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我经受了急风暴雨的洗礼。
一、投身革命
抗日救亡运动在荫城镇兴起五集村一带虽属壶关县，因相距县城50里，所以这里人们的生活与长治县荫城镇更为紧密。
荫城镇位于长治市东南40公里处，是晋东南四大古镇之一。它地处长治、壶关、高平、陵川等四县交界，南依老熊山，自古就是铁制手工业产品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山西有句民谚：“万里荫城，日进斗金”，说的是荫城镇铁货产量多、销路远、利润丰厚。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开始冶铁，东汉时被称为“天然铁府”。周围130多个大小村庄几乎家家有铁炉，人人会打铁。千百年来这里生产的铁锅、铁钉、铁锄镢、铁犁铧等生活和生产等铁器，以其质高、价廉、品种全赢得了市场，招徕了八方客商。清乾隆、嘉庆年间，“荫城铁水奔流全国”，交易额达1000万两白银。不仅销往全国19省，还外销朝鲜、日本、尼泊尔、波斯、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
荫城商铺旧址荫城铁货行街旧址李鱼萍（67岁）讲：荫城过去号称“万里荫城，日进斗金”。全镇有商号500家。百年以上老店有：昌泰店、柒存店、茂昌店、通顺店、泰兴店、恒泰店、太升店、祥泰店、元盛店、协泰店、同盛店，福义栈、天顺和、晋毓通、元发长、中山永、顺宝成等。东街主要是铁货、杂货和花布店。字号店收铁货，交给大行店外销。还有骆驼、骡马店等客栈旅馆。
云烈刘木槐（94岁）讲：荫城的商铺行店有48家。铁货店铺集中在后圪廊，德盛号就是专收铁货的，陵川、高平的人都往这里送货。杂货店铺字号很多，“同懋德”可能是杂货店。西街的“正兴泰”是壶关县瓜掌人开的杂货店，东家姓李，掌柜的是怀庆府人。这里还有药铺、染坊、当铺、饭庄、木匠铺，斗行（粮店）就有18家。每逢三、六、九日为集，镇上到处是饭食摊点，赶会人多得数不清，粮食堆得山一样高，到天黑都卖完了。
李印则（69岁）、李永瑞、王西明讲：当时有歌谣：“高平的铁，晋城的炭，离了荫城不能干。”“庆丰号”是壶关县河西村人开的铁货店，“瑞盛钉店”是积存店开的。铁货有铁锅、铁钉、车圈、铁箍、火柱、水担钩等等，全国都知道，外国也出名。这里还有一条当铺圪廊，就是典当行店集中的那条街。
荫城是铁货的集散地，外地坐商庄客发财了。每年，荫城要唱几十台戏，平时都是各店铺分担出钱，只有八月初一这一天的戏为老百姓庆丰收唱。西庵庙供奉的是关公，每年起庙会时，请戏班唱戏是关东客出钱。当时门市有360到370户，街上的买卖数不清。
民国十年前后，荫城铁货生意依然十分兴盛。这里和壶关、长治等地共有各种铁炉1800多座，制铁工人达13000多人，经销生熟铁货达1500万斤。当时市井繁荣、商家云集，有关外东北、长江以北、西北长安的商人。他们是大商家的代理人，在这里坐庄开铺，当地人称之为“庄客”，所谓“关东客、河南客、西京客、直隶客、口外客、两广客、西南客”等。中小商家一般是直接收购小铁炉生产的铁货，也有采取预支现钱雇用铁匠炼铁矿，按图纸锻造铁货的。大商家多是和当地的豪绅相交结，依靠他们开办大矿窑和大作坊、铁炉等，然后收购半成品和成品。这样就形成对当地老百姓有组织有计划的剥削。
红军和八路军来到晋东南之前，山区的老百姓不闻不问世道问题，不知国家的危亡，只知道阎锡山是土皇帝，要给他纳粮出款。后来，阎锡山、冯玉祥结盟，发动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给山西老百姓加重了粮款和捐税。这种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这里的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山西跟全国一样，遭到了日寇侵略的威胁，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影响，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起来。
这年冬天，我跟父亲去荫城，在关东会馆与东北庄客商谈铁货生意时，听他们述说日本侵略军侵占东三省，老百姓遭了难，年轻人纷纷外逃，或参加张学良的部队，家乡的父老幼弱度日如年等情况。
这时候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正强化封建统治，搞独立王国，反对外来正义势力，掀起反共防共高潮。
