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说的千万别说
古人说：“讷为君子，寡为小人。”祸从口出并不是不让人们说话，而是告诫人们讲话一定要谨慎，常言说：“言多必失，谨开言，慢开口”，“会说话的想着说，不会说话的抢着说”。开口说话要动脑筋，为什么要说话，要看讲话对象，应该怎样开口，都有一定的学问。
古人在对待因言获罪的问题时，提倡恶语善说。既要表达“志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即“君子绝交，口不出恶言”。把这种保身哲学引申开来，就涉及到古人很重视的如何表达“察与不察”的处世之道。善于明察的人并不是明智的，能够明察也能够不察的人，才是明智的。因为自己洞察了某件事的本质，却偏偏有人不愿你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只好装作不知，才能使自己免遭不测。内精明而外浑厚，沉默是金，大智若愚，这才是明哲保身的道理。
清朝光绪年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常单独召见廷臣，有事不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太后颇为不平。
1881年初，慈禧忽然得了重病，征集中外名医治疗都没有效果。后来用产后疏导补养的药治疗，竟“奏效如神”。于是慈安太后知道慈禧失德不检，便以庆贺慈禧康复为名，在钟粹宫摆下酒席，和慈禧共饮。酒过三巡，慈安太后让左右的人下去后。就谈起咸丰晚年的事，说：“20多年来两宫相处还算好，有一件事早想和妹妹说了，请妹妹看一件东西。”慈安说着起身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卷黄绫纸来。原来是咸丰帝临终写给慈安太后的手谕，大意说若此后那拉氏不安分，可出示此诏命大臣把她除掉。慈禧听后脸色大变。
慈安太后完全出于好心告知慈禧此事，想借此遗诏规劝慈禧今后处处须检点。为了不使慈禧猜忌，慈安当场索回遗诏在蜡烛上烧了，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慈禧表面感激涕零，暗中心怀鬼胎。不久，慈安太后患感冒，当晚就死了，事实上是被慈禧所毒死的。
像慈安一样因说话不慎招致杀身之祸的人还很多，贺若敦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南北朝时，贺若敦为晋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们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唯独自己没有被晋升，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决心好好干它一场。
不久，他奉调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打了个胜仗之后，全军凯旋，这应该算是为国家又立了一大功吧，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大发怨言。
晋公宇文护听了以后，十分震怒，把他从中州刺史任上调回来。迫使他自杀，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因为这舌头把命都丢了，这个教训你不能不记住呀！”说完了，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刺破了儿子的舌头，想让他记住这血的教训。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他没有记住父亲的教训，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下狱。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有功，不久也就放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我皇帝也是废物不成？”
这时因贺若弼言语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见了，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十分的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
贺若弼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的功劳的分上，给我留条活命吧！”
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颖说：‘陈叔宝被削平，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颖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
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地赏我活命。”
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隋文帝考虑了一些日子，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撤消了。
父子两代人，同样是因言多而坏事。所以要忍那些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祸端。
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说话不分场合的人。这样的人不知道，有些是可以公开谈，有些是只能私下说。他们通常都是好人，没有心机。但是常常会引起始料不及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必须随时为自己竖立警告标示，提醒自己，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