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以西的地区，是连接辽沈与山海关内外的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清太宗在此与明朝展开了历时长久的激烈争战。
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名城重镇，先后鼓行而下。接着，努尔哈赤乘锐向辽西进军，取广宁，锋镝直指明朝驻重兵的宁远。他的作战意图是，沿辽东湾海岸一线，扫荡明朝的军事据点，直叩山海关大门。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宁远城下遭到他兴兵以来的第一次重创，无奈之下，只好突围撤退。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都没能发动新的进攻。宁远之役，标志着后金已从战略进攻的高潮跌落下来。太宗继承其父的未竟事业，挥兵西进，遇到明兵的顽强抵抗，被迫徘徊于大、小凌河之间，而无法跨越雷池一步。
明朝在萨尔浒战役中遭到重创，迫使它从战略进攻转为防御，直至退却，但退到辽西地区，就不想再退了。整个辽沈地区被称为“神京左臂”，京师、山海关、辽沈，形势完整，臂指相连。而辽西又居山海关与辽沈之冲要，失去辽沈后，辽西首当其冲，辽西不保，山海关即失。山海关是限隔关内外的门户，捍卫京师的藩篱。大门若失，京师则暴露于敌前，其危亡必在旦夕之间。明廷对辽西的战守问题曾进行多次激烈的争论。一派意见，如王在晋、高第等人主张放弃辽西，退守山海关。另一派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主张保守辽西，把它作为缓冲地带，以捍京师。朝廷后一派的战略意见，这才倾注兵力与粮饷力保辽西，极力遏制后金的进攻势头。这样，就形成了后金与明朝在辽西地区长期对峙的局面，开始了战略相持的阶段，双方在这一地带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拉锯战，激烈争夺每一个屯堡，军事要塞和城镇。
天聪元年（1627 年）五月，清太宗首次率大军征明，拉开了辽西拉锯战的序幕。
太宗派遣征朝鲜的大军刚刚回到沈阳，他就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屯田耕种。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位
列辽西前锋的军事要地一旦修缮完整，会给他进军造成巨大的障碍。他毫不犹豫作出决定，命令他的兄弟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池完工之前，一举攻克。六日，他留下贝勒杜度、阿巴泰守沈阳，自率大军进发锦州。
明朝在辽西设有一道坚固的防线：山海关被据以根本，在关外层层布防，其中以宁远、锦州为重点，而环绕锦州左右修复大凌河（辽宁锦县东）、小凌河（锦县东南）、右屯（锦县东）诸城，派遣军队把守。这些据点护卫锦州，它们又都是宁远的前卫，控制辽沈通向山海关的大道。除了在军事上严密布置外，在经济上大兴屯田，以屯田养战，招徕四方流民，复兴商旅，以固长远。这道立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是宁远巡抚袁崇焕独创部署的。他认为“恢复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依靠当地人民守卫自己的土地，依靠这里的肥沃土地来维持人民及军队的生计。军事上，防御为主，出战、进攻为其次。这一方针完全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阻挡后金的攻势，渐图恢复的有效措施。在袁崇焕之前，有熊廷弼、孙承宗这样一批优秀的军事统帅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防御指导思想。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时，其战略方针是：“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继熊廷弼之后，王在晋掌管了一段时间的山海关及关外的防务。他提出，明兵应退守山海关，重新筑城，以巩固山海关的防御。这一错误方针被否决以后，大学士孙承宗接替了他的职务。此时，袁崇焕任事于孙承宗手下。他坚决反对退守山海关筑城，首次倡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极力主张固守宁远。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 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遣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锦州南十八里）、杏山（松山南十八里）、右屯及大小凌河、塔山诸城镇，一一修缮完毕。不久，孙承宗被罢免，高第取代了他的职务。此人胆子颇小，畏敌如虎。他一口咬定关外必不能守，下令关外将士全部撤到山海关。袁崇焕坚守宁远不撤，取得了交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在此城下，虽然后金兵遭受了重大打击，但锦州及其周围据点均被破坏，不堪使用。努尔哈赤死后，他以和谈为掩护，积极修复关外诸城的防御体系，在离山海关四百里外的宁、锦一带构置防线，无论战还是守，都足以使京师安宁，不受战争纷扰。为了贯彻这一作战方针，袁崇焕一则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一则又利用太宗第一次进兵朝鲜的机会，抓紧时间修复被废弃了的城防工事。果如袁崇焕所料，太宗一听说明兵筑城的消息，就急忙率大军赶来。
五月六日开始发兵，一路上连续行军，有时乘夜前进，于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距城一里安营。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后经成化、弘治增修，成为辽西和辽东之间一巨镇。在包围锦州之时，太宗先令部队分成几路扫除其周围的大小凌河、右屯等城堡。这些外围地区的明兵数量很少，再加上防御工事还未完工，无坚可恃，所以一听说后金兵来了，闻风而逃。唯有锦州城已修筑完工，城坚池深，驻有三万明兵，“平辽”总兵赵率教与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率军守城。他们慑于后金兵来势威猛，先派二名将官缒城而下，到后金营谈判，借此机会延缓进攻的时间，等待援兵。太宗也很想锦州不战而降，自然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给赵率教写了信，劝他们投降，或者以礼议和，他都接受。信带去后，没见答复，太宗下令攻城。兵分两路，各抬拽车梯攻具，用步兵骑兵轮番进攻城的西面和北面两角。赵率教、左辅、朱梅等重要将领都登城指挥，炮火、箭矢、滚石交下如雨。后金兵冒死冲击，城西角一度眼看被攻破，赵率教急令三面守城兵来援，艰难地打退了后金兵的猛烈攻击。这场战斗从早晨七八时开始（辰时），一直进行到晚上七八时（戌时），城墙下，到处堆满了后金兵的尸体。损失惨重。入夜，太宗把军队后撤五里安营，又派人急返沈阳调取援兵。
第二天。，后金骑兵环城而行，却不敢过于靠近城垣。太宗还想仗借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明兵放弃抵抗。他派遣使者三去三返，赵率教都不准进城，他立于城上，对城下的后金使者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太宗十分生气，下令攻城，仍无任何进展，连攻十四天，还是没有攻下来。几次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也没有反应；引诱他们出城会战，明兵凭坚城据守不出。
锦州久攻不下，太宗留下部分守兵继续围击，自率大军转而攻宁远。名将袁崇焕坐镇于此，他已向朝廷请来各路援兵，出动水师在海上遥相控制，再派部将尤世录、祖大寿率精兵四千增援锦州，他们正准备出发，后金兵突然来到，就在城外二里安营，列枪炮，严阵以待。太宗率军来到阵前，看到明兵距城很近，用骑兵纵击似乎很难。于是下令退军，过了山冈，再看明兵仍不离阵地。太宗计划发动争夺战，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认为离城太近，不可攻。太宗怒冲冲地说：
“当年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现在我又未能攻克锦州，似此野战之兵不能取胜，还能如何能张扬我国的威风？”说完，下令开战，并督阿济格率部分将领、侍卫、护军发起冲锋至城下。诸贝勒都感到惭愧，也来不及穿戴甲胄，随后疾驰而下。
明兵呐喊迎战，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几员猛将同后金兵展开了大战。袁崇焕在城上指挥，放射大炮，后金兵一片片地倒下。明兵也伤亡过半，满桂身中数箭。
这一战役，延续到第二天，明兵发挥枪炮的威力，使后金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连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太宗只得放弃攻宁远，返回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到了夜晚，举火呐喊，扰乱城里。六月四日，太宗驻营教场，亲自督战攻城，延至傍晚，死伤越来越多。又赶上暑天，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被大大削弱。太宗决定班师。五日，六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持续了整整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好的城墙和工事全部毁掉，然后挥军引去。
宁锦苦战，后金“士卒损伤甚多”，太宗无功而返。明人称这次战役为“宁锦大捷”。这次明兵取得胜利，除了顽强的抵抗，主要还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起了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野战不利于明兵，和擅长纵横驰突骑射的后金兵是无法较量的。只有高筑城墙，深挖城壕，坚守城池，用大炮轰击，以制敌取胜。此种作战，恰好限制了后金兵发挥优势。后金兵没有大炮，多次引诱明兵出城决战又没有成功，以致后金兵无技可施，坚城之下，太宗纵兵奔驰，两头碰壁，吃了大亏。看来，在战前，他低估了明兵的防御能力，忽视了明朝统治集团内存在一个抗战派，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有巨大力量。这该是他在宁锦战役失败的教训。
军事斗争，战场是主要的表演舞台。但是，对于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来说，斗争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厮杀，他还常常运用超人的智慧，通过政治的和其他的辅助手段，达到在战场上很难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俗话说的“斗智不斗勇”。
古人称为“设间”即反问计便是其中之一。楚汉之争时，刘邦利用“反间计”调拨项羽与谋士范增的关系，是这类“设间”的一个著名事例。清太宗用反问计，将他的顽强对手袁崇焕置于死地，其手腕之高超，即使刘邦也自叹不如。
来自江南日暖的袁崇焕，在烽火连天的北国边疆，相继于宁远、锦州等地两次击败了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挽回了明在关外的危局。这些神话般的奇迹，使他在明与后金双方都成为瞩目的人物。他被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视为顶梁柱，希望依靠他挽狂澜于既倒，后金则视他为劲敌，眼中钉，肉中刺。明熹宗时因大宦官魏忠贤，嫉功妒贤，曾一度排挤袁崇焕，被迫解任乞休。崇祯即位后，魏忠贤
伏法，袁崇焕再次起用，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7 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在平台召见他。崇祯说：“女直（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崇焕答：“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崇祯高兴地说：“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惜封侯之赏，卿当努力以解天下倒悬！”其间，崇祯退，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崇焕五年复辽的具体设想。崇焕很不以为然地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说：“皇上英明，怎能轻意许下诺言？将来按期验效，怎么办？”崇焕顿时感到一时失言。过了一会儿，崇祯回来，崇焕连忙奏道：“东事本不易解决。臣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相应，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都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崇祯仔细看看两部尚书，王家祯、张维枢忙奏：“敢不承命！”崇焕又奏：“还要吏、兵两部都应臣手才行，所用与罢斥之人，都听臣便。”崇祯又看了看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立即表态：“敢不承命！”……袁崇焕令崇祯十分满意，凡有所请，都慨然应允。阁臣们一致请求撤回王之臣、满桂尚方剑，单赐崇焕，以事权专一，总览全局。崇祯立即批准。崇祯刚即位，很想有一番作为，因此特别器重袁崇焕，把关外的局势悉交由他掌管，给予他极高的礼遇，以示笼络。
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几次派使者去沈阳谈判。正进行中，他被免职，此事便被搁置了。这次复镇蓟、辽，他深知“知兵力不敌”，所谓“五年复辽”，不过是为安慰崇祯而许下的不能实现的诺言，“思以捭阖纵横之计”，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为此目的，他不顾廷臣和崇祯的反对，同后金公开或秘密地举行和平谈判。
太宗出于麻痹明朝、暗中积蓄力量的战略目的，积极主张和谈。在和谈毫无成效的情况下，他又发动了军事进攻。宁锦战役失败后，太宗看到这条防线坚固，一时无法突破。他遇到的对手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既折叹，又顾忌莫深。
在他身后还有毛文龙扼其背。第一次进兵朝鲜，他以为已经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毛文龙仍据守皮岛及辽东沿海各岛屿，驻军数万人，“牵制金、复、海、盖四卫，时时袭击建虏（后金），有所斩获。”毛文龙原是李成梁的部下，后投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任游击之职。后金侵占辽东，他逃到沿海岛屿，招收逃散的辽民数十万，选精壮为兵，骚扰后金，使它不得西进，为明朝建立了功劳，屡受封赏，
