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844年8月23日或24日，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广场上人来人往，咖啡馆和餐厅里都挤满了人。卡尔·马克思坐在雷让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旁。他略微有点心神不宁，因为他正在等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正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是这次会面揭开了伟大友谊的序幕。
恩格斯也是普鲁士莱茵省人。他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是纺织厂的老板，是个性情暴躁、笃信宗教和独断专横的人。恩格斯的父亲对子女管教得十分严格，动辄就要严加训斥，但是恩格斯从小聪明机智、热爱自由，绝不愿受任何教规和家规的束缚。因此，父亲的严格管教和严厉训斥都不能使年轻的恩格斯盲目顺从。
恩格斯学习非常勤勉，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伏案攻读，直至深夜。在中学时他就掌握了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但是父亲没有让他中学毕业，就把他送到不来梅一家商行里去经商。父亲希望他将来在商业界飞黄腾达，成为资本家的接班人。
恩格斯一面在商行里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他读了许多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还看了许多当时是被禁止的进步书籍。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恩格斯摆脱了家庭灌输给他的宗教观点，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恩格斯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怀着无比的憎恨。他痛骂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
恩格斯在不来梅大约待了三年，又回到了巴门，他的革命思想越来越激进了。他不愿顺从父亲的意志去继续当一个商人，而宁愿到柏林去服兵役。1841年秋天，20岁刚刚出头的青年恩格斯作为自愿兵到了普鲁士首府柏林，在一个炮兵部队里服役。在服兵役期间，他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到附近的柏林大学去旁听哲学课，并很快就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中的一些成员，并且同他们建立起了亲密的私人关系。
在同“俱乐部”成员的接触中，恩格斯了解到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中的活动情况（这时马克思已大学毕业，在耶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莱茵省去了）。尽管这是间接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这里所表现的才能和做出的贡献，还是赞叹不已。
马克思的高大形象，无疑对恩格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作用。他也积极参加了当时在德国开展的思想斗争。
在这期间，恩格斯对当时的御用哲学家谢林的所谓“启示哲学”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恩格斯的文章是以“奥斯渥特”笔名发表的。他的文章当时大为轰动，但读者中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奥斯渥特”竟是一名年轻的志愿兵和大学旁听生。同时，恩格斯还经常给《莱茵报》写稿，这样一来，就使得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在《莱茵报》获得了共同的战斗阵地。从1842年4月至9月间，恩格斯先后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北德和南德的自由主义》、《一个大学旁听生的日记》、《刑法学杂志的停刊》、《普鲁士出版法批判》等十多篇文章。这说明恩格斯在此期间，已经成了《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和当时正在积极参与《莱茵报》编务工作的马克思，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正是从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恩格斯在《莱茵报》上连载发表的《一个大学旁听生的日记》中，进一步对普鲁士反动势力展开了更加尖锐的批判。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要求普鲁士王国无条件地同自己的反动历史割断联系，不要再信从历史法学派的荒谬观点，而应当立即把领导现代进步文明国家的职责担负起来。这时的恩格斯虽然和马克思一样地走上了革命民主主义道路，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柏林“自由人”集团所奉行的“批判哲学”的影响。
“自由人”是一伙玩弄革命词句的空谈家和爱闹事的人。起初，“自由人”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对哲学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无休止的辩论，引起了青年恩格斯的兴趣，这些辩论有助于他弥补自己教育上的缺陷，激发他不停地思考，迫使他更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但他和这个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他力争不停留在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上，而把自己的观点引向自己的结论，然后采取使之实现的实际步骤。所以恩格斯比柏林的“自由人”集团的其他成员在政治思想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有着更加旺盛的革命精神，对自己所处的战斗环境怀有自豪感。恩格斯认为，在德意志的精神财富——理论科学的发展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同普鲁士反动势力作斗争方面，柏林大学一直是充分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尤其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这一思想斗争的舞台上，曾经扮演过十分激进的政治角色，他的卓越才能和战斗精神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各种美好的珍贵的回忆，凡是认识马克思的人，都为他的卓越才能和战斗精神所鼓舞。“博士俱乐部”中的其他成员都承认，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十足奋不顾身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个令人钦服的“最聪慧的思想家之一”，就连马克思的敌人也不能不赞叹他那坚强的性格和光辉的智慧。普鲁士书报检查官威廉·冯·圣保罗说：“马克思博士是报纸的思想中心，报纸所有理论的活的源泉，我十分了解他；他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恩格斯怀着仰慕的心情，急切地希望和马克思会见。
