衤旬珹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圣人抚运，明主乘时，亦以杞梓之材，而为股肱之任。然则地有山川，其险可见；天有冬夏，其时可知。至于凡人之心，杳然无所，素王以之不测，帝尧犹以为难，将欲用之，不无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辅君，亦能危君。是以三杰用而汉兴，六卿强而晋灭；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齐亡；虽任是同，而成败尤异也。夫人者，奸宄无端，真伪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亲而行违，或贱廉而贵贪，或贫贞而富黩，或愆大以求变，或位高而自疑，或见利而亡恩，或逃刑而构隙：此则耆筮不足决，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难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难知之人心，未明真伪之情，徒信毁誉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于宗亲，则管叔、周公不无忠僻；验之于戚属，则窦婴、吕禄不无正邪；推之于功臣，则王陵、黥布不无逆顺；论之于故友，则樊哙、卢绾不无去留。取以刀笔之能，则若张汤之欺诳；赏以颊舌之用，则厌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余，则陈平不可独任；若英谋出众，则韩信虑其难制。夫天下之至大也，无其人则不可独守，有其人则又恐为乱，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且夫毛发植于头也，日以栉之；爪甲冠于指也，月以钅虑之。爪之不钅虑，长则不便于使也，发之不栉，久则弥成于乱也。夫甲爪毛发者，近在己躬，本无情识，苟不以理，犹为之难；况于臣下非同体之物，人心有易迁之虑，委之以臧否，随之以是非，盖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长路者，必在于骏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于贤臣之用。然骏马苟驯，犹不可以无辔也；贤臣虽任