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美国汉学家市井迁为费慰梅女士那《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一书所作的前言中说：“如果我们保持些距离，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一番鸟瞰，就不难看到，这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也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痛苦，加上国内政治的无序，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在这个持续动荡的世界，这个严酷的审查制度令人失去想象的世界，个人的创造力与心智的探索，又怎么可能广泛流行？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似乎就印证了上述悲观的省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还记得公元1996年9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50周年时，梁思成的学生、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出版时曾著文缅怀先师说：“解放以后，梁先生在新中国生活了22年……总起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多一半左右（而吴良镛先生则说：‘从1949年起，梁先生潜心地投入建国后的专业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时，不过48岁，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充满激情地放手工作的时间还不足5年！’），特别是最后带着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的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
公元1948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梁家迎来了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至今也不知姓名的新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他们是来诚请梁思成为解放军攻城部队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北京城里哪些属于需要重点保护的文化古迹和文物建筑，以免不得已攻城时猛烈的炮火毁坏了它们。面对解放军攻城部队的这一请求，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不由惊喜万分也激动万分，他们多少次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一直担心如自己生命一样珍爱的北京城里这些文化遗产遭受战争的毁坏，如今胜利在握的人民解放军竟然要不惜以流血牺牲来保护这些珍宝，这怎能不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激动呢？于是，梁思成与卧病在床的妻子林徽因几乎不假思索或参阅任何资料，当即便在那两名解放军军官所带来的军事地图上，一一标明了北京城里诸多文物古迹的准确位置。
目送新老朋友匆匆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梁思成与林徽因还在回味着刚才的那一幕，心底不由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幸福与感动。同时，他们也想起了当年在沈阳东北大学时的酸涩。公元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开始对沈阳市及周边古建筑进行首次的科学测绘，从此也就踏上了保护古建筑的艰难之路。一次，当梁思成得知沈阳市市长在城市建设中，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市内有着这座城市重要标志性意义的钟鼓楼时，便“自不量力”地向市长请求保留下钟鼓楼，他在“上书”中动情地陈述道：“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最终，梁思成的进言没有被采纳，他第一次试图保护古建筑的努力以功败垂成而结束，这似乎也成了他今后保护古建筑一种宿命的开始。不过，那毕竟是国民党时代的事，而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竟然在大战前夕主动提出要保护北京城里的文物古建筑，这不能不使梁林夫妇对国共两党在心中作一番比较。
在比较中，梁思成还记得保姆刘妈前天从自家刚回来时，便急切讲述自己早上亲眼目睹那罕见一幕的兴奋情景。那天清晨，家住北京城郊成府村的刘妈一打开家门，就见村里来了许多身穿灰布军装的队伍，听说他们是半夜开进村里来的，可是竟然没听见一声响动，就连看家护院的狗也没叫唤一声。原来，这支队伍半夜进村后没有惊扰一户村民，而是悄悄地靠在胡同口的墙角睡了半宿。天亮后，村民们见状于心不忍，纷纷邀请他们进屋喝碗热粥暖暖身子，而他们同样没有一个人进屋，就连喝一口开水也要连连道谢。对此，保姆刘妈一回到梁家就兴奋地说：人人都说共产党好解放军亲，我以往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古以来哪有军队不欺负老百姓的，如今我算是亲眼见着了，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守规矩懂礼貌的队伍。保姆刘妈还说，她进城的时候村里已经非常热闹，村民们都行动起来了，到处敲锣打鼓，手拿着小红旗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呢。听着保姆刘妈绘声绘色的讲述，梁思成和林徽因不由想起“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典故来。是的，这就是他们满怀期待而又心怀忐忑留在北京等待的中国共产党，等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这样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梁思成的心中更是充满了期待。
果然，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由不让梁思成激动起来。公元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收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宣布一切暂时维持原状，教职员工的薪水按原来等级及时复发，其他事宜将等待北京全城解放后通盘筹划解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北京全城，城内秋毫无犯，梁思成所关注的文物古建筑丝毫未损。随后，梁思成还注意到往日垃圾成堆的街道变得净洁了，淤塞的护城河清水流淌了，杂草丛生的湖泊变得清澈了，散发恶臭的下水道也被彻底清理畅通了……所有的一切都让梁思成对即将新生的人民政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当人民解放军代表再次造访清华园新林院8号，向梁思成请教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中，如何保护全国各地文物古建筑时，梁思成更加坚信自己当初拒绝登机飞往台湾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正确，他对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更加钦佩无比。随即，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研究所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编制出了长达一百多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并立即交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大量印刷，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到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指挥员手中，使诸多文物古建筑在随后的解放战争免遭厄运。对此，罗哲文先生后来曾回忆说：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深知梁思成先生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访梁先生提意见、想办法。他慨然应允了，并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出学社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一共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