授总兵，提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在皮岛设军镇，规制如内地。毛文龙所部散居各海岛，势力虽不算大，却如人身上的蚤虱，无法捕捉，听任它吮咬皮肤则使人不得安宁。后金兵因不习海战，又缺乏船只，对他无可奈何。因此，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使太宗不敢大规模地进兵辽西。他决心除掉这两个人，不然，他的大事不可图。他利用袁崇焕急于求和的心理，假袁之手先除毛文龙。
事情的经过是：“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主（太宗）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诈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据毛文龙说，李永芳曾给他写信，劝他投降，他没同意并将此事报告了朝廷。李永芳劝降无效，转而献计假借他人之手杀文龙。此次袁崇焕一上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载：“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成。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复辽之命，乃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
又据《石匮书后集》所载，卷十“毛文龙传”：“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很明显，毛文龙后来被杀，与太宗的插手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明朝党争有关。
毛文龙镇皮岛，深得魏忠贤扶持，文龙也极力奉承他。故魏一倒台，文龙被视为其党羽。更重要的是，他久悬海外，“所上事多浮，索饷又过多”，他自报驻军二十万，每年饷银一百二十万，“朝议多疑而厌之”。崇祯即位后，“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饷道屡绝”，“时朝议忧皮岛毛文龙难驭”，“毛帅东江”，大学士钱龙锡主张除掉毛文龙。崇祯元年（1628 年）七月，袁崇焕应召进京，他在寓所和钱龙锡商议计划如何除掉文龙，袁崇焕表示：文龙“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
袁对毛早就动了杀机。他当巡抚时，就与毛文龙不和。他这次上任后，继续与后金搞和谈，“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袁崇焕曾写信给兵部尚书王洽，信里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 年）六月初，袁崇焕以犒赏吏卒为名，来到双岛发饷。六日这天，阅兵较射，将毛文龙骗至山上，历数“十二斩”罪，命水营都司赵可怀执崇祯的尚方剑斩于帐前。将东江善
后事处理完，袁崇焕自旅顺返回宁远，上奏朝廷，报告斩毛文龙情形，并自劾，等候处分。崇祯一听到这个消息，“意殊骇”，十分震惊，但考虑到毛文龙既然死了，现正倚赖袁崇焕，非但没有责备，还持赞同态度，命他“安心任事”。这不过是表面安抚，而在内心深处却开始疑忌袁。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为清太宗除掉了一个劲敌，对明朝是一个损失。岛上失去主帅，人心立即涣散，不少将领如孔有德、尚可喜等和士兵逃归后金，有的投到山东登莱去了。从此，坚持多年的一个抗金根据地便不复存在了。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极其错误的，“天下闻之，诧为奇举。”人们无法理解此举的真正目的。明末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这是很中肯的。
毛文龙被杀后，清太宗有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运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袁崇焕“调”到京师，将其除掉。
天聪三年（1629 年）十月，距毛文龙被杀后三个多月，太宗亲率十万大军绕道进关。由喀喇沁部台吉布尔葛都做向导，出沈阳，向西北行进，经都尔鼻（辽宁彰武），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至青城扎营。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不赞同深入明境，认为“劳师袭远”，处境危险，要太宗班师。争论到半夜，还没有定下来。太宗很不高兴，对诸贝勒说：“我谋既隳，又何待为？”“密谕之曰：
‘我已定策……’”太宗说的“定策”，就是利用这一迂回进攻，消灭袁崇焕。后来进兵北京，施反间计都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二十日，在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之后，深夜，大军开始出发，二十四日达老河（即老哈河），太宗“各授以计，分兵前进”，从喜峰口突袭塞内。明在宁、锦布防重兵，而山海关以西的城垣颓落，军武废弛，对后金兵毫无设防。所以太宗率大军一到，连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诸边城，合力包围重镇遵化。山海关总兵、著名将领赵率教闻知，急驰人援，与阿济格对阵，被斩于马下，明兵大败。遵化沦陷，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太宗留下参将英额尔岱、游击李恩忠、文馆范文程统八百兵守遵化，自率大军趋北京。京师得报，立即戒严。
袁崇焕自宁远急驰山海关，调集所部坚守各处要地，率军进关应援。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于十一月九日抢先进驻蓟州，而太宗率大军直到十二日才抵此城。太宗对袁军如此神速不无惊讶。但他早有打算，回避交锋，趁袁军不注意，迅速离
蓟城西进。袁崇焕得知后金兵西去，急率军尾后追赶。后金兵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诸城。太宗于十五日驻营通州，袁军已抵河西务（今香河南、运河西岸）。
距离通州城还没有半天的路程。袁崇焕打算直接进京师。他还在蓟州时，朝廷已经听说他即将率领金兵进入内地，就下令袁不得过蓟州一步。他不明此中真意。
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待机进兵，易攻则战，如敌人防守严密，则乘隙进攻，这是万全之策。
袁崇焕不听。在这里，袁崇焕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该让后金兵毫无阻挡地直人北京。如果他调集大量兵力在通州与北京之间，筑一道防线，至少可延缓后金兵进军的时间。但他从蓟州尾随其后，到通州不与敌战，眼看着让后金兵直趋京师，以至惊扰都人，怨言四起，使太宗得以乘隙设反问计，招致杀身之祸。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抵左安门，后金兵前哨也抵城下，舆论一片哗然，都说“崇焕召（招）敌”，崇祯有所动心。二十日，后金兵蜂拥而至，在德胜门外，太宗亲自指挥，与明援兵展开了激战，互有杀伤。袁崇焕与其部将祖大寿等集兵广渠门，后金兵来攻，袁军力战，后金兵稍退。二十二日，后金兵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到京后，崇祯几次召见他，赏赐甚厚。他再三要求允许他的部队进城休息，崇祯就是不同意，相反，满桂的兵却获准进城。由此看来，崇祯对他起了疑心。无奈之下，袁崇焕只好驻营城外，陈兵城东南隅。太宗令部队列阵，接近明兵结营，他亲自察看一番，回营部署密计。后金兵抵京时，俘获明朝二名太监，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达海等监守。太宗批准高、鲍两人按计行事。他俩夜里回营，坐在离两个太监睡觉较近的地方，故作耳语，说：“今天撤兵是汗的大计。刚才看见汗单独一人，面向敌营，营中走出两人来见汗，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走，大意是，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即将成功。”有个姓杨的太监假装入睡，记住了高、鲍两人的耳语。二十九日，高、鲍故意放跑杨太监，他以重大军情进见崇祯，向他报告袁崇焕通敌的绝密情报。崇祯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
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进见，质问袁杀毛文龙及进京逗留不战两事。本来，崇祯此人疑心大，对袁擅杀大将毛文龙早就有所怀疑，现在，他把杀毛文龙与通敌联系起来，加之袁崇焕一贯主张和议，就断定他纵敌进京，迫朝廷订城下之盟，于是便问成了叛国的大罪。袁崇焕一时无
法分辩，崇祯立即命锦衣卫将袁逮捕，送入监狱。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高捷等人乘机谋兴大狱，交章上疏，准备处死袁崇焕。官民百姓都误认为他通敌，没有一个人替他求情。至次年八月，崇祯将袁崇焕判处最残酷的磔刑，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死得极惨。据说处刑后，许多人都争食其肉，以泄心中之愤。袁死后，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之外。
袁崇焕被捕后，部将祖大寿惊惧异常，率军东走山海关。袁军听说主帅被拿问，立时走散了一万五千余人。崇祯急令满桂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军。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他率步骑五千，十七日在永定门外大战，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在战中阵亡，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城。太宗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十二月底，太宗留下一封致崇祯的请和的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都随太宗返回沈阳。
清太宗率军进军北京，是后金兵进关的第一次大演习。它不仅训练了这支铁骑，而且也获得了与明朝主力会战的经验，因而壮大了夺取全中国的雄心。太宗利用这次进兵，巧妙地施用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死他最嫉恨的袁崇焕，为后金铲除了一个劲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人们一直以为袁崇焕资敌通敌，死有余辜。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崇焕冤死才得以昭雪。太宗设间杀袁崇焕，再联系到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这一套可称为“连环计”，这些足以显出太宗的出类拔萃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清太宗率大军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处理军务，重新组织力量，只用十几天的时间，就收复了后金兵占领的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拔掉了插在京师脊背上的四颗钉子。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以后，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 年）正月东出巡关，打算重新整备关外的防务。辽东巡抚丘禾嘉建议应修复广宁、义州、右屯。孙承宗认为，广宁离海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上运输很难。义州偏居一处，离广宁远，一定得先占有右屯，聚兵积粟，才能渐渐逼近广宁。但右屯城已被摧毁，修筑后才能守。筑此城，敌兵一定会来攻，所以又必须恢复大、小凌河两城，以接连松山、杏山、锦州等城。经崇祯批准，决定先修复大凌河城。该城全称叫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位于锦州东三十
多里，属锦州守备管辖，建于宣德年间，周长三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明清战争期间，它是锦州的前哨阵地，屡经战争重创。这次经孙承宗提议，决定再次修复。这年七月，总兵祖大寿、何可刚及十余员副将率兵正式动工重建。
丢失永平四城的阿敏率败军刚回到沈阳，太宗就得知明兵在大凌河筑城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昼夜催调各军包括蒙古兵，由他亲率前去攻城，不给明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据他所知，明朝“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攻下此城，也便消灭了明朝的有生力量。他说，如果“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七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开沈阳向西行进，第二天，渡过辽河，召集众将领，宣布军纪：凡俘虏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裸取其衣服，当加意抚恤。他嘱托众将：为将帅之道，在于申明法令，抚驭得宜，就会使人人奋进，争立功业。
八月一日，大军驻扎辽阳河，蒙古各部落率兵来会，举行酒宴，为他们远道而来洗尘慰劳。在这里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兵二万，经由义州，驻扎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太宗率领经由白土场，趋广宁大道，约定六日两军在大凌河城相会。
大凌河城大约在七月中旬动工修复，到这时才只有半个多月。辽东巡抚丘禾嘉自作主张，同时修复右屯城，分散了人力和物力，结果大凌河城雉堞仅修建一半，就仓促闭门拒战。城中原有官兵一万六千零二人，后遣派买战马及守宁远的共二千二百人，实际人数是一万兰千八百零二人，夫役商贾约一万多人，全城共计三万余人。六日夜，后金兵两路汇合后，开始围城。太宗总结以往的教训，认识到，至少在目前，后金的长处不在于攻坚，这次改为围而不攻，迫使城内粮尽援绝而投降。他指导作战方略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兵力部署如下：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围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围北面之东侧；阿巴泰居后应备。
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塞勒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围南面之西，济尔哈朗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内格围南面之东侧。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围东面之北侧，多铎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围东面之东侧，多尔衮居后策应。
