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不决。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也。
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覆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
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
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
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尝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其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泄，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疑脱“元”字）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吴仲孙”，甚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中庸论上
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着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全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
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人，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诚者也。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
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
孔子盖长而好学，适周观礼，问于老聃、师襄之徒，而后明于礼乐。五十而后读《易》。盖亦有晚而后知者。然其所先得于圣人者，是乐之而已。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且夫于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愠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明而不诚，虽挟其所有，伥伥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而未可与居忧患也。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辨，乃可以见。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
中庸论中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
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令吾以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子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
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从生而言之，则其言约，约则明。推其道而观之，故其言费，费则隐。君子欲其不隐，是故起于夫妇之有馀，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
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此之谓失其本心。且万钟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难，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较其轻重，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
中庸论下
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记》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涂，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过者之难也。然天下有能过而未有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
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厌。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污乎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踽踽：音jǔjǔ，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的样子。
凉凉？生斯世也，善期可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
《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论好德锡之福
昔圣人既陈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万世而常行也，故为之大中之教曰：
“贤者无所过，愚者无所不及。”是之谓皇极。极之于人也，犹方之有矩也，犹圆之有规也，皆有以绳乎物者也。圣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贤者俯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圣人以为俯与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犹有以强之者。故于皇极之中，又为之言曰：“苟有过与不及，而要其终可以归皇极之道者，是皇极而已矣。”故《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悲天下有为善之心而不得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圣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广也，其诱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备也。
天下未有好德之实，而自言曰“予攸好德”，圣人以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禄之。天下之为善而未协于中也，则受而教诲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从也，故逊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从，然后知其终不可以教诲矣。故又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失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极之道，而上之人不诱而教诲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其终也，恐天下之以虚言而取其爵禄也。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盖圣人之用心，忧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终之至于侥幸也，故其言如此之详备。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后可以合于皇极。然则先王御天下之术，盖用此欤？
自评文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劝亲睦
夫民相与亲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书为井田，使其比间族党，各相亲爱，有急相赒，有喜相庆，死丧相血阝，疾病相养；是故其民安居无事，则往来懽忻，而狱讼不生；有冠而战，则同心并力，而缓急不离。自秦汉以来，法令峻急，使民乖其亲爱欢忻之心，而为邻里告讦之俗。富人子壮则出居，贫人子壮则出赘。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纷纷乎散乱而不相属；是以礼义之风息，而争之狱繁。天下无事，则务为欺诈，相倾以自成；天下有变，则流徙涣散，亡以自存。嗟夫！秦、汉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难治也？此无他，民不爱其身，故轻犯法，轻犯法则王政不行。欲民之爱其身，则莫若使其父于亲，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则其所赖于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轻犯法，三代之政，莫尚于此矣。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相，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民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祢者，五世则迁者也。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宗子死，则为之服齐衰九月，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