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于1842年10月服役期满离开柏林返回巴门。他在途经科隆时逗留了几天，拜访刚刚到那里去担任《莱茵报》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可惜没有见到马克思。
恩格斯回到了巴门，父亲反对他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态度，逼着他作出选择，要么到英国曼彻斯特去担任父亲和欧门合办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总助理，要么断绝对他的经济负担，恩格斯曾想作一个新闻记者养活自己，但是没有可能，他只得到曼彻斯特去。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是：处理业务上来往的国际邮件，帮助收购原棉和出售各类品种的棉纱，学习技术，监督库存。
11月下旬，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在途经科隆时，他再次下火车拜访马克思。
恩格斯走进马克思的办公室，看到一位正在埋头整理稿件的人，中等身材，宽肩膀，大前额，满头密黑的头发，目光炯炯有神，这就是马克思，他当时只有24岁。
恩格斯主动向前作了自我介绍。马克思读过恩格斯的著作，自然是有记忆的。但是，他认为恩格斯刚刚离开柏林，怀疑他是柏林“自由人”同党，因此，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态度比较冷淡。不过，马克思赞许恩格斯的文章，他希望恩格斯到英国后，能为《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稿。恩格斯愉快地答应了，并且作为重要的事情去做。当他乘船从荷兰渡过海洋，并沿着英国的泰晤士河来到伦敦，趁着在伦敦换乘去曼彻斯特的火车的短暂时间里，细心观察了伦敦的情况，了解英国各阶级、政党的状况。他到曼彻斯特后马上为《莱茵报》写了《对英国国内危机的看法》寄给马克思，接着又写了《国内危机》一文。马克思收到文章后，立即连续三天刊登恩格斯的文章。
1843年3月，《莱茵报》股东们与反动政府妥协，马克思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从此，恩格斯停止给《莱茵报》撰稿，但是，他和马克思的通信联系反而更密切了。
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摇篮”，位于英格兰南部的一群小山的南山坡下，艾尔克河、艾尔威河和梅德洛克河流经全市，当时它已拥有40万人口，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七层楼的厂房和陈列着各国商品的繁华商场。为恩格斯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橱窗”。
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不久，就开始考察这座工业城市，并且重点考察工人阶级的状况。他在考察工人阶级的状况时，认识了在欧门—恩格斯纺织厂的爱尔兰籍女工玛丽·白恩士。这位爱尔兰青年女工经常陪着恩格斯到工厂里去访问，后来这位女工成了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伴侣，她使恩格斯结识了很多个工人家庭。
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曼彻斯特的大街小巷，了解了35万工人的住宅情况。恩格斯亲眼看到了很多只有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就在这间屋子里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房主全家睡在一张铺上。
曼彻斯特棉织厂最多，由于工厂使用了自动纺机，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恩格斯认识许多女工，有不少人是有小孩的寡妇，她们拼命干活，每星期也只能挣八九先令，这一点钱是不够养家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低工资也不容易挣到。有的工厂主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就使用大量的手工工人，并与使用动力机器的厂主竞争，他们的办法就是减低工人的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工人每天要劳动14至18个小时。
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劳动被水力和蒸汽代替了，于是，愈来愈没有使用男人的必要了，因为女人和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比男人更适合做操作机器的工作。恩格斯看过的使用动力机器的所有纺织厂的工人多半是女工和童工。结果是，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
恩格斯看过许多纺织厂和织麻厂，屋子里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情形严重的就成为肺结核。
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之外，工人还会残疾。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故，结果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远地失去了工作能力。
恩格斯为了弄清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情况，访问了许多医生，弄清了工人的死亡率比资产阶级的死亡率高78%，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5岁就死了。
恩格斯还非常注重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在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广泛开展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工会活动。1834年，各工会团体合并为“全国大统一工会联合会”，欧文被推选为主席。欧文及其信徒在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描绘未来新社会的图景方面，对工人起了教育和启蒙作用，但是他们的唯心历史观和和平改良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1836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罗维特领导下，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1837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关于实行普选权的6点要求；1838年5月8日，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以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称为宪章运动。
1839年，宪章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在要求实行普选的请愿书上有100万人签名，请愿书送交议会后遭到否决，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842年随着严重的工业危机的爆发，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第二次请愿书比前一次更加尖锐，更富有革命性，除要求普选权外，还提出了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签名人数增加到300万人。请愿书同样被否决了，各地工人接着举行罢工。然而在关键时刻，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意见发生分歧，罢工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参加罢工的积极分子被政府逮捕，运动的负责人奥康瑞尔放弃了领导，第二次高潮未取得胜利。
恩格斯是在第二次宪章运动高潮过后来到英国的。1843年秋，为了深刻地了解宪章运动情况，总结英国工人斗争的经验，他和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的领导人哈尼建立了联系。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恩格斯始终关心宪章运动，他经常参加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群众大会，当他听到工人们十分内行地作关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专题报告时，感到惊讶不已，对他们的学习精神十分钦佩。他发现工人能读到法国名家学者和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的又好又便宜的译本，其中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费尔巴哈的《自然体系》和伏尔泰的著作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报刊。工人们还自己举办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讲演会。
恩格斯发现，工人们有勇气，爱斗争，具有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并且为了社会进步，时刻准备献出财产和生命。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恩格斯还和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建立了联系。恩格斯后来回忆说：“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认识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狭隘的平均共产主义，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正义者同盟的宗旨是使“世上一切人享有自由，使任何人都不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坏些”，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口号。1839年5月，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参加了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起义，失败后，他们被驱逐出境，后在伦敦建立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为同盟的公开活动组织，团结有觉悟的工人。
恩格斯在深入了解工人的状况和斗争中，从总结1842年曼彻斯特工人罢工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他认识到，工人阶级要成功地进行斗争并战胜资产阶级，就需要有一种有科学根据的理论，以便能够制定出一种可以制胜的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没有这样一种理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独立的政治斗争便不能进行。制定这种理论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迫切的历史需要。他又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就应具有时代的知识，毫不妥协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对无产阶级的状况进行科学的探讨，在总结所获得的认识的过程中奠定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向无产阶级指出其斗争的道路和目的。
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的需要，埋头研究理论问题，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哲学，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从而得出了原则性的新的结论，为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恩格斯细致地研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批判了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错误观点，为形成科学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恩格斯还认真地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并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恩格斯写了著名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把这篇论文连同另外一篇论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号上。他的这些著作，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展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到此为止，我们把恩格斯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大至作了介绍。恩格斯生长在一个富有的、信仰虔诚主义的大工厂主家庭，也许是天意，在良好环境中长大的恩格斯，从小就有一种善良的心，他非常同情受到残酷剥削的儿童和妇女。同时，机智、聪明又过于任性的恩格斯屡受挫折，从小就培养了倔强的性格。善良的心、倔强的性格，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封建专制力量仍十分强大的时代，迫使他对社会进行种种思索和幻想，而恰恰是刻苦钻研和社会活动使他找到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从恩格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看，除了恩格斯的个性、气质、兴趣、性格特征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不来梅时期，文学兴趣很高，博览群书，他参加了青年德意志运动，形成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公开批判封建制度，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转向无神论；第二阶段在柏林时期，从文学转向哲学，与青年德意志派划清了界线，参与青年黑格尔运动，批判谢林，并开始走向唯物主义；第三阶段在曼彻斯特，研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从现实出发来研究哲学和经济理论，并且明确认识到，要用理论指导英国的工人运动，才能使工人运动获得成功，进而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提出设想，在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哲学的深入探讨基础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