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围西之北侧，代善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围正南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围西面立南侧，岳托居后策应。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
城四周布署主攻与策应，其实等于安置两重兵力，而蒙古兵为机动，居间进围。此次用兵与以前不同，不仅战术有了变化，而且还拥有很多大炮，这就大大提高了后金兵的战斗力，初步改变了过去挨轰挨打的局面。从这年开始，后金已经能独立制造大炮，还有从明兵手中夺取来的，投降带过来的，大炮的数量也不算少了。为此，太宗在各旗成立一个炮兵营，各配备红衣炮和大将军炮计四十门。
这次围大凌河城，太宗首次携带大炮，命令额驸佟养性率领汉兵，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安放大炮，堵截明朝援兵。
以上各旗绕城及侧重西面防明锦州援兵，共托营盘四十五座，周围绵延五十里，他们各在自己防区环城挖掘大小四道壕堑：一道深宽各丈许，一道环前道壕再挖一条宽五尺、深七尺五寸的壕，铺上秫秸，覆盖上土。据此壕五丈远之处筑墙，高丈余，墙上加垛口，远看如一道城墙。各旗还在自己营地周围挖掘一道拦马小壕，深宽各五尺。太宗下旨说：各旗将士严守阵地，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出城。
他自己则整天高坐城南山冈，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城内的一举一动。
这一套严密的围困工事，可谓是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表明太宗此次用兵志在必胜的决心。连明人也惊叹不已：“逆奴围凌，连控四壕，湾曲难行，器具齐全，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此围“封豕长蛇，其毒螫乃至于此。”困守在城里的明将祖大寿等开始还时不时地出动数十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或企图出城收割庄稼，或为骚扰，或作试探性的突围，后金兵把他们全打了回去。有一次，太宗用计，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援兵，引诱他们出城。
祖大寿不知是计，果然率兵出城，中了埋伏，被杀得片甲不留。祖大寿吃了多次亏，从九月下旬以后，再也不敢出战，总是紧闭城门。祖大寿惟一的希望是，朝廷能派大军来解救他们。朝廷确实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八月十六日，太宗围城才十天，松山城出动明兵两千前来支援。二十六日，辽东巡抚丘禾嘉与总兵吴襄、宋伟合兵六千赴援，于清兵在长山、小凌河间大战，被逐回锦州。九月十六日，太宗率军出击锦州，断绝对大凌河城的增援。至中途，他令众军暂停前进，带二百名亲兵到前边侦察。他沿着山脚，悄悄前行，等行至小凌河岸，突然遭遇刚出
城的锦州六千明兵。太宗刚穿戴铠甲，率二百名亲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明兵阵营大乱，纷纷掉头逃窜。太宗分军五队，直追到锦州城下。吴襄、宋伟出师不利，退回城里。二十四日，朝廷终于派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率战将百余员，马步兵四万余来解大凌河之围。过了小凌河，东进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朝援兵无法进入。二十七日黎明，明兵拔营，向大凌河城推进，在离城十五里的长山与后金兵接战。太宗亲率两翼骑兵直冲敌营，飞矢如雨；佟养性指挥汉兵发射大炮、火箭，明兵也以枪炮还击，霎时间，枪炮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明兵挡不住飞驰而至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吴襄营先乱，溃不成军。紧跟着其他营也乱作一团，纷纷溃逃。太宗预先在其归路埋伏精锐，预备歼灭逃经此路的明兵。此役，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三十三员将官被活捉，副将张吉甫、王之敬等死于交战，吴襄、宋伟等一小批将领侥幸逃掉。这次战役后，明朝再也没派援兵来。
援兵已绝，祖大寿和他的守城将士又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围困已两个月，城里储备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兵士宰杀战马充饥，马无草料，成批地死亡。老百姓更惨，他们很早就断了粮，成百上千的人都饿死了，勉强活着的人抢食死者身上的肉，用人骨当柴烧，所谓“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有个叫张翼辅的，从城里逃出，诉说城里的惨状：粮食已经吃光了，先杀工役而食，现在又杀兵丁食之，军粮已尽，唯有大官还剩一二升米。
在严密封锁中，太宗不断发起“政治”攻势。围城一开始，他就给祖大寿写信，劝他投降。其时，祖大寿在辽东有一个很大的封建家族，人口众多，家境殷实，权势显赫，毫无降意。太宗责令阵获的明将二十余人给他写信劝降，他本人还写了三封，一起送到城里，但祖大寿仍不投降，对来使说：“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他之所以不降，就是因为害怕后金随便杀人，顾虑身家性命，表示不相信太宗的话。太宗立即写信解释，说从前杀辽东人实有其事，我甚为痛悔，现在再也不妄杀一人，一律加以收养。二贝勒阿敏在永平屠戮汉官民，是他个人犯的罪行，已将其幽禁惩处。我愿与你及诸将军共事，在以肺腑之言，屡次相告。拖到十月》中旬，“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才决定投降。二十五日，祖大寿派他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一见面，济尔哈朗、岳托都起立，扶住祖可法，不让他下拜，说：“之前我们是仇敌，现在已讲和，都是
兄弟，何必拜？”以满族较高的抱见礼相待。他们问祖可法：“你们为何死守空城？”
祖答：“因为你们屠杀降民，所以迟疑。”岳托说：“杀辽东民是太祖时的事，我们也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是二贝勒阿敏干的，已受到处分。这些事与今汗毫无关系。”经过信使往来谈判，消除了祖氏父子和诸将的疑虑，也已谈妥有关投降事宜，只有副将何可纲反对投降。二十八日，祖大寿命逮捕，将他押至城外，斩首示众，何可纲毫不畏惧，不发一言，含笑而死。然后，祖大寿派四员副将、二员游击到后金营，代表他和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名将官与太宗及诸贝勒举行盟誓。当晚，祖大寿亲自到太宗御营见面。太宗十分高兴，派诸贝勒出迎一里，他则出幄外迎接，不让祖大寿跪见，而以抱见礼优待，还让他先人幄，他不敢，谦让后，太宗和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里边已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太宗亲自捧金卮酌酒给祖大寿，赏给祖大寿一大堆珍贵的他所穿用的物品，如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雕鞍、白马等。他感激不尽，以妻子尚在锦州为由，请求允许他回去设计智取锦州。太宗当即同意。十一月一日晚，祖大寿带二十六人，渡小凌河，徒步去锦州，大凌河城方面故意炮声不绝，以造交战及追赶的声势。守锦州的丘禾嘉与宋襄、中官李明臣、高起潜闻炮声，发兵支援，半路上恰遇祖大寿。他假称突围逃还，丘禾嘉信以为真。但他一去不复返，其子侄都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十年后，锦州战役时他才真的投降。
祖大寿走后，后金兵开进大凌河城。原先全城兵民共三万多人，此时仅有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只剩下三十二匹。三日，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款待大凌河城归顺将官，宴后，令他们较射。
九日，太宗下令班师，八旗将士载着满满的战利品，凯旋沈阳。撤军前，完全摧毁了大凌河城，只剩下城基，大凌河城变成一片废墟。大军连续撤了三天，到十三日才撤完。这次围困达三月余，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此役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严重损害了其军事力量。同时，太宗耐心地招降了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
他为得到一批人才而感到心满意足。在他看来，招揽人才是比得到一座城池重为重要的收获！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太宗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察哈尔，率军亲征，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战。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1634 年），太宗又发起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的，故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太宗召集诸贝勒大臣，征询他们对征明的看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该从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回答说：应从山海关入。太宗听了他们的回答，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
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太宗不走山海关，除了要在中途收拢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严密，不易通过。相比之下，宣、大一带的关口较为薄弱。宣府本是秦汉时上谷郡。明初，在此设开平卫，与辽左互为唇齿。
该地形势险要，“紫荆（即紫荆关，在河北满城北）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关）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西北一重镇也。”大同是秦汉时云中郡，明初设大同府，太祖封其一子为代王居此。自古这里就是“用武之地”，“华夷互争疆场所必守者也。”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掌控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拦“北虏”（即蒙古）南下，筑城堡，派重兵，宣府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大同“亦称金汤”。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边境日益糟糕。一方面，是因蒙古的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备工作，致使宣、大一带塞垣空虚，岌岌可危。太宗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大同离京师稍远，宣府与京师仅距三百余里。太宗突袭这两个重镇，不仅给京师造成直接军事威胁，而且足以动摇明朝的统治。诸贝勒大臣囿于陈规习见，考虑问题远不及此。他们当然都很赞成太宗这个深谋远虑的计划。
于是，太宗第二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展开对明朝新的打击。
五月二十二日，清太宗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大多数都是骑兵。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古。果如太宗所料，察哈尔余部纷纷在途中相遇，络绎不绝归向后金。
在行军途中，太宗把他的部队陆续分成四路前进：六月二十日，命令德格类率军一支进独石口，在朔州会合大军（山西朔县）。
六月三十日，遣代善和他的儿子萨哈廉、硕托入得胜堡。
七月五日，令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入龙门口。太宗亲自率领一军从尚方堡（或作上方堡、膳房堡）入口，经宣府趋应州（山西应县）至大同。
依据太宗计划而施，四路军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他这次用兵，不在于得城池、土地，主要目的，是掠取明朝财富，削弱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据一个被明兵抓获的后金侦控的供认；后金“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对于城镇能攻取即攻取之，一时攻不下即放弃，转而去别处。太宗入口后，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而攻取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从龙门口一入边，就攻龙门，没攻下，转攻保安州（河北涿鹿）。西路代善父子入边后，攻怀仁县没攻下，再攻井坪（山西平鲁）也没攻下。太宗指导他们攻朔州附近的马邑。东路德格类入边，陷长安岭堡，攻赤城不下，奔保安州，赴应州见太宗。出征前，太宗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他命每牛录出铁匠一名，携带镘五个、镩子五个、锹五把、斧头五把、锛子二个、凿子二个；每甲喇还备云梯二架等等。这些器具除了用于修理武器之外，也用于攻城。在火器大量而广泛地应用于战场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所以，后金兵一看到城坚炮利，就远远走开，躲到大炮的射程之外。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吸取以前的教训，明朝有关“申严边备之旨，盖无日不下，亦无地不周。至宣、大单虚，尤为圣明所注念。”当六月上旬，太宗行经内蒙古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先后连连发下十多次旨意，其中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旨意：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旨意虽严厉，地方守官都当作耳边风。“乃今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兵部尚书张凤翼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发出一连串的责问：敌人至边墙才发觉，那么侦探者干什么去了？“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祗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虽然痛心疾首，却落实不了朝廷中的任何一个大计。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惧于同后金对阵，他们不敢出战，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仅仅发射大炮。有个南山参将叫毛镔，他奉命带部分兵士去永宁开会，但“四门紧闭不开”，他在城外与城上的张将官“接谈许久，并不开门。”惧怕后金兵到这般地步，岂不叫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向朝廷发出呼吁，请求援兵，声称：“职等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延庆（河北延庆）、保安“二州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二州论陷，保安州知州阎生斗被杀。兵力不足，这是事实，他们则以此掩饰自己无能