在服完为期一年的兵役之后，恩格斯于1842年10月初离开了柏林。在返回故乡的途中，恩格斯特地到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去拜访久闻大名的杰出人物——马克思。可是很不巧，马克思这时不在编辑部，恩格斯没有获得与他会面的机会。恩格斯在回到巴门市后，只在家里逗留了不长时间，于1842年11月底再次离开故乡，到他父亲在曼彻斯特办的工厂去做事。恩格斯中途又一次在科隆停留，前往《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恩格斯和马克思会面了。
但是，恩格斯没有想到，在他早已盼望的第一次会晤中，马克思对他的态度会是这样冷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把恩格斯看成是青年黑格尔派中“自由人”集团从柏林派来的联系人，而马克思本人在这时已和“自由人”集团断交，《莱茵报》的各个版面都不再刊登他们的稿件。尽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初步地交换了思想。在分别时，他们两人虽然还算不上是知心朋友，但他们发现了对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加以合作的可能性：恩格斯因父亲公司的业务关系到了英国，马克思约请他为《莱茵报》驻英国的记者。报道的主题是英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状况。论述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站在局外的旁观者的立场，而应该身临其境地让德国读者了解英国自己对国内问题的看法。恩格斯热情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约请，答应为《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
恩格斯抵达英国后，立即履行他的记者职责。1842年11月29日他写了第一篇通讯，即《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此后不到一个月他又寄出5篇报导，这些文章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实际上未经任何修改就立即连续刊登在《莱茵报》上。因为这是理论上内容充实、政治上锋利敏锐，既具体又客观的材料。总之，与“自由人”的招摇过市的空话截然不同。
从这些情况来看，虽然马克思在这时表面上还和“自由人”集团中的鲍威尔兄弟保持一般的书信联系，但在实际上也和他们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已经开始具备了加强往来、密切关系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学派中的柏林“自由人”集团的斗争，以至最后同这个集团的彻底决裂。
当时，柏林的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成立了一个无神论者组织，即所谓“自由人”团体。这些人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完全堕落成一些玩弄革命辞藻的空谈家。他们不加区别地“批判”一切，宣称拒绝一切妥协和陈规旧习，常常在毫不相干的场合高喊共产主义的极端激进词句。他们提不出任何积极的纲领，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国家身上，他们相信普鲁士国家能够实现自己的使命，因此他们只希望做无愧于这个国家的臣民。“自由人”在思想领域中仿佛很有胆量，但一涉及实际行动，都变得怯懦无能和犹豫不决。因此，他们在实际活动中完全不能对周围世界发生影响。在他们看来，“批判”就是一切，改变外部世界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完全解放，为所欲为，似乎这样才能使自己配得上“自由人”的称号。
“自由人”的这种行径丝毫不能真正威胁政府，只能败坏民主主义运动的声望。
马克思则同“自由人”相反，他竭力希望把批判同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和“自由人”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自由人”曾经企图利用《莱茵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常常给《莱茵报》编辑部寄去一篇又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写得极其草率，只是在文章中点缀一些共产主义的词句罢了，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行动在策略上缺乏考虑，结果招致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对《莱茵报》的迫害。
为了使报纸能够继续出版，马克思采取反对“自由人”的果断行动。1842年11月29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自由人”的短评，文章结尾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荒唐的、下流的行为应当受到公开而坚决的谴责；我们的时代需要严肃、刚毅和坚定的人来达到它的崇高目标。”
“自由人”根本不懂马克思的要求，为了力求保住在《莱茵报》上毫无阻碍地发表自己文章的权利，他们企图将马克思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梅因代表“自由人”用一种傲慢的口气开始同马克思打交道。马克思在答复中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他们作品中的缺点，并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知识。”
但是，“自由人”已被他们自己的空话紧紧束缚住，因而听不进任何批评，于是在1842年11月间，“自由人”集团又派梅因作为代表，从柏林来到马克思工作的《莱茵报》编辑部，打算调解马克思和“自由人”集团的冲突。但是，马克思不仅没有接受这种无原则的行为，反而进一步斥责了“自由人”集团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自我吹嘘的作风。当梅因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返回柏林之后，马克思便接到了他从柏林寄来的一封蛮横无理的信，信中强令马克思接受“自由人”集团的意志，作为双方言归于好的条件。梅因的这种做法，使马克思难以容忍，所以，马克思很快就和“自由人”集团实行彻底决裂了。