1935年夏，阎锡山派军队协助蒋介石围攻陕北苏区以后，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反共防共组织。他在要求各地组织“防共自卫团”、诱导青壮年参加的同时，还成立了自任总团长的“主张公道团”。各县、乡、村随即成立分团，壶关县公道团团长是杨笃宽。公道团成员每月要交一块二角钱的会费。公道团的主要功能是防堵共产党势力进入、排解调停村里民众纠纷等。该组织以地主、富农为核心，口号是：“反对坏官坏绅坏人！拥护好官好绅好人！”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旨在维护其黑暗统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地向华北进攻。红军贺龙率部进军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一情况在当时的《山西民训旬报》上有反映：“民国二十五年春夏，共匪由黄河西岸窜到山西西北的石楼、永和、大宁、离石等县，占领24个县城……。”《山西民训旬报》10天一张，我在五集村开的店铺订了一份。
这个时候，晋东南什么军队也没有。阎锡山宣传的是“共产党来了，老百姓都遭殃，男的编赤卫队，女的编慰劳队”、“共产党杀人如捻死蚂蚁”等恐怖吓人的鬼话。我们这一带老百姓听说后胆寒心惊。同时，官府又搞杀一儆百，将一个衣襟纽扣上下不一样的人以共产党人论罪，非刑拷打后杀害，使老百姓更加恐惧了。
后来有了国民党杂牌军万祖林的五十三军、孙殿英的新一军，上党地区复杂起来。抢劫、杀人的事件在城镇和乡村不断发生，造成老百姓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我串乡赶集跟庙会时，一听土匪部队来了，就和大伙跑开了。时世混乱，穷人难活。我想赚几个钱的小生意也做不安稳了。
国家处在危亡之秋，社会经济日趋凋敝，不只是荫城镇，就连五集村的商家也纷纷关门，我的家更是陷入破产之中。这时的我正为被封建势力和苛捐杂税的压榨所苦恼，可是怎么才能跳出这黑暗的圈牢呢？
1935年冬，北京发生“一二·九”学生大示威，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山西青年纷纷响应，长治县荫城镇也兴起抗日救亡活动，还有一个地下“商贩抗日武装”小组，主要活动在“三角台”以东的地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在荫城镇参加了秘密抗日救亡座谈会，并手持小旗集会游行。从此，我开始对天下大事有了了解，对人生有了新的追求。
红军东征波及晋东南“一二·九”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直接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东征，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以求进一步推动救亡运动，实现党的主张。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过黄河，冲破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防线，仅用三天时间便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50公里，东西35公里，占领县城24座，并在关上村歼灭阎锡山一个团的兵力。以上内容我也是从《山西民训旬报》上了解到的。
红军与阎锡山军队打得很厉害，后来因马鸿逵、胡宗南攻打陕北根据地，蒋介石乘机调动20万大军进驻晋南中条山增援阎锡山。到5月，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陕北。红军虽然从山西撤了，但已撒下革命的种子，给穷人带来了希望。五集村的王秦顺、张龙胜投奔红军去了（《壶关县志》载：王秦顺1910生，1935年入伍，战士，抗战时牺牲；张龙胜1912生，1935年入伍，九纵二十七旅八十团战士，1945年祁县子洪口战斗中牺牲）。
王买保（45岁）讲：爷爷1937年前参加红军，后来偷偷回来过两次。骑马带来一伙十岁左右的小孩，奶奶给他们洗洗头、梳梳头，收拾干净后就走了。
祖父走后，家里没了生活来源，奶奶和我爸差点饿死，只得变卖东西过活，最后连铁火口、炉支等都卖光了。再后来听说爷爷打鬼子牺牲在陵川。家里收到白头书后，我爸王六则（1930—2001）曾去平城镇，但没有找到尸首。土改时政府照顾烈属，我家分了三间房，一亩多地，定为贫农。我爸作为烈士家属享受定期抚恤金一直到2002年。
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局势危急。这时，山西军阀阎锡山面临日寇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力量的发展以及蒋介石的排挤。迫于形势，他与共产党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走上“联共抗日”的生存之路。