怯战。崇祯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提供了真实情况。阁臣王应熊说：八月初，后金二十来个骑兵在山西崞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被掠获的这些妇女小孩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听到这里，怒火中烧。王应熊接着又说：崞县陷落后，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过了几天，地方官却向朝廷报告说，已收复此城。崇祯当即下令：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一律治罪，由兵部核实上奏。
明朝内部统治的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来回穿梭于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崇祯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由此可见，太宗的这次入塞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使它惶惶不安。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在应州会合，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山西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八月十三日，太宗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吴襄兵败，尤世威兵大战北门，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其他诸军先后攻克灵丘（山西灵丘）、崞县（山西崞阳县），攻忻州（山西忻县），明兵死守不下，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修兵败身亡。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太宗到大同时，曾向明朝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也一度请求议和。但此事刚开始，他们就变了卦，还写了******挂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造反”。太宗到了阳和，针对他们的这种欺骗行为，给张宗衡写信，指斥明将虚妄无能，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太宗约他们出城会战以决胜负，明将不置一词作答。八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阳和，闰八月四日，攻下万全左卫（宣化西），斩守备常汝忠，歼灭一千多名明朝士兵。七日，太宗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很多天，直到九月十九日，已是初冬之时，才回到沈阳。
清太宗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大五旬（一旬为十天），杀掠无算。”其活动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当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在掠夺之后，安然出口东去。尽管太宗宣布行军纪律，约束兵士，但它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取明朝财物，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明朝的军队纪律很坏，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
巨大的灾难。王应熊指出：“彼（指后金兵）利子女玉帛耳，田禾未损。援兵屯城西，刈禾牧马，民甚苦之。”太宗远行数千里又一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他的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说明明朝在其北部再也没有一条可设防的巩固防线了。
明清之际，我国蒙古族活动于长城以北，东起黑龙江、西抵阿尔泰山的辽阔区域。按其游牧区域分为三大部分：以沙漠瀚海（即戈壁大沙漠）为分界线，其南部称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西部称漠西额鲁特蒙古。其中漠南蒙古东边接壤于后金，西边相接于明朝。三者鼎足而立，展开了错综复杂、尖锐而激烈的斗争。清太宗以他的政治家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巧妙地运用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手段，把桀骜不羁的蒙古争取到自己一边，并使之归入后金版图。这是太宗的重大历史成就之一。
林丹汗（也作陵丹）是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明人称他为“虎墩兔憨”，汉语即“可汗”。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按血统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他的祖先达延车臣汗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早在明初，元顺帝被逐中原，远遁大漠之北。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从此分割成各不相统属的诸部落，各自争夺不下，互为雄长，明人统以“北虏”称之。到了中期，活动于大漠南北的达延汗诸子大都“由瀚海南徙”，进入内蒙古，驻牧插汉儿（即察哈尔）之地，因以名部。
诸子分处各部，便形成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等九部。自达延汗历数世，传至达赉逊（明人称“打来孙”），始驻牧宣府塞外，为了不触及蒙古俺答部的势力，又在辽东边外设置帐蓬。由达赉逊四传至虎墩兔，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即汗位，号库图克图汗。当时，由于蒙古内部互相攻杀，明朝不断进兵袭击，各部多处于衰落状态。惟独林丹汗奋然有恢复祖业之志，积极进行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力图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在他的掌控下，察哈尔一度强盛，士马精壮，无人敢与之对抗。辽阔广大的漠南成了察哈尔的一统天下。
然而，林丹汗的种种努力终归还是白费了。一是后金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使林丹汗不得逞志于东北，而且后金竞相发展，影响了察哈尔的发展；二是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生活游动不定，他们时聚时散，或分或离。各部蒙古在其他方面也不尽相同，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自然状况使政治上的统一一时很难实现。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蒙古各部封建主出于自身的利益都不支持林丹汗统一蒙古。因为林丹汗搞统一，必然使他们处于察哈尔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根本利益。特别是在武力统一过程中，林丹汗到处“兴兵攻掠”，“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大肆进行屠杀和掠夺，逼得一些部落到处奔逃。林丹汗对被征服的各部实行残暴的统治，更增添了蒙古各部同察哈尔的离心力。林丹汗“昏于酒色”，对各部索求无厌。科尔沁部首领土谢图额驸有一匹名马，叫“杭爱”，林丹汗只用一胄强行把马换去，土谢图敢怒不敢言。林丹汗又用一胄送到阿禄部落，向首领济农要一千匹马。济农说：“岂有一胄换一千匹马？这明摆着是无事生非来侵犯我！”为了避免战祸，济农忍气吞声白白给马五百匹。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有一只鹰，善捕飞鸟，林丹汗又派人索取。卓礼克图亲王很不愿意给，土谢图劝他给了林丹汗。林丹汗“有宋康武乙之暴”，“如此贪横，人心安得而服耶？”
因而激起各部蒙古封建主对林丹汗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投向后金国，求得庇护。
后金的极速发展，和它对投向后金的蒙古封建主实行的保护政策，引起林丹汗的恐惧与嫉恨。天命四年（1619 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向后金遣使，致书努尔哈赤，公然挑起军事威胁：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即元朝始祖成吉思汗之号），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大明于我两国乃仇雠（仇）也。吾闻自戊午年（天命三年，1618 年）来大明始受兵于汝国，今夏我已亲赴广宁，招抚其城，取其贡赋，倘汝兵往图之，吾欲不利于汝。吾两人原无恶仇，若吾所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设不从吾言，两人之是非，穹苍鉴之。
据说蒙古有四十万人，但这只是个传统的数字，泛指整个蒙古而言。林丹汗自称是“四十万众英主”，表示他是大漠南北蒙古的统治者。他看不起只有“三万人”的努尔哈赤，无所顾忌地发出军事威胁，不准他取广宁城。努尔哈赤将这封信公布于众，引起群情激愤，有的请求杀掉来使，有的请求削掉来使的鼻子放回去。努尔哈赤说：“你们发怒诚然是对的，我也很生气。但此事与来使无关，是主谋的罪过。”他决定扣留使者，过一段时间放他回去，再答复林丹汗的挑衅。
天命五年（1621 年）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致书林丹汗，书曰：阅来书，汝为四十万蒙古主，吾为水滨三万人主。为何恃其众以骄吾国乎？闻昔大明洪武取大都（北京）时，四十万蒙古几乎消亡殆尽，奔逃者仅有六万，不尽属汝，俄里都施一万，专拙土默特一万，阿孙特雍寿布胯喇沁一万，此三万之众据汝之右，
肆意侵略，于汝无与。即左三万之众果尽属于汝耶？三万且不足，乃以往昔之陈言自哆为四十万，而鄙吾国止三万人乎？天地岂不知之？然吾国虽小，不似汝之众；吾力虽弱，不似汝之强，但得天地垂佑，哈达、辉发、兀喇、夜黑、以及大明国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八处都归我所有。……想大明未受吾兵时，汝初与搆兵，弃盔甲、驼马，空身败北；再与搆兵，革根歹青之暇并十余人被斩于阵中，无功而返，不知二次所得者何处人畜？所魁者何处名城？所败者何处大兵？独不思大明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威势逼迫，杀其男子，遗其妇女，大明畏我，故以利诱汝非与？大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因衣冠相近，二国遂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汝果有知识者，来书当云：皇兄征吾旧日之仇国，蒙天垂佑，破其城，败其众，同心协力，共图有隙之大明。这样岂不更好！……努尔哈赤毫不留情地狠狠奚落了林丹汗一顿，大揭其短处，从其祖宗被逐出北京，直到他几次失败，嘲弄他自夸自大吓唬人，讽刺他忘记祖宗被逐的耻辱，贪财好货，受明朝利用。当时，明朝为了对抗后金，“思用东部插汗小王子（即林丹汗）欲以敌大清”，年年都要送给他给赏金八万一千两，欲图收买他效力于明朝。林丹汗则利用明朝这一政策，每每“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达不到目的，就动干戈，不断侵袭内地，明朝对他也无可奈何。努尔哈赤讲的是实际情况，摆清利害关系，还是希望林丹汗和他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们共同的敌国——明朝。
林丹汗对努尔哈赤的这一赤裸裸的揭露大为恼火，他马上报复后金，逮捕使者，囚禁起来。努尔哈赤不惧怕林丹汗的威胁，于天命七年发兵攻克广宁，而林丹汗慑于后金的强大，不敢与之争锋。是时，努尔哈赤正全力巩固和经营所占领的辽东地区，避免同林丹汗交战。他采取笼络蒙古的政策，来分化瓦解林丹汗的势力。他相继同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刑白马乌牛”，举行盟誓，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孤立了林丹汗在蒙古的势力。天命十年，他攻打科尔沁部，后金兵赶来援助，还没交战，林丹汗就连夜拔营而逃。这表明林丹汗已经日益衰败，无力与后金抗衡。太宗即位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先后三次用兵察哈尔，终使林丹汗败亡。
清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察哈尔林丹汗是他在蒙古方面遇到的一个主要劲敌，唯有击垮林丹汗，整个漠南蒙古才能俯首听命。因此他继续推行分化瓦解察哈尔
的政策，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对林丹汗的强烈不满情绪，逐个拉扰他们以至都投奔他，结成针对察哈尔的军事同盟，而在军事上则采取比他父亲更大胆更果断的步骤，予以狠狠地打击。
天聪元年正月，清太宗即位才几个月，他一听到林丹汗兴兵攻打喀尔喀诸部的消息，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向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敖汉部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等首领发出信件，要求建立友好关系，还要他们把他的信件传给克什克腾诸部，以扩大影响。奈曼、敖汉终“因察哈尔不道，来求圣主福庇”，于七月间，率众归附后金，太宗给予热烈欢迎，隆重接待。随着形势的发展，归附者越来越多，连林丹汗属下的重要人物也不断投向后金。这使林丹汗进一步陷入孤立。