在马克思同柏林“自由人”集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恩格斯也逐渐地疏远了同柏林“自由人”集团的关系。尽管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基本上还是站在这一集团的立场上，并且热心地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但是他也同样不能长久地局限在“自由人”集团那种纯理论的批判之中。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这种虚张声势的文字游戏，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一定会惹是生非。恩格斯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看法，是因为他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有了较多的直接经验和真知灼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他早就下定决心，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更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恩格斯的这种决心，使他更加渴望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斗争，才引起了恩格斯的政治立场的转变，逐渐地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于1842年7月上旬在《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上发表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就是一个证明。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把荣克视为妥协倾向的典型人物，批评了荣克企图逃避一切“极端”的做法。恩格斯讽刺荣克说，他一方面反对虔诚主义者的守旧立场，另一方面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过头行为，似乎只有妥协和适度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好像只有他这样做才能引导历史走向理性的道路。恩格斯还指出，荣克拒绝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对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基督教的国家斗争避而不谈，却只是表示对文艺作品感兴趣，并且要求在这个范围内对“现代事物”这一概念进行讨论，这简直令人不能容忍。恩格斯说：“当整个德国都响起了战斗号角的时候，当就在他的耳边讨论新的原则的时候，荣克先生却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啃笔杆，反复咀嚼‘现代事物’这个概念。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把头埋到现在已经全然无人问津的书堆里了，并一心一意、有条有理地把个别事物归入黑格尔学说范畴。”从这里我们看出，恩格斯对荣克那种躲在屋子里啃笔杆的做法的批评，也是对柏林“自由人”集团所奉行的那种抽象的“批判哲学”的批评。恩格斯在这里所阐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他第一次间接地向“自由人”集团的挑战。恩格斯表示，他非常蔑视像荣克“这样一个渺小的、软心肠的、不能自主的和喜欢吹拍的人”；而要学习白尔尼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令人敬佩的毅力”，勇敢地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以实际行动去实现新时代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战斗要求。同时恩格斯还热情地呼吁，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要积极地、脚踏实地地参加政治斗争，使自己无愧于所处的伟大时代。
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向外界表明，尽管他的文章是为评论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而写的，但同时也是对柏林“自由人”集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并且进一步阐明了他同“自由人”集团在观点上的分歧。他不把政治斗争理解为抽象的理论批判，表示要向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白尔尼那样，努力使自己成为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勇敢战士。
上述的这些情况，必然使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逐渐地同“自由人”集团断绝关系。而导致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柏林的“自由人”集团愈来愈脱离政治斗争，从而使他们理论批判具有了更加抽象和绝对否定的性质，开始走上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在柏林“自由人”集团日益堕落的情况下，恩格斯却仍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同时，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的束缚后，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开始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他们的友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的文章，引起彼此的兴趣，从此以后，书信就往返不断了。两个人时常感到奇怪，他们的思想怎么这么不约而同。自从1842年11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科隆——《莱茵报》所在地会面后，到1844年8月，这一年零9个月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书信的交流，他们差不多已是知交了，他们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用面对面的方式来充分交流思想。因此，当恩格斯大约于1844年8月10日结束在曼彻斯特的生活时，他选择了绕道巴黎的回程，去拜访当时住在巴黎，他仰慕已久的马克思。
此时此刻，马克思正坐在雷让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旁，他正在等候着恩格斯。不一会儿，恩格斯走进了咖啡馆。此刻，这两个年轻人是作为思想上的战友而会面的。他们相互阅读了对方发表在《德法年鉴》和后来在《前进报》（一份在巴黎出版的进步的德文报纸）上的文章。
他们各自独立地、通过不同的途径，而且在同一时间里，达到了相同的开拓性的科学认识，即：
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
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认识到“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
现在，这两个人终于有了进行详尽讨论的机会，交换和切磋各自的观点，介绍双方尚未发表的一些看法。不久，两人就在马克思的寓所里继续他们的谈话了。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当他们发现两人往往是不谋而合、所见略同时，当他们通过反驳和解答、命题和反命题，从而得到新的综合，达到新的认识时，他们是何等高兴呵！
