惊诧，赶紧询问原因。宋太祖如实相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难以入睡。”
赵普道：“皇上欲与臣商议平边之策？”
宋太祖道：“正是，吾欲先收太原。”
赵普道：“太原面对着西、北两个方面的边防，假如拿下了太原，则两个方面的边防就都落在我们身上了，何不姑且留着太原，等到削平诸国之后再说？彼弹丸之地，要消灭他是早晚的事，它还能逃了不成？”
在赵普的提醒下，宋太祖又经过深思远虑，于是制定了征南的方针策略，入朝说明道：“自五代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劲敌，只在契丹，自开运（公元 944年）以后，益轻中国，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这个战略方针的出笼，基于宋太祖君臣对当时各方实力的冷峻思考。战争，首先是交战各方军事力量的竞赛。当时政权虽多，但宋朝最强大的敌人是北方的辽。就军事实力而言，宋不及辽。如果要贸然先吃掉大家伙，可能造成长期苦战，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其他政权从中扩大势力，得以苟存。而南方各政权政治腐败，军力衰弱，都不是宋的对手。其次，战争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中原一代自唐中期以后，战祸不断，人口减少，经济衰落，而南方却得以开发，经济重心已南移。先吃掉南方，消化其人口土地，将大大增强宋的力量。
那么，先南后北的战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宋太祖本人对此作过较为完整的表述，他说：“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储藏才能富饶。北汉与辽接壤。如先攻取北汉，那么辽国之患，就会由我独自承担，还不如先让他苟延残喘，作为我们的屏障，等到我才用富饶后，再攻取它，为时不晚。”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也就是先易后难，北守南攻，待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当然，策略不是死的。宋太祖在实战中是先灭两湖，再取巴蜀，后进两广，最后取南唐。大致对南方几国也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
从当时的形势对比来看，宋太祖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最强大的两个政权，要属辽和宋。而辽已建国多年，经济、军事实力皆胜于宋；宋虽然在周的基础上建成，但连年战乱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大，根本无法与辽正面碰撞。而广阔富庶的南方各地政权，虽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其统治者大多是碌碌无为之辈，政治腐败，军力衰微，是一块大而松软的蛋糕。攻下南方，不仅损失较小，而且可以占领一块富饶的后勤基地，将财物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
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国策的确定，为宋太祖统一中原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宋太祖南征北战，为统一中原奔波不懈。
平定了二李叛乱，宋太祖的内忧解除了，他把战争的重心指向了北方的辽国和北汉。
宋太祖并不是一个畏难的人，他一直盘算如何对付最强大的敌人 ——辽。在对比了双方的实力之后，他终觉没有短期胜出的把握。在他统一荆湖之后，就考虑和平赎买辽而占有中国的土地，并且成立了基金库。但最终没有实现。开宝九年（公元 976年），也就是宋太祖统治的最后一年，群臣要给他上尊号，名叫“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宋太祖拒绝接受，他的理由是：“汾晋未平，燕蓟未复，怎么能叫统一呢？”
这可能就是先易后难的一个缺点吧。软柿子先吃了，最后剩下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结果这块骨头让后代整整消化了一个朝代。随着南方政权的平定，统一国家的奠基，财富权力的积累，无论将相还是士兵，都缺少了创业初期那股锐气，大家更看重眼前得到的东西，又怎会有力量对付最强大的敌人呢？纵观历史，朱元璋统一全国采取的是先难后易的方针，先吃掉实力略强的陈友谅，又打败稍逊于己的张士诚，其他就不在话下了。当然，这要有一定的风险，在与陈友谅的战争中，双方都有胜出的可能。那么，何时先易后难，何时先难后易呢？一般来说，如果自己与众多敌人比，实力较强，有六分甚至五分胜出另一强敌的几率，就可以先难后易。先把最厉害的制住，其余的就不在话下了。而如果自己胜出另一强敌的几率不大，可以考虑先易后难，在战斗中扩大自己。当然，要防止强敌的背后一击。
宋太祖在对南方用兵期间，一直没有忽略北方的势力。他深知，身后还有北汉和辽这一狼一虎，必须预防后院起火。他在实行先南后北的同时，并没有顾此而失彼，而是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加强和巩固边防，保证自己大后方的安全。其一就是选用宿将，屯重兵于北边防线上。
另外，北方除了两强之外，还有党项、吐蕃等弱敌。对他们，宋太祖并没采取先弱后强的旧方针。因为他们多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灭掉政权容易，稳定统治就难了。宋太祖反而利用他们牵制北汉。偏处西北的党项李氏割据政权，在五代时期对中原各王朝保持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之后，其首领彝兴也不例外，承认宋的宗主国地位。宋太祖一方面感到其对宋难以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它的存在对北汉也是一种牵制，在宋打击北汉的几次战争中，都得到了党项的支持。
宋太祖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战略中说：“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的储藏才能富饶。北汉与辽接壤，若先取北汉，则辽国之患，将由我独自承担，还不如先让他苟延残喘，作为我国之屏障。待我国财用富饶之后，再攻取它，也为时不晚。”
统一进程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实施阶段。对荆湖一带的南平和武平，宋太祖仅用借虞灭虢这一计，就顺利达到了目的。首战告捷后，后蜀便成为宋太祖的下一个猎物。后蜀虽大而富，却缺乏明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根本不堪一击。太祖一面派大兵压境，快速夺取川中门户剑门；一面安抚后蜀主孟昶，迫使孟昶投降。随后，宋军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平定了南汉，又接连灭掉南唐和吴越，只剩下北汉。
宋太祖收拾了南方之后，开始对北汉用兵。
对北汉的统一，正如先前所料，极为不顺。早在攻灭后蜀之后，宋太祖乘北汉主刘钧新丧、国内政局不稳之机发兵攻打北汉。宋军开始时接连获胜，直逼北汉都城太原，形势一片大好。但不料北汉向辽求援，辽也不愿与宋直接接壤，于是发救兵援汉抗宋。宋军为避免腹背受敌，只好撤军，占领的城池也失去了。
宋太祖不甘心伐汉无功而返，一直耿耿于怀。公元 969年春，太祖不顾大臣的劝谏，御驾亲征北汉。此次伐汉，太祖汲取第一次伐汉未果的教训，对辽国援军做了充分准备。宋军一路杀将过去，过关斩将，很快兵临太原城下。此时辽军又想故伎重施，但宋军早有防备，辽军只好丢下几千具尸体和无数辎重，狼狈而返。
但太原城异常坚固，城中的防备也周密无隙，加上宋军遭遇瘟疫，久而无功。为保存实力，宋太祖被迫下令班师，宣告第二次伐汉结束。撤兵之时，宋太祖又明智地接受了大臣薛化光的建议，将太原附近的民众一万余户，内迁至宋境，减少了北汉的人口和兵源。这一釜底抽薪之计，也为以后的伐汉和灭汉奠定了基础。
公元 976年，宋太祖下令第三次伐汉。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宋军捷报频传之时，宋太祖不幸去世，第三次北伐只好草草收场。公元 979年，太宗继承太祖的遗志，终于平定了北汉。
宋太祖的三次出兵，虽然没有最后将其灭亡，但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给对手以沉重打击，为后继者灭亡北汉奠定了良好基础。宋太祖在平定内乱、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较为精确地分析敌我形势，采取了先平内乱、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分期分批而又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对手，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宋太祖征战一生，凭着自己的励精图治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混战的局面，为实现统一中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宋太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奠定了宋代的统治基础，其治军和治国思想对后代帝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