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各部封建主为反抗林丹汗的统治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趋势也进一步发展了。天聪元年底到二年初，喀喇沁部再也无法忍受林丹汗的掠夺，联合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以及喀尔喀诸部，组成一支十余万人的联军，同察哈尔兵在土默特部落赵城地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林丹汗派驻这里的四万兵全部被歼，随后，他派去张家口请赏的三千兵往回返时，遭遇喀喇沁等部的联军，也被歼灭了。联军方面，损失也相当严重。在双方的力量都遭到重创的情况下，喀喇沁部致书清太宗，请求发兵攻打林丹汗。他们告诉太宗：“察哈尔汗根本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兴师攻取。要求参加联合攻击林丹汗的，还有喀尔喀，阿巴亥、土默特等部。太宗同意出兵，但坚持先“会盟”经过谈判，达成必要的协议，使他取得政治上的支配权。所以他要喀喇沁等部派人来“面议一切”。到了七月，喀喇沁部派遣喇嘛四人，率领五百三十人的代表团来沈阳“乞盟”。谈判成功，双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达成了共同攻取林丹汗的一致意见。正式形成了以清太宗为盟主、针对林丹汗的军事联盟。
在取得蒙古诸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后，太宗这才无所顾忌地进兵察哈尔。还在天聪二年（1628 年）二月中旬，太宗率精骑在敖木伦地方攻击了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余人，先挫察哈尔锐气。九月，太宗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调遣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会于所约之地”，他亲自率领满、蒙军队西征察哈尔。十九日，在接近敌人目标时，昼夜兼程地进军，次日黎明，骑兵飞驰袭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诸地，派精骑追赶察哈尔败军，一直追到兴安岭，取得了
初步胜利。十月中旬，太宗返回沈阳。
天聪六年（1632 年）三月。太宗下令征集各部蒙古兵，再次率师远征林丹汗。四月一日，大军出发，西渡辽河，恰逢涨水，太宗与诸贝勒乘舟，人马涉水而过，历经两个白天黑夜。经都尔鼻、西拉木轮河、昭乌达等地，沿路各部蒙古纷纷率兵来会，共有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齐各部蒙古，太宗举行盛大宴会。对他们“率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分别给予批评或嘉奖，众蒙古首领“皆叩首受命”，充分显示了太宗无可争辩的至上权威。
清太宗这次进攻察哈尔，目标直击林丹汗的巢穴，一举荡平察哈尔，统一内蒙古。大军日夜兼程，准备给林丹汗以“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驻营于大儿湖附近的公古里河。至此，行军已达一千二百里（从沈阳算起），可是，却没见到察哈尔部的一个人影儿。原来大军内有二个蒙古人中途逃跑，向林丹汗报告了清太宗的军事行动。经上一次征讨，林丹汗已成“惊弓之鸟”，一听说后金发大军征伐，“大惧，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渡黄河，国人仓促逃遁，尽委辎重而去。”太宗下旨加速追击。第二天，从察哈尔部逃来一个人。报告说：林丹汗携部众奔库黑得勒酥，距此约有一月程。为解决粮饷，避免马疲，太宗率军向归化奔赴。行军途中，多是荒无人烟之地，军中粮食接济不上，就靠打猎捕食兽肉充饥。在朱儿格地方，只见黄羊遍野，不计其数。太宗令全军分作两翼围猎，还不到一天，就捕获了数万只。太宗也参加这项活动，他拉开强弓，每发必中，一矢竟贯穿两只黄羊，他一人就射杀了五十八只！已经是盛夏季节，骄阳似火，天气酷热，又找不到水喝，士兵们干渴难耐，很多人都昏倒了。因为是夜里行军，没人知道有士兵掉队。走了一夜。
第二天好不容易才见到人家，士兵们用一只黄羊换一碗水喝。太宗发现不少士兵掉队，令各牛录带着水去寻找他们。
五月二十三日，大军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前进：左翼由阿济格率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部兵一万，进军大同、宣府边外察哈尔属地。右翼由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率兵二万进归化城、黄河一带。太宗与代善、莽古尔泰率兵继续前进。三路军日驰七百里，于二十七日分别到达目的地。太宗也在这天中午进入归化城。从昭乌达会齐各部蒙古兵，到达归化，苦追四十多天，前锋直达黄河木纳汉山。林丹汗闻讯，惊恐
万分，“星夜遁去”，已先于后金兵抢渡黄河向西逃去。太宗勒兵停止追击，离归化，回师宣府，张家口边外，与明朝地方官员举行议和谈判。他们惧于后金兵威，不敢拒绝，就派官送去不少礼物，太宗也回赠他们，双方达成协议，还进行了贸易往来。太宗认为此次远征基本达到目的，下令班师回朝。七月二十四日，顺利回到沈阳。
此行往返万余里，历三个月又二十六天。虽然没有捉到林丹汗，但迫使他放弃本土远逃，一度强大的察哈尔陷入崩溃瓦解之中，在路上，太宗收获了数以千万的林丹汗部众，计人畜十余万，是太宗的一次收获颇大的胜利。
经过这次长途追击，林丹汗被撵得几无立足之地，他率残部日夜兼程地向图白忒部（西藏）逃去。“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往。”原有十余万部众，途中离散而去的有十之七八，再加上病死的，所余部众少之又少。牲畜没有饲料，大批大批地死亡，人没有吃的，“杀人以食，自相攻夺”，四处溃散。当天聪八年太宗西征宣、大时，林丹汗已逃到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首领一死去，跟随他逃跑的部众几乎一哄而散，连他的许多大臣也都各率所部自谋生路。他们看到向西逃没有尽头，还不如投奔后金。因此，陆续循旧路往回返。正巧太宗率大军来到，把他们一一招抚。太宗急于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和他的余众。此时，额哲和他的母亲去从未定，尚徘徊于青海境内。终因路途遥远，既无法探得准确消息，一时又无法找到，太宗就在九月间，回到沈阳，这次远征就此结束。
天聪九年（1635 年）二月末，太宗任命他的弟弟二十三岁的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额哲。
三月末，行至西喇珠尔格地方，遇到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她率一千五百户来降，从她那里知道了额哲的驻处。多尔衮派温泰等护送他们先行回沈阳，他和侄儿则率兵继续前进。四月二十日，渡过黄河，星夜疾驰，至托里图，终于找到了额哲，与他并无交战，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率部民一千户归降，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这可是一件国宝，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一直藏在深宫内院，元顺帝逃跑时携带在身，他死后，玉玺失落，不知去向。过了二百余年，有一个牧羊人在山冈下放羊，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只用蹄子刨地，牧羊人觉得很诧异，就刨开这块地，发现了这块玉玺，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又被林丹汗攻破，玉玺也就转到了林丹汗的手上。这次又被多尔衮得到，他万分外欣喜，只见玉玺上刻汉
篆“制诰之宝”四个字，两边各有一条飞龙，光气焕烂。多尔衮急遣人驰奏太宗，报告这一喜讯。
太宗看了奏报，十分高兴。为此，他带诸贝勒大臣出沈阳城远迎凯旋大军。
九月五日，他渡过辽河，当晚抵阳石木河岸驻营，次日，在这里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欢迎仪式：太宗领诸贝勒大臣与凯旋的多尔衮等将领，在新筑的坛上设黄案，焚香拜天，然后回到御座，多尔衮等举案献传国玉玺，由正黄旗大臣纳穆泰、镶黄旗大臣图尔格接过，群臣一起跪下。太宗帐篷前的黄案上摆着香炉，数支香放出缕缕青烟，向天空轻盈盈地飘去。太宗从两大臣手捧的几案上接过玉玺，双手捧着，率众再向“天”跪拜行礼。这一套神乎其神的仪式举行完毕，出征将领相继与太宗行见面礼。继之是额哲率察哈尔诸大臣远远跪拜，稍前再拜一次，再到太宗面前跪拜，行满族的抱见礼。最后一个环节是宴会，气氛由庄严、肃穆转为轻松、欢快。宴后，大宗对额哲的赏赐极为丰厚，还把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许配他为妻。第二年，额哲被首批封为外藩亲王，“位冠四十五旗贝勒之上”。跟额哲一块归附的大小首领数百人，也得到了各种丰厚的赏赐。
太宗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其实是接受察哈尔部归服的受降仪式。昔日为敌近二十年的察哈尔举国归降，实为重大历史事件。太宗庄严接受历代传国玉玺，不仅象征着他已成为蒙古的合法统治者，而且是“一统万年之端也”。从此，更加坚信“天命”已归后金，这种信念无疑增强了他们的进取精神，激励他们去取得新的胜利。
清太宗三次用兵察哈尔，实际上是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战争。彻底孤立、众叛亲离的林丹汗不敢交锋，闻风就逃，直至败殁于万里他乡。强大的察哈尔部灭亡，顿时消除了统一的障碍，在广阔的漠南蒙古不再存有与后金为敌的对手了。于是，分裂的漠南蒙古重新获得统一，被后金政权所管辖。
历史证明，单靠军事征服和镇压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太宗从一开始就知道避免单纯使用武力，他也不满足于以往仅仅依靠的会盟仪式和誓言，而是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蒙古诸部，行使他的中央集权。天聪三年（1629 年）正月，太宗敕谕归顺的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悉遵我国制”。把后金的政治制度陆续推行于已归服的蒙古各部，使之政治上整齐划一，这是实现政治上统一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天聪八年，太宗利用外藩蒙古来沈阳朝贺元旦的机会，
进一步提出：“不遵我国制度者俱罪之。”他清楚地知道“蒙古诸部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因此，他具体地帮助他们制定法律条文，不断完善法律的内容。例如，他规定：凡蒙古王公贵族夺有夫之妇，配予他人的，罚五十匹马、五十峰骆驼；娶纳此妇者，罚七九之数给原夫；凡奸拐有夫之妇逃离本主者，男女俱论死，家产归原夫。各贝勒王公不查处，罚马五十匹、骆驼五峰。军事上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条文。天聪三年三月，太宗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宣布军令：“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从心……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均必须从军，违者罚马百、驼十，迟三日未到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于相约之地，则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最残酷的惩罚是死刑。只有对叛变者才实行这种惩罚。天聪八年五月，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等几个头目诡称往索伦部取贡赋，率本部众叛逃。太宗依据“法律所载，叛者必诛”的规定，指令土谢图济农遣兵追捕斩首。土谢图济农执行了这一命令，将他们捕获后斩首。十月，太宗派阿什达尔汉等到外藩蒙古各部落宣布“钦定法令”。虽然文献没有详细记载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但可以肯定，它包括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崇德元年（1636 年）十月，命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会合都察院承政、国舅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塔布囊达雅齐前赴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会同外藩蒙古王公一起审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太宗还经常派大臣到蒙古各地视察和处理蒙古事务，督察各王公贵族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法律、政令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太宗用法令对他们进行约束，以至使蒙古的政治统一得到了保证。
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内乱不已，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各部蒙古贵族相互争夺牧场、居民和财富。太宗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严格划定各部牧地疆界，分定人口，从根本上消除纷争，维护中央的集中与统一。天聪八年十月，阿什达尔汉、达雅齐两人奉命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会同各部落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划牧地”，“分给蒙古诸贝勒”。分毕，严禁各部互相兼并、争夺，规定如有越过别人的疆界，“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必须彼此会齐，同时移动，不许零乱
参差不齐。疆界划分后，又“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敖汉一千八百户、奈曼一千四百户、巴林塞特尔八百户、满珠习礼八百户、达尔汉巴图鲁、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户、内齐、土巴济农二千户、四子部落土门达尔汉二千户、塔赖达尔汉、车根塞冷三千户、杜棱济农二千户、东戴青二千户，共计二万五千二百余户。最后，会审有关出征违令或犯有其他罪过的蒙古贝勒，逐个判罪处罚，经太宗审核，本着“外藩从宽”
的原则，均从轻处理。