1936年9月18日，阎锡山在太原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10月下旬，他邀请山西青年抗日活动家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宣传“守土抗战”，组织建立山西新军。阎锡山拨给许多步枪、迫击炮，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寇的进攻和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维护他的地盘即“保晋大业”。
薄一波是中共党员，他按照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指示，凭借阎锡山官办组织的招牌，喊着阎锡山“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等口号，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展牺盟会会员，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同时组建了新军——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我从《山西民训旬报》上看到：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成立了四个纵队等。
这年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山西的青年纷纷起来，要求民主抗日。当时流传着续范亭将军为发动抗日民主运动兴起而切腹自杀的惊人事迹。长治县荫城镇的青年人举着小红旗游行，搞宣传抗战的活动，高呼“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等口号。
这一年，我20岁，正是热血青年，当抗日救亡大潮来临时，我很快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当时有一首歌，有一句词是“不当温室内花朵，要做太行山上劲松”。每当听到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我觉得浑身是劲，就天不怕地不怕，大踏步地前进了。
在荫城镇上，我曾遇见一位清末秀才。他姓蔡，整天坐在衙门旁边，靠为他人缮写书信和状词得些润笔而生活。我十分敬重蔡先生，不时前去求教。日子长了，他和我成为师生关系。他家在本镇的峰北底村，家景贫寒，但很有见识，诲人不倦。他曾说过：“穷秀才虽是昙花，但也能装点生活的春天。”当得知我心情苦闷，思量外出寻求人生出路时，他说，现下日本人有狼子野心，侵占了东三省还想进关内，打大仗是迟早的事，古有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先贤，你不如来个“弃商从军”。我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忙问怎样才能“弃商从军”。老先生讲，听说太原正在办国民兵军官训练团。你想为国家效力，我替你写一份投军状试试看。我将《投军状》用双挂号寄给山西省绥靖公署，也收到了回执，但我未能前往报考。这一回执由我安好弟保存，后来局势紧张时就一把火给烧了。
张李堂讲：我爸说过，大爹学下武艺，18岁上就想出去当兵。那年，山西省军官学校招生，但奶奶和老祖母不让他去。大爹是孝子，就跪下恳求，奶奶还是不同意，于是他就取来擀面杖跪，直到天明。奶奶和老祖母心疼了，终于允许了。但等他去报名时，名额已报满了。
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的春天，是我人生道路转变的岁月。我虽是壶关县人，但接受革命启蒙却是在长治县荫城镇。
这年我21岁，是一个生活无着的农民青年和发财意识浓厚的小商贩，但在国难当头、全民奋起抗日救亡之时，我遇到了一个革命指路人，他的名字叫申斗金。
年初，上党地区发生春荒。为了解决青黄不接时的生计问题，我到荫城镇买上食盐，到长、壶、陵三县交界的村庄，用以物换物的方式换来鸡蛋、药材或原粮，然后到集市上卖出后，再去荫城镇批发针线、鞋口带、鞭炮等小杂货，背着褡裢，东奔西跑走村串户叫卖。由于方便了山区庄户人，因此很受欢迎，可以解决吃穿和互通有无问题。
