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大学·中庸(中国古代经典集粹)
6560300000001

第1章 《大学》的作者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作于春秋末年战国时期,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

按传统说法,《大学》的传文是孔子门生曾参所作,在此对曾参其人做简要介绍。曾参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生于公元前505年(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死于公元前436年。

据《宗圣志·世系》记载,曾参的祖先是夏朝时少康子曲烈的后代。曲烈封于鄫(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西南七十里左右)。春秋时代鄫国被莒国所灭,当时鄫世子巫公就逃奔到鲁国来。三代相传下来而到曾点(曾参之父),曾点求学于孔子,见“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论语·先进》)中,孔子的弟子之一曾皙名点,就是曾参的父亲。曾点之子曾参长大后,也受业于孔子。这样曾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

曾子在青壮年时参加过农事劳作。如《说苑·立本》载:“曾子衣弊衣以耕。”《孔子录语·六本》也记有:“曾子耘瓜,误斩其根。”由此可知他不是阔少爷。他的母亲是一位“男耕女织”式的能干人。如《战国策》卷二和《新语》里记载同样一段故事时说,其母在织布时听到别人说曾子在外边杀了人,她深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就“织自若”,而对报信的人不予理会等等。

另外,《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肇,曾子的妻子赶集市时怕儿子跟随,就说回来后给他杀猪吃,可是回来后又舍不得杀。可见他的家庭经济生活不太宽裕,还达不到所谓“衣帛食肉”的程度。

《庄子·让王》里还说曾参过的是“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生活。

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曾参曾跟随孔子“游于诸侯”,可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曾参才八岁(孔子五十四岁离鲁,而孔子又比曾参大四十六岁)。由此推测,孔子开始周游时他不可能参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孔子周游的过程中,才参加到孔门的行列中去的。

由于他学习勤奋,所以很快就学有成就。在他父母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养活父母,就到莒国去当了个“得粟三秉”的官职(《韩诗外传》卷一)。之后收徒讲学,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的弟子也有七十多人,而且吴起也是其中的一个(《吕氏春秋·当染》)。

曾参父母死后,他“南游于楚,得尊官焉”(《韩诗外传》卷七),这样说来,他也曾在楚国当过官。弟子日众,名声日著。后来,齐国想迎以为相,楚国想迎以为令尹,晋国想迎以为上卿(《韩诗外传》卷一),可是他一概不就任,而是专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习和传授弟子的教学活动,最后终于成了一位有名的儒学大师。

《大戴礼记》中记载有他的言行,尤以孝著称。他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等主张。

曾参尊崇孔子,修养全面。他重视仁德的修养,在义、利问题上,他也是以孔子重义轻利思想为准绳来处理问题的。他格外重视对人进行“讲信用”的品德教育。曾子的妻子原来答应赶集回来给儿子杀猪吃,可后来又舍不得杀,反而说道:“特与婴儿戏耳。”在此情况下,曾子就斥责妻子的不严肃态度,说:“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斥责完后遂杀猪以兑现前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重视孔子倡导的礼。曾参对儒家提倡的其他道德如谦逊、爱民、安分守己等,也都认真修养。

《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这说明在东汉时他的著作可能还流传于世,并影响着社会。《隋书·经籍志》记有“曾子二卷”,说明隋以后《曾子》的篇章虽有散失,但也有传本。曾子思想的内容是全面而丰富的,而大量资料说明,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孝的思想。因为他主张的仁的思想有时和颜回、闵子骞等并提,如《盐铁论·地广》中称赞曾子时说:“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但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大量地是淹没在孔子、颜回的仁德之中;他的勇的精神自孟子以后,就融化在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浩然正气”之中;他的修养方法的内容,也融合在《大学》之中,而不再单提。而其“孝”的思想,除了闵子骞外,当时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所以这方面的影响最大。

《战国策·燕策》说:“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吕氏春秋·孝行》引曾子的话说:“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新语》说:“曾子孝于父母……德美重于后世”;《盐铁论·晁错》:“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汉书·贾邹校路传》也说:“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尸子》称赞曾子是“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慎而无咎”。唐代的皮日休在总结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宗圣志》卷七)这方面的材料可说是不胜枚举的。

曾子这方面的言行是突出的,对后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后来的当政者很需要这种思想来帮助他稳定社会秩序。这样,曾子的社会地位和谥号,也就逐步提高起来。

据《后汉书·明帝纪》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从这以后,包括曾子在内的孔门弟子,就不断受到官府的祭祀。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封“曾参为太子少保”;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曾参“郕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郕伯为“郕侯”,政和元年(1111年)又改为“武城侯”,咸淳三年(1265年)封为“郕国公”。元代至顺元年(1330),更封为“郕国宗圣公”,至此曾子的谥号达到“圣”的高度。在孔门弟子中只有两位孔门弟子(颜回被封为“复圣”,曾子被封为“宗圣”)获此殊荣。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提高曾参的地位,就是为了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主要是利用他起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当然,要是对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的话,也会发现他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