太宗加强对蒙古的统治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在组织上，效仿满洲八旗制，编立蒙古八旗。努尔哈赤时期，参加后金政权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都比较少，没有必要单独立旗，他们分别被编为牛录，隶属于满洲八旗。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蒙古人归附后金日见增多，蒙古牛录进一步扩大，进而编为蒙古旗。编旗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已有关于蒙古二旗的记载。这一年，太宗率大军入关伐明，除满洲八旗这外，“蒙古二旗”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远征。由此可知，天聪三年，或稍前，已经成立了蒙古二旗，当时称为“蒙古右营”和“蒙古左营”。天聪八年，将蒙古右营改称为“右翼兵”，左营为“左翼兵”。击败林丹汗后，天聪九年，太宗下旨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规定除盲人和手足残废者，凡是年龄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都正式编入蒙古八旗。编八旗的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另编立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旗，共计十一旗，后三旗仍隶属满洲八旗之内。通过编旗，后金中央政权直接掌握了蒙古的户口，也就增添了税收、征兵、服役的来源。接着，太宗把旗的组织推行到整个蒙古地区，把蒙古划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在内蒙古，陆续编为四十九旗，每旗设札萨克（即旗长）一人，总管旗务。札萨克兼有世袭贵族和受后金（清）任命为官吏的两重身份。
太宗掌握了袭爵袭职、革爵黜职的权力，通过“内三院”之内秘书院后来是理藩院对蒙古各旗发布指令、调遣。此外，察哈尔与归化城土默特，并不划归为内蒙古所有，而称为内属蒙古，完全以八旗制划分，不设札萨克，均由中央派驻的大臣管辖。后来，又在旗的上边设盟的组织，即把邻近的若干旗组织为一盟。内蒙古地区四十九旗，共设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
等六盟。事实上，“盟”不过是蒙古部落的原有民族形式，但它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受到八旗制度的严厉约束。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长期斗争的基础上，清太宗在蒙古地区实行八旗制及其以后建盟，从而为清朝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盟旗制。它的根本目的是对蒙古实行分而治之，把广大的蒙古族人民固定在各自的区域内，受到种种监督和统治，以建立起稳定的封建秩序。但它客观上使历来肇祸致乱的北方获得了长治久安，从此，蒙古族长期纷乱，争战频繁的局面得以结束，创造了一个较为长久的安定环境，这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世康熙帝在巡视蒙古地区时，曾批评秦始皇修长城是白费“土后立功”，炫耀他的祖宗建立的制度和对蒙古推行的政策“较长城更为巩固”。
在当时，漠南蒙古的统一，对后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天聪八年十月，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者甚多。……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录诸部落，都已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到汤古忒部落（西藏），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均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
清太宗统一漠南蒙古对漠北蒙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主动争取它来归附。漠北蒙古分为三大部，即喀尔喀三部，分别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所统治。三部远居于戈壁沙漠以北。与后金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冲突。因此太宗对它的联络与和平交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天聪十年（1636 年）二月，太宗派使臣去喀尔喀三部，劝其遣使前来协商“讲和事宜”。同年十一月，车臣汗遣卫征喇嘛等来沈阳朝贡。崇德三年（1638 年）三月，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太宗下令他们每年都要向清朝行“九白之贡”。正式确立了臣属关系。至此，辽阔的外蒙古也归入清朝版图。
清太宗即位九年，苦心经营，励精图治，从根本上扭转了“四境逼处”的危险处境，如今只剩下惟一敌国明朝。而漠南蒙古己经归入后金（清）政权，明朝则被置于包围和孤立之中。在这种完全有利的形势下，太宗就可以肆无忌殚地全力攻明了。
当清太宗雄心勃勃向南行军，奋力西征时，他作为女真人后裔，并没有忘记
祖先的故乡黑龙江。辽阔而富饶的黑龙江流域，是我国古代东北民族的摇篮。几个世纪前，女真人曾崛起于此地，建立过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再次崛起，涌现出努尔哈赤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他去世时，给子孙后代留下了辽东及领有东海部分地区的遗产。
清太宗即位，继承了努尔哈赤的遗志，在同明朝、朝鲜、蒙古作殊死斗争时，不断进军黑龙江，力图恢复祖先的故土。
明代东北的疆域非常辽阔，它西起贝加尔湖，东濒日本海；南起旅顺，北抵外兴安岭。涛涛的黑龙江、乌苏里江作为内河流贯其中。从明初洪武年问，明朝就此设立了大量的军政机构都司卫所，掌握国家管辖权。洪武四年（1371 年），先在辽阳置定辽都卫，六年置辽阳府县，八年改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七年（1409年），于黑龙江口特林故元征东元帅府旧都建奴儿干都司，辖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至万历时期（1573～1620）卫增至到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左卫即在该都司管辖之下。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明朝在此主要采取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在辽东地区，由朝廷直接遣派各级官员，派兵驻守，号称“九边”重镇之一。从开原即辽东边墙以北直至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明朝不直接派员管理，而是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头人担任卫所官员，代明朝管理。所谓“荒服之外，皆奉正朔，称臣妾小者得列暑，而爵秩之大者，得宣命而君长之。”即是文献上所说的“羁縻”政策。明英宗说得十分明白：“尔女直野人皆自开国之初，设卫授官，颁给印信，管治人民。”具体来说，封“其酋长为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诸职，给之印信，仍按旧例，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当地部落酋长掌管本民族事务，朝廷不直接进行统治，即“以夷治夷”。这与后来清朝在蒙古区域推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以及历代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努尔哈赤和他的祖辈既是女真部落酋长，又充任了明朝的地方官员。因此，清太宗曾说：“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这些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官员与内地官员的不同之处，一是朝廷“不给官禄”，靠他们“役使”
当地人民来获得“官禄”；二是按规定时间向朝廷进贡；三是只要明朝点头，可以世袭。
明朝的这一民族统治政策实行了二百余年，它对东北方民族的统治基本上得以维护，有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安定局面。直到 16 世纪末，努尔哈赤起兵（1583
年）前后，明朝的统治继续存在，黑龙江、乌苏里江领域与明朝的隶属依然关系保持不变。例如：万历九年（1581 年），设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附近的努儿干卫请求明朝换敕书、改职衔。
万历十六年（1588 年）十一月，位于黑龙江下游右岸、忒河口的右帖卫派出一百八十三人的庞大使团，向朝廷进贡，有一次贡马五百九十三匹。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在格林河口附近的忽林屯设立的忽石门卫向朝廷请求“袭职”。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设在锡林特山以东额勒河流域的斡兰河卫向明朝请求“袭职”。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设在格林河流域的葛林卫请求“袭职”。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设在门河（注入兴凯湖）流域的莫温河卫，向明朝请求“袭职”。
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右帖卫向朝廷贡马三百五十二匹。
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对此有完备而周详的叙述的则是《明实录》。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至海设置的卫所和它的统治方式，十分清晰地表明了明代东北疆域的极限和它对这一广大地区的有效管辖。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努尔哈赤兴起、发展的历史，就是取代明朝对东北统治的历史。他起兵先统一建州女真部，接着兼并邻近女真各部。与此同时，他向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进兵，着手统一这些地区。
在现今松花江西南到图们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到沿海岛屿，在当时叫东海部，是女真诸部中势力较为强盛的一个部。它分为瓦尔喀、窝集、虎尔喀（又写作呼尔哈）三个部分。努尔哈赤首先进兵窝集部。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冬，他派兵一千安抚了该部的瑚叶路。次年十一月，进军图们江北、绥芬河、牡丹江一带，招抚了该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玛察四路。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七月，努尔哈赤派兵降服了乌尔古辰与木伦两路。十二月，转战图们江北、珲春以西的地方，取夺取了虎尔喀部扎古塔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一月，收抚窝集部的雅兰和西林两路，这两处地方都在现今海参崴东面俄罗斯境内。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这一年，他派兵招抚乌苏里江下游两岸的诺洛路（以诺罗河得名）、锡喇忻路（以锡喇忻河得名）
和使犬部，这三个地方的酋长四十人亲自赫图阿拉朝见努尔哈赤。使犬部位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处东北的混同江流域。赫哲、费雅喀等民族属于该部，因为他们都用狗驾车拉船，狗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因此，他们才被称为“使犬部”。自从这次招抚后，使犬部归入后金。天命二年（1617 年），努尔哈赤还派兵到东海一带，带走了散居于此的全部百姓，其中有的占据海岛不受招抚，后金兵驾着小船把他们带到岸上，送到沈阳。经努尔哈赤招抚，东海部几乎全为后金所有。
努尔哈赤集中主要力量统一和经营黑龙江下游与东部滨海地区，但同时他也把目光转向了黑龙江中游地区。天命元年，他派二千兵马进军居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这是努尔哈赤用兵黑龙江中游的开始。萨哈连，满语乃“黑色”之意。
黑龙江古称黑水，该部世居于此，故得名萨哈连。后金兵渡过黑龙江，在北岸连着攻取十一寨，大获全胜而归。
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南北进兵，屡次进兵东部沿海地带，明朝在东北的统治秩序完全被打破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同明朝政治上的录属关系也开始改变了。努尔哈赤致力于经营黑龙江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但他还未等到全部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就去世了。他未完成统一的那一部分历史使命就落到了他的后继者清太宗身上。
努尔哈赤在世时，屡次动用军事力量征服和兼并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从而取得了明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权。他在使用武力时，非常留心用和平的手段即招抚的办法笼络当地人民投靠后金。天命三年（1618 年）十一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得到东海部呼尔哈部长纳哈答率当地百姓一百户前来投顺的消息，立即派二百人前去迎接。二十日，把他们接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升殿，一一接见，然后设宴款待。他问纳哈答及其部众，有全家愿意留在这里的，站一边；家有遗产而愿意回去的，站另一边。结果，大部分还是愿意回去。努尔哈赤也不言语，随即宣布：赐给愿留下的八名头目每人各得男女仆人二十名、马十匹、牛十头、冬衣、蟒缎、皮裘、大围、秋衣、蟒袍、小褂等四季衣服俱备，另拨给房屋、田地等生活生产必需的物资。不愿留下的人一看条件如此丰厚，与他们的家产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于是争抢要求留下。努尔哈赤当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些留下来的人，让只有很少一部分愿回去的人捎信给家里，说：“金兵企
图杀我们，图谋我们的人畜财物。汗（努尔哈赤）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居然能给我们这么多好处。我们家乡的兄弟眷属都来吧！”。从他们的话里，确实反映了后金兵在征讨他们时进行了无情的杀戮与抢掠。努尔哈赤改用招抚，他们欢喜若狂，马上称颂他，表示愿意归附。这说明招抚的政策更能打动人心。很可惜，努尔哈赤在征抚并用时，使用更多的还是军事征伐。这不能不给当地各民族带来某种不幸，因而彼此很难互相信任。