这些年，我去荫城镇进货次数多了，与许多商铺掌柜和外地庄客逐渐熟悉了。有一个叫赵德尊的内蒙人，他在这里坐庄，先用银钱买上条铁，雇上铁炉工人打成家具、农具等成品，然后贩卖出去。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本姓王，曾在张作霖的奉军当过兵，后与陕北红军徐海东部联系上了。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受上级指派来到长治以做生意为掩护，发展共产党组织。
由于我常到荫城镇东大街三角台的“同懋德”杂货铺批发货物，也渐渐与掌柜申斗金熟悉了。他对我的生意很照顾，知道我的本钱少，就赊销货物给我。有时也让我给他送个信或者叫个人。当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只知道他是壶关县二区桥头村人。他了解到我身世苦难、受家族歧视和不满压迫剥削，并有追求新生活的自发意识后，逐渐引导我。他问我愿意不愿意给抗日救亡出力，这时我正在彷徨之际，当然愿意了。随后他把我介绍到一个姓金的庄客那里。
老金让我以走乡串户做小生意为名，帮他找人或口传有关事项。所找的人，近的在长治县西火镇、东火村、平家庄、石炭峪和壶关县的牢村、赵屋，远的就到高平县以及陵川县的冯家炉等村庄了。我与老金是单线联系，都是秘密往来。他要求严守纪律性、时间性和踏实性。我也不敢含糊其事，在与别人接触中，从不随便打问，只是听对方谈说，然后如实传送信息。老金交办的事从未出过差错，我暗中做的这些事，也从未给家人和其他人讲过，恪守“只能默默做事，绝对不能暴露他人身份”的叮嘱。
1937年春，荫城镇一带，来了一支红军抗日宣传队。红军抗日救国宣传队到长治后，申斗金就与白队长联系上了。
正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历3月1日，我去荫城镇进货时，申斗金悄悄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个西京铁货庄客，他姓白，实际上是红军抗日宣传队的队长。他们以催购铁货为名，要在荫城附近的南、北琚寨，上、下好牢和郭良等村庄搞抗日救亡活动。他到东火村催铁货时认识了一个小青年叫张孝臣，帮他在村上找人催交铁货，人很聪明精干。你可认得他？”回答：“我们是亲戚，孝臣是我表弟。”这时我才知道申斗金是地下党员。
申斗金同志讲：“白队长做的是抗日救亡工作，以后还要到你们五集、牢村、百尺一带活动。我把你介绍给他，有事会找你的。”他又说：“张安书，我给你改个名，叫‘德善’，给老百姓多行善事多积德吧！”
我的原名是父亲起的。本家兄弟都以“安”字辈取名排行，这或许是老人们对社会安定、子侄平安的期望吧。但我长大成人后曾用谐音起名“暗曙”，确实是有感于苦难身世、艰难日子和对新生活向往，不过从来没有正式用过。老申同志起的名字既响亮又有深意，此后我参加革命活动就用这个名字了。不过家里和村上人还是叫我原名。申斗金同志郑重地交代道：“你明里仍然当你的小贩，暗中给我们向东火、西火、平家村以及高平、陵川的地下党传送口信。”从这天起，我开始给共产党做事了。
这年11月，八路军太岳区领导人宋任穷、王新亭到上党地区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会前通知有关人员去开会，申斗金让我到西火镇、峰北底村、石炭峪村通知了三个人。
申斗金同志把我引上革命道路后，他还介绍我到长治莲花池抗日民众大学二分校学习。我兴冲冲找到二分校教务主任，他问我上学念书情况后，说：“你有抗日勇气和学习热情，这很好。但到这里学习要有一定文化基础才行啊。”然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壶关县人。他说：“壶关县‘动委会’办有抗日干部训练班，你到那里学习比较合适。”随即给县动委会主任何绍先写个条子。我把这情况告诉申斗金同志后，他先是安慰后是开导，讲：“不要灰心么！我看你要先做出点成绩来再去学习。当下，你要协助白队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再一个就是发动青年人参加抗日决死队。”
老申的一番话给我点明了方向，后来我也是照他所讲去做的。申斗金同志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是我敬重的共产党人。后来得知，老申同志于1940年夏，被阎匪偷袭捕捉，杀害于常行村。听说他临刑前从容不迫，还与狱友下了一盘棋呢。
李晋忠（67岁）、杨双英（67岁）夫妇讲：申斗金家住固村镇桥头村的北村，他是我本家舅舅。抗战时，一河之隔的桥北和桥南，两个村子的人政治面目不一样。桥北人多在共产党这边干，而桥南有不少人是中统或军统特务，人们说：“桥北都是八路，桥南都是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