何况他们又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战友、共同的敌人。其中有真正聪明的，也有只会吹嘘的；有需要认真对待的，也有十分可笑的。总而言之，两人在一起，有时是高兴得大声欢笑，有时是尽情嘲笑那些变节者们和冬烘们。
更使他们感到由衷欣慰的是，两人在一切理论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现在他们都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孤立的了。今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自己身边始终有着一位战友，因为他们无疑将要面临着一场战斗，向公开和隐蔽的敌人——旧制度维护者的强大优势作斗争。
不过，还有比这思想和志向上的一致更为重要而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愿望，这就是：不仅希望两人思路一致，彼此协调，而且还希望自己能成为对方的朋友，也希望对方能成为自己的朋友。
恩格斯在马克思家里住了十天，这十天的共同生活，揭开了他们两人之间伟大友谊的序幕，并为他们以后几十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一直携手并肩，共同战斗，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恩格斯后来回忆说：
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合作。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通过马克思的介绍，恩格斯结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和德国的一些流亡革命家。马克思还经常带恩格斯到工人的家里去，参加工人们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
在马克思家里度过的十天共同的生活给恩格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回到故乡巴门后，立即给马克思写信，信中十分激动地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这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常通信，交换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交流自己的写作计划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在恩格斯来巴黎以前，马克思打算写一篇文章来反驳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恩格斯，并希望恩格斯同他合作，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抛弃了原来的激进思想，成了具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小集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自诩拥有“批判的思维”，是制造历史的“杰出的超人”，而傲慢地把广大群众看做是“群氓”，是“毫无生气”和“目光短浅”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扬言，不但要批判社会，而且要批判无产阶级。他们还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写文章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观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立即动手来批判这伙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他们两人很快在一起拟定了写作提纲，并做了大致的分工。
恩格斯文思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逗留的几天当中，就把分配给他的那部分写完了。而马克思一向是稳健郑重，一字一句总要琢磨得很周到，在恩格斯离开巴黎的时候，他还只写了个开头。后来马克思利用过去的许多笔记和资料，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一部厚厚的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部书，起先叫《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因为鲍威尔兄弟这伙人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就要对这种“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他们在书中用了许多辛辣和尖刻的挖苦，把鲍威尔这伙人的丑恶面貌揭露无遗，在付印时，马克思又在书名前加了一个讽刺性的标题——《神圣家族》，把鲍威尔比做耶稣，把鲍威尔一伙比做“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一伙的“天才史观”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个别的“英雄”，而是人民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鲍威尔一伙说的“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谬论，严正地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
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指出，劳动群众的作用特别在革命时代才更加显露出来，但是由于以往的革命都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所以人民群众的作用受到一定局限，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地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后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光辉著作，他们把他们所特有的全部热情和对自己的正确的信念都倾注到这一著作中去了，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们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开端。
从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和事业一直联系在一起。就这样，马克思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作的斗争中，找到了恩格斯这个最忠实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在共同事业中始终不分你我地融合在一起：在革命斗争中并肩战斗，在科学研究中分工合作，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精神上互相慰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是人类历史上最真挚、最纯洁的友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