清太宗继承汗位后，对黑龙江中上游地区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政策。他适应形势的发展，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偏重使用武力，而首先重在招抚，让此地各族人民自愿地归向后金政权。他本着自古女真为一家的原则，从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把后金的满族同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他制定了“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的和平招抚政策。他派人到黑龙江向各族人民反复宣传：
“你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先世本来就是一族之人，历史记载非常明确，而且我们说话的语音也极为相似，只是你们还不了解这种情况”。凡是黑龙江来朝贡的部落酋长，太宗都亲自接待、宴请，好言相劝，向他们说明历史上彼此密切的关系，开导他们归顺。他还注意尊重当地头人与人民的习惯与要求。天聪八年（1634年），他召见黑龙江地方的屯长喀拜、郭尔敦等，对他们说：“你们那儿荒凉偏僻，不知年月，我是很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生活的。但作为人君，各自统率自己的部属，这是共同的道理。你们是很贤明的，所以你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这才是你们的心愿。”他的原则是，只要是“输诚来归”的，都要他们“复还故土”，在政治上和后金保持着录属关系。
太宗的招抚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黑龙江中上游各民族闻风归附。努尔哈赤去世那年（天命十一年）十二月，黑龙江二十六人携带名犬、黑狐、元狐、红狐皮、黑貂皮、还有水獭、青鼠皮等珍贵的特产，奔赴沈阳，献给太宗。接着，天聪元年十一月，萨哈尔察部落六十人赴沈，向大家贡献貂、狐、猞狸等珍贵皮毛。
萨哈尔察是满语“黑色貂皮”的意思，因为它位于出产黑貂皮的黑龙江中游、苏鲁河以西的地带，满洲人就用“萨哈尔察”的名字称呼此地的民族。依据这两次记载，来自黑龙江上游地区的朝贡，大概始于天命十一年十一月至天聪元年十一月。
天聪五年（1631 年）六月，“黑龙江地方”伊扎纳、萨克提、伽期纳、俄力
喀、康柱等五名酋长前来朝贡。他们五人均属于黑龙江上游的呼儿哈部。七月间，“黑龙江地方虎（同呼）儿哈部落”托恩科、姜图里、恰克谟、插球四名酋长来朝，献貂、狐、猞狸等珍贵毛皮。与此同时，又有松花江一带的呼尔哈部的萨达兰等酋长也来朝贡。
黑龙江“上游”地区，大致指从瑷珲到雅克萨至石勒喀河这一段夹黑龙江而居的地带。这里居住着很多部落和民族，但他们的人很少，根据民族划分，有鄂温克、达呼尔、鄂伦春等族，大约其中的达斡尔族是本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这些民族交错杂居，过的都是游猎生活，整年整月地在大小兴安岭上活动。他们的生活习惯大同小异，穿戴及语言也多有相似之处，难以分辨清楚。清初，把黑龙江上游的民族统称为索伦部或萨哈尔察部，有时又概称为“黑龙江地方虎尔哈部落”。据清初所记载，还有一个虎儿哈部，即东海窝集部呼儿哈部，分布在乌苏里江以东，靠近呼儿哈河（即今牡丹江）。该部原住在呼尔哈河与松花江两岸，以呼尔哈河而得名。在黑龙江被太宗统一之前，该部的三个氏族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氏族共为二十二部组成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并一致推举呼儿哈部的革伊克勒氏族的部长为“总部长”。因此，满族人把散居黑龙江到乌苏里江及滨海地区的女真人笼统地称为呼儿哈人。又因居住地各异，在前边又往往冠以地名，如，“黑龙江虎尔哈部”、“松阿里（松花江）地方呼儿哈部”、“兀扎喇地方呼儿哈部”，“东海窝集部瑚（同呼）儿哈部”等等。黑龙江上游的索伦部、萨哈尔察部、呼儿哈部虽然可以互称，但事实上为三个不同的部族集团。呼儿哈部居住地区，大致在黑龙江城东南，最靠近后金，而西北至乌鲁苏河湾。在其北部，从黑龙江城附近，沿结雅河两岸是萨哈尔察部。索伦部居地最远，北达外兴安岭，东北至精奇里江上游，西连蒙古喀尔喀部。
太宗实行招抚的政策，几年内，不动武器，居于黑龙江上游的这些部落民族归附后金的越来越多。天聪八年五月，连强大的索伦部的首领巴尔达奇也亲率四十四人的代表团到沈阳朝贡，献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巴尔达奇是达斡人，居于精奇里江畔的多科屯，以该江的江名为姓，因此又叫精奇里江氏巴尔达奇。他忠诚效力于后金，得到太宗的宠信，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了他，成为太宗的额驸。
由于他带头朝贡，同年十月，索伦部的孔恰泰、哈拜、京古济，吴都汉等部长相继朝贡。
“朝贡”的含义并非仅仅限于物资方面，更重要的是，确立和表达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承认清太宗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土地和人民正式列入后金的版图。
一旦建立了这种隶属关系，再分裂是太宗无法容忍的。自从天聪五年黑龙江呼儿哈部朝贡后，中间断绝来往有两年多的时间。到天聪八年正月，才有羌图里、嘛尔干等部分头目率六姓六十七人来朝，只贡貂皮六百六十八张。太宗对此十分不满。他把羌图里、嘛尔干召到中殿，对他俩说：“虎儿哈怠慢不训，不来朝贡，我将派遣大军前往征讨。你们不要和他们往来，恐遭误杀。这次出师，不像以前兵少，一定集合更多的兵力前去。”说完，命赏给嘛尔干鞍马一匹、赏羌图里一名妇女，以嘉奖他们自归附以来对后金的忠诚。
天聪八年（1634 年）十二月，正是隆冬严寒之际，太宗派兵征讨黑龙江上游的呼儿哈部。这是后金第一次在黑龙江上游用兵，也是对该地区进一步统一的开始。太宗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士二千五百人出征。这次兴师极为艰难险阻，所以临行前，他嘱咐说：“你们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要慎重，不要怕劳苦而稍有懈怠。”他还向统兵将领交代政策：攻战时，首先要向当地人讲清楚我与他们本一族之人，今日到此，特为吾皇替你们详细开导。对俘虏，要温语安抚慰问，饮食好坏，要同甘共苦。如果我们这么做，就会消除他们的怀疑和畏惧心理，必然归服。最后，他指示对已归顺的屯寨，我们不能对其进行侵扰，可以让他们留守故土。
这时，刚好有黑龙江呼儿哈部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库尔木图屯长郭尔敦、纳屯一人来沈阳朝贡。太宗把他们召入宫里，赏赐一顿酒食，之后，给他们下达任务：随大军返回黑龙江，充任向导，道路、方向以及各屯寨，都要指示明白。喀拜等回答说：遵旨照办。
霸奇兰、萨穆什喀带军经由科尔沁所属锡伯族的居地绰尔门（即绰尔城，今黑龙江泰来北）北行，直在黑龙江沿岸。此次出师，专“征黑龙江未服之地”，有向导引路，进展十分顺利。第二年初春，他们就派遣兵部启心郎额色黑和伊木布疾驰沈阳报告捷讯；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包括老少妇女人口，共计七千三百余人，获马八百五十六匹、牛五百四十三头，各种珍贵毛皮三千一百四十余张。太宗十分高兴，指令贝勒阿巴泰率众官前蒲河山冈（沈阳东北蒲河）迎接，就地宰十头牛、二百只羊，犒赏出征将士。
五月六日，太宗率百官召见刚刚凯旋的官兵和归附的呼尔哈人。他在龙椅上坐着，对出征的将士们说；“大臣们出征一路辛苦了！我愿抱见为首两大臣霸奇兰、萨穆什喀。”两人听到召唤，忙从班列中站出来，走到太宗面前跪下叩头，上前搂抱，太宗也迎上前，分别拥抱了两人。然后，霸奇兰两人又逐个与诸贝勒抱见。出征大臣谒见完了，随军归附的二千余名呼尔哈人一齐跪下叩头，拜见太宗，还有刚到沈阳朝贡的索伦部首领巴尔达奇和他的兄弟及随从人员三十人也参加了谒见。有众多的呼尔哈人归附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使太宗大为高兴，他传令归附的呼尔哈人举行射箭比赛，胜者给予嘉奖。较射结束，太宗设宴招待出征的功臣将领和呼尔哈人头目，他手捧金杯向霸奇兰、萨穆什喀进酒。
霸奇兰等这次率师进兵故乡，并没有进行规模宏大的战斗，“尽克其地”，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显见他们执行了太宗的政策，才产生了积极作用。太宗对此很满意，高度赞扬霸奇兰等所立下的功勋，自他以下数十人都给予提升重用。对于归顺的所有人全部编为民户，分给房屋、田地、衣食、器具等物。
日本学者阿南惟敬指出：“可以认为，天聪八年清太宗征服虎尔哈是清朝对黑龙江的首次用兵，这比俄国的玻雅科夫出现在黑龙江提前了约十年。”无论是漫长的历史，还是清太宗统一黑龙江的事实，都证明黑龙江北岸至外兴安岭由古于今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历代王朝包括后金（清）一直都是这一广大地区的最早的合法“经营者”（阿南惟敬语）。这个论断是科学的，也是公正的。
天聪九年（1635 年）九月，征察哈尔大军携林丹汗的后妃及其子额哲凯旋回沈。强悍的察哈尔部从此灭亡，终归还是统一了难以驾驭的漠南蒙古，这是皇太极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数年前，与明朝交好的朝鲜“称弟纳贡”，三大敌国如今只剩下惟一的明朝，整个形势使后金变得光彩夺目，前程似锦。还有一件大喜事，使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简单直是欣喜若狂：这次出征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在皇太极看来，它同平服林丹汗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照他们解释，传国玉玺落入太宗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太宗为天下命世之君。因此诸贝勒大臣对获得的这件国宝，纷纷上表恭贺欢呼。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意念：后金国汗上皇帝的尊号，顺天应人，即皇帝宝座。
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决定，命文馆儒臣希福、刚林、罗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代表他们给太宗上尊号：“今察哈尔汗的太子投降了，又获得了历代皇帝
传国的玉玺，已经出现了天助的象征，请汗应‘天命’，定尊号。”太宗说：“如今，虽然周围各国都投降了，又获得玉玺，但大业未成。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比如我考虑晋升某一个贤者，若这人不等晋升，便妄自尊大，那么我就认为不对。”去年，诸贝勒大臣曾劝太宗即皇帝位，他本人没有同意，这次又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屡次上奏，太宗仍 113 不同意。他的侄儿礼部承政萨哈廉看穿了他的心思，便再派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向太宗报告说：“汗不受尊号，过失全在我们诸贝勒，因为我们不修养各自身心，不为汗主尽忠信，不行仁义，所以请汗上尊号，汗拒绝接受。若说贝勒全是忠信，那么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为什么还犯上作乱呢？现在，诸贝勒都发誓立下保证，修身养性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汗受尊号，才是恰当的。如今，获得玉玺，诸部归服，天意已明。如果不知天命，不受尊号，恐怕不顺天意。”太宗听了这番话，十分高兴，称赞说：“萨哈廉这样启发，我心里高兴。这话一是为我，二是也为先父创立的基业。诸贝勒如能各修其身，那时我再考虑是否受尊号也不迟啊。”
太宗并非一定不受尊号，他不知诸贝勒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拥戴他在称号上更上一层楼。三年后，他在一次训诫群臣的讲话中才说出当时的想法。他说：“昔尔等欲上朕尊号时，朕深知尔等所行如此，是以固辞不受，谓国中有心怀嫉妒的不良之人，尔等皆以身任之，以为断无此事，于是始受尊号。”聪明的萨哈廉当即说破了太宗的这个心事，太宗马上改变主意，表示可以考虑。但他还不放心，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当天晚上，他令希福、刚林、罗硕聚集汉官，传达他的谕旨：“诸贝勒说要定尊号，但我认为大业未成，天象不明，受尊号未必合适，所以我真心拒绝。”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劝说：人要随着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这原本就是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是十分恰当的。
第二天，萨哈廉立刻召集诸贝勒，说：“各贝勒都立誓言，各修自身，给汗上尊号”。诸贝勒闻听此言，很快写好了自己的誓词，送交太宗审阅。他将每个人的誓词看了一遍，指示说：“大贝勒（代善）年老了，可免去立誓，萨哈廉正在病中，等病痊愈了，再立誓。其他诸贝勒的誓词中，不要写之前没有悖逆的话，要立誓今后以忠信为生，勤于政事，保证不向闲散无权的大臣、自己的部属和妻子谈论国家机密政事，如有心怀恶意，言不由衷，也应遭谴责，难免有死祸，即
便如此，我也非常痛心。”代善心绪不安地说：“汗考虑我年老，恐怕我触犯誓词而死，这是对我的恩爱。但我若不与诸贝勒一起立誓，怎能吃得下饭呢？怎能安居呢？如果汗不让我参与政事，我能违背汗的意思吗？我不愿免去我的立誓。虽然我愚笨、健忘，但我立了誓言，就会牢记国家政事，不会被汗谴责。”太宗说：
“应当让你参与政事，怎能把你抛在一边？我是念你年老，才劝你免誓。如果你愿意和诸贝勒一块儿立誓，那就立吧。”
十二月二十八日，诸贝勒重新改过自己的誓词，一齐焚香下跪，先由代善对天宣读誓词：从今以后，若不公正为生，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做坏事，天地以为非，我代善将遭殃死去；如果对汗不尽心尽力，心口不一，天地知道，我代善遭殃死去；平时，无论哪个子侄做出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的坏事，我代善听到而不上报给汗，我代善遭殃死去；如果把与汗共议的秘密的话透露给自己的妻子和其他闲人，天地以我代善为非，遭殃死去；如果我代善对当汗的弟弟一生尽心竭力，那么天地眷顾，寿命延长。
其他各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萨哈廉因病免誓）等都宣读了类似誓词，然后举火烧毁。这些立誓的人，都是太宗的哥哥、弟弟、侄儿和自己的长子，他们都重握兵权，能征惯战，把持全国的军政大权，这使太宗他们不得不怀有疑虑，存有戒心。让他们立誓的目的，就是使这些人向至高无上的天表明自己对现实的一个态度，赞成太宗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代封建王朝。
正好外藩诸贝勒赶到盛京，他们也要求太宗上尊号，朝廷内外都想到一块去了。他们联合起来，再次恳求太宗登基。太宗说：“既然你们都一心定尊号，还有朝鲜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有没来的，也需要知道”。诸贝勒一听，太宗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都兴高采烈地各回各家了。