这一简目编者的名义为中国建筑研究所。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以后，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都在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全部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特设立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以保证此一工作不致中断。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的条件日益困难，经费缺乏，教学任务的加重，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营造学社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这本《中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也就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份珍贵纪念和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份献礼。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除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一厚礼之外，梁思成在随后被委任为顾问并负责筹建中央直属修建处的过程中，还积极写信邀请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诸多建筑师加盟其中，诸如吴景祥、陈占祥、张镈、戴念慈、严星华、沈奎绪和刘江仲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各建设部门的骨干，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说这还不能算是梁思成真正入政的话，那么他在公元1949年一年之中就先后被委任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建筑师、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这就不能不说梁思成已经进入了政途。特别是公元1950年1月当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时，他的政途便从此围绕着保护北京城和北京城里的古文物建筑拉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序幕。当然，这也是他从政或人生悲剧的开始。
按说，受父亲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梁思成自青年时代就立志要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曾想过要从政，可这一切的荣誉和头衔都来得让人惊喜、意外和兴奋不已，使人无暇多加考虑或有所选择。当然，梁思成也许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要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佩和信心。如果说人民解放军代表两次造访清华园，是梁思成对中国共产党的美好初识的话，那么随着他后来频繁地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特别是与一些高级领导者的频繁交往，使他越来越愿意或者说是希望亲近中国共产党，并且还有了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朴素念想。梁思成一直记得他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位高级领导人彭真相见时的场景，他说：“我接触的第三个共产党员就是彭真了，那是北平解放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当时我对党内的组织情况毫无了解，根本不知道他在北京市及党内的地位。当他知道我是梁启超的儿子时说：‘梁启超曾经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他又引了一句梁启超的话，然后对我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除此之外，梁思成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会议特别是宴会时，对那种自然、轻松、活泼、愉快的气氛也是感受深刻。在公元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政协宴会上，梁思成被特意安排与周恩来总理坐在一桌，席间周恩来总理谈笑风生，谦虚平和，而当人们崇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前来敬酒并笑劝大家不吃辣椒就不是革命者时，更是将轻松愉快的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对此，梁思成每次参加完会议回到清华园时，总是对会议情况津津乐道，言词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满怀热爱。
不过，新生政权百废待兴，筹建政府的事务可谓是千头万绪，梁思成也开始忙碌起来，他积极投身到诸多带有政治性的专业事务工作之中。梁思成是有崇高声誉和名望的著名学者，更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权威专家，新生的人民政府有诸多事务还需要他的参与。于是，忠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梁思成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的梁思成也许没有想到再作其他选择，他不仅早已决定将自己所学贡献给即将新生的人民政府，还积极向云集在江南的诸多建筑师老朋友们写信邀请他们“北来”，因为“中共政策”让他感受到“前途满是光明”。例如，早在公元1949年6月梁思成就写信邀请老同学童寯先生加盟清华大学营建系。短信如下：
老童：
恭喜你们也解放了。现在虽然少迟了几天，但我仍以“老区”的资格来向你致贺。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这不是jargon（左川注：原意为难懂的话，此处意为并非奢谈），而是真诚老实的话。南京解放后，想你们必也同感。
现在北京已安定下来，并且已展开了建设工作。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的建筑师，并且需要训练大量的新建筑师。我企盼你早早的北来，华盖可在平设一分事务所，先立下基础。从清华及我个人的立场说，我恳求你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回来提携母校的后进。我已对学生说了多少次你早已答应过来清华，他们都在切盼。清华建筑系的师资太缺乏了，你若肯来，可以给我们无量的鼓励。因此双重原因，我恳切的求你毅然离开南京，来为母校养育后辈。我知中大也需要你，但在宁沪的建筑师多，总可找个替身；而清华之需要老兄，却是迫切之至。
北京旅程的一切，政府都能为你准备，企盼早日赐覆。即颂双福
弟思成恳切拜上
徽音附候
后来，虽然因为种种原因童寯先生未能应邀前来，但不久在朱德总司令的敦促下，梁思成因为负责筹建中国建筑总公司的缘故，还是从江南邀请来了二十多名青年建筑师，并竭力向政府有关部门推介他们任职，并在生活上为他们请求照顾。例如，公元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致信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将军时说：“……我因朱总司令的关怀，又受曹言行局长的催促，由沪宁一带很费力的找来了二十几位青年建筑师。此外在各部门做领导工作的，也找来了几位，有拟聘的建筑公司总建筑师吴景祥先生，拟聘的建设局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先生，总企划师黄作燊先生，以及自由职业的建筑师赵深先生等。各人在建筑学上都是有名誉的人才。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的。在开办之初，政府必须确定他们可以在技术上发展他们的才能，不受过去以营造厂商而兼‘打图样’者的阻碍，才有办法。我所介绍来的几位建筑师对于这点最感疑惧，来后都因没有确定机构及工作地址，也不明了工作性质范围，也没有机会与各有关方面交换意见，一切均极渺茫着困惑的感觉。我诚恳的希望，关于这一点，各机关的直接领导者和上级能认识清楚，给他们一点鼓励和保证。此外还有一些枝节的小问题：如受政府聘请北来人员，人地生疏，带着眷属，困于居住的问题。北来旅费及参考书籍的运费等，亦使他们为难。事情虽小，但在个别的每人来平之前，总要我为他们打听情形，看来我们总应该有个原则上的决定。”此后，梁思成信中所提到的几位建筑师均各得其所，例如赵深后来担任国家建工部中央设计院总工程师兼民用设计室主任工程师，例如陈占祥后来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等职。可是陈占祥在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期间与梁思成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却使他吃透了苦头。这是后话。
通过梁思成以上的一系列作为，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怎样的赤胆忠诚。这也许就是学人入政之初的普遍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