天聪十年（1636 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集沈阳，朝见太宗，联合请上尊号。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求上尊号。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联合请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依次排列太宗眼前，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种近乎戏剧的场面，形象地显示出东北各民族已承认太
宗上尊号，它也标志着正式确立了这个以满族为核心又有汉、蒙封建立参加的联合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太宗以“顺天应人”的姿态，堂堂正正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说：“尔诸贝勒大臣等，以朕安内攘外，大业臻臻，宜受尊号，两年以来，极力进劝，至再至三，朕惟恐上无以当天心，下无以孚民志，故未允准，今重违尔等意，勉从群议。朕思既受尊号，当益加乾惕，忧国勤民，有所不逮，惟天佑助之。”众贝勒文武群臣个个欢欣鼓舞，举行完仪式的皆退。
从天聪十年四月开始，皇太极正式登基，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元年，定国号大清。
给一个政权命名新的国号，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开始，秦汉以降，中经魏、两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直至明、清，由这些王朝顺序所表示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历史悠久，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一个新王朝名号的出现，并非单纯的仅是名称的改变，它包含着政权在诞生中所遇到的种种波折。历代统治者总夸耀自己为“命世之君，创制显庸”的丰功伟绩，“不肯因袭前代”，必定换上一个新的名号，以此象征自己的政权。因此，历代国号总要经过谨慎挑选才作决定，赋予它某种含义。有的以“发祥地”或以历史故地命名，如周、汉，而南北朝时期各朝多以历史故地命名；有的以爵邑封号，如魏（曹操封魏王）、隋（杨坚封隋国公）；有的取文字之意，如元（取《易经》“大哉乾元”
之义）、明（源出“明教”，取“光明”之义）；还有的以当地特殊物产名为国号，如辽（镔铁）；个别的也有因袭前代名号，以此提升自己的身价，如刘渊本匈奴人，因其祖先归附了汉朝，便自称是汉朝的后裔，冒姓刘氏，建国时以汉为国号，如此等等。
清朝国号的来源比历代的任何一个王朝都复杂，有一个演变过程。清源出建州女真，前代女真人曾建金国，因此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时，沿用与宋对峙的金国名号，称“大金”，也称后金，以此来区分自己与前代金国的不同。但明末清初，从太宗开始，特别是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统治者对于其先世原本隶属于明朝管辖的建州女真各部，都一概否决，讳莫如深。例如，天聪五年（1631年）太宗率兵攻打锦州，致书明将祖大寿：“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
一时也，此一时也。”宋代深受金国的破坏，汉人对女真人满腔怨愤。为避免汉人对女真的疑虑，从太宗以后，都矢口否认自己与宋代女真人的关系。天聪九年，太宗给他的父亲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捏造“满洲”为国名，并下令禁止用“诸申”（即女真旧号）称呼族名，居然说诸申“与我国无涉”，今后一律称“满洲”。
经此一改，本族女真的名字也一并被改掉了，而国家也以“满洲”命名。
在更改名称前，太宗和他父亲并不忌讳“大金”、女真等名号。如，天命十一年，太宗给袁崇焕的信都自称“金国汗”；天聪四年。太宗发布征明檄文第一次称“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从太祖建金国到太宗改名前，称后金国号达二十一年之久。改名后，则把以前文献中有关“金国汗”的字样统统改为“大满洲国皇帝”。但毕竟改的还不够彻底，仍有遗漏之处，像修筑盛京城时，抚近门上的大金字样，以及辽阳的喇嘛坟、大石桥的娘娘庙碑、东京城（辽阳）上的匾额，都有大金的国号，而未得及涂改，而留于后世。到太宗即皇帝位时，废金国号，改用大清新名。对于清号来源，清朝实录及各种官书都没作任何阐述，后人则有种种解释。有的从文义上释为“扫清廓清”之义，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事实上，“清”
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的发音却有惊人的相似。但是，太宗之所以坚持更改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它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时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至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改元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因此，这次更定国号，是一次政权建设的发展，是制度的革新，也是夺取更大胜利的一次动员。
太宗重建国号大清，开拓了清朝历史的******。换句话说，应当由此开始清朝的历史，太宗是大清的名正言顺的第一个皇帝。他在清史中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是清朝一统天下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他和努尔哈赤都没有入关做全国的最高统治者，而仅在关外度过了自己戎马一生，但两人确有很大不同。
努尔哈赤来自建州女真的一个小部落，他名为明朝地方官，实则是女真的一个小酋长。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统一女真各部，推动和加速了女真社会的进步，使各分散的部落迅速走向联盟，进而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在此基础上，他成立了国家政权——大金。纵观努尔哈赤的一生，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族领袖来活动的。他的成就及其所建金国，在整个清朝历史这一出壮烈的多幕剧中，所占的场面只能是序幕。他的作用仅仅是拉开了帷幕，并装填了自己的内容。努尔哈赤作为清朝前身历史的首创者是当之无愧的，而太宗则是清朝历史的开创者。他在位十七年，特别是建元崇德前后到去世，全面地，而且极为迅速地发展了他先父的未竟事业，在一切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前辈。
他统一整个东北，首次降服素来与明朝保持深厚友好关系的朝鲜，征服察哈尔，统一漠南蒙古，促使漠北蒙古行“九白之贡”。他所占有的疆域将近半个中国，在广大丰足的根据地上牢固地建立了清政权。他所建筑的政权完全具备了国家的规模，尤其是他吸收汉人和蒙古人参加，实行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联合执政，扩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从而改变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单一的满族执政的民族政权性质，改为几个民族联合的政权。这为清朝的长远统治树立了楷模。因此，太宗是真正的一代国主，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来活动的。他创立的国家——清政权及其基本国策为后代子孙所奉行；他建的国号大清一直沿用到近代。
皇帝登基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重大的一项政治活动。特别是开国皇帝建国称帝，意义尤为重大，它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和开始。所以封建统治者把这一活动看得十分神圣，总是要举行一系列庄严而复杂的仪式，向人们彰显他的“君权神授”。
天聪十年（1636 年）四月十一日，清太宗把这一天作为他即位的吉日。根据礼仪规定，首先祭告天地。在此之前，他斋戒三天。到十一日这天，晨光熹微，他穿戴一新，骑上骏马，在百官的簇拥下，前赴天坛祭告天地。天坛设于德盛门外，太宗还未至跟前，就远远地下马站立，恭候一旁。他微微抬起头，环顾四周：
这是一个宽敞的略呈长方形的场地，天坛就设在正中央，四面设有台阶。坛上安放一张香案，上铺黄绫缎，设“上帝”神位，前方摆放香炉。诸贝勒大臣和百官分别立于天坛两边，为首的是太宗的哥哥大贝勒代善，以下是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托、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等诸兄弟子侄，接着是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谭泰、宗室拜尹图、叶克舒、叶臣、阿山、伊尔登、达尔汉，再往下就是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外藩蒙古有察哈尔部、科尔沁部、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
敖汉部、奈曼部、巴林部、土默特部、扎鲁特部、四子部、阿鲁科尔沁部、翁牛特部、喀喇车哩克部、喀喇沁部、乌喇特部等十六部总共有四十九名贝勒，还有满洲、蒙古、汉人文武百官均依各旗排列。朝鲜的两名使臣也参加了庆典。场内依次遍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旗各色旗帜，编织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面。
百官内外，场地周围布列多层八旗兵，束装肃立。整个场地，庄严、肃穆。太宗看到这一切，激动异常。此刻，天色大亮，东方出现一片霞光。导引官满洲、汉人各一名来到太宗面前，引领他来到坛前，拾阶而上，面向“上帝”神位站立。
赞礼官高呼：“上香！”太宗跪在案前。接过导引官手中的香，连上三次。接着，依然按照上述程序，分别把帛和装满酒的爵恭敬地放到香案上。敬献完毕，读祝官手捧祝文登坛，面向西北跪下，高声诵读祝文。其文曰：“惟丙子年（1636 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即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如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心顺天意。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民生未抚，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惶恐至极，谨以奏闻。”这篇祝文，向上天禀报了他十年所取得的显著功勋，请求批准他即皇帝位，以此来表明他是“命世之君”，有权统治全国。
宣读完祝文，太宗和百官依次入座，他先饮酒，吃祭品，再分发给百官，并让他们当场吃了。根据古礼规定，祭天地都用“生太牢”（生肉之类），祭毕，将生肉分给臣属，带回家煮熟食用。太宗认为人类早就食用熟食，而祭祀还用生肉，是对天地的亵渎。因此他改革这一古礼，规定此后祭祀一律改用熟食品，仪式一结束，当场吃掉。
仪式的第二项内容，是在大政殿举行“受尊号”礼。殿内正中搁放一把金交椅，周围摆放御用的一套新制作的仪仗，朱红色油漆放出耀眼的光泽，显得极为华贵、威严。仪式一开始，导引官引太宗经大殿正面拾阶登殿，入坐金交椅，百官仍分别站立于两侧。这时，乐声大作，赞礼官高呼：“跪！叩！”百官向太宗行叩首礼。赞礼官再呼：“跪！”百官随口令刚跪下，多尔衮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
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上前跪奉给太宗。他们代表了这个政权统治下的满、汉、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太宗从他们手中接过了这个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也就表示他被授予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献宝之后，满、汉、蒙古各一名代表，手捧本民族文字的表文，在殿东侧站立，依次宣读，赞颂一番太宗。读完，又是一次叩头礼。礼毕，在殿前立一鹄，命善射者较射，优胜的有赏。即位仪式到此完成，随即鼓乐一齐吹打。太宗在鼓乐声中，含笑步出大政殿，排列仪仗，乘舆回宫。当天，太宗在大政殿举行盛大宴会，欢庆即皇帝位礼成。
次日，太宗率百官来到太庙追尊祖先。从始祖、高祖、曾祖，到祖父，均尊奉为王，而奉父亲努尔哈赤为皇帝，上了一大串尊号，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其陵园称“福陵”。尊奉母亲为皇后。除此之外，还给已故功臣追封美称。
四月二十三日，太宗大力加封他的臣属，先封他的诸兄弟子侄：大贝勒代善位列第一，封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低一级，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之下又低一级，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根据以上等级，分赐银两。外藩蒙古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二十七日，敕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时称“三顺王”，是汉官中最高的封号。他们各自的部下也都按照功劳给予一定的封赏。
清太宗即位典礼，从礼仪的形式上看，基本上是仿照汉制礼仪，但在内容上已带有满族生活的特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太宗自始至终坚持满、汉、蒙古三位一体，推选他们的代表给他上尊号，同时又以满、汉、蒙古三种文字书写表文，这反映了清太宗对各民族巩固联合的重视！这种做法，是历代的任何王朝都不曾有过的事。汉族封建统治者不管是新建王朝，还是后世子孙继承皇位，都把少数民族摒弃于宫墙之外，即使如辽、金、元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又多取排斥汉族的政策。太宗一改他们的片面做法，极为重视满族同汉、蒙古等民族的密切合作，使之成为他立国的一块基石。即位典礼是这一方针的颇为鲜明动的体现。顺便指出，这次即位典礼，前后持续二十余天，消耗了大量的财物。从仪式所需的各种设备，到皇帝、百官制作的礼服、仪仗；从各色祭品，
到赏给诸贝勒及百官的银两物品，所用银量有十余万之多！不言而喻，太宗和他的家族及百官从即位活动中得到的欢乐，恰是以劳动人民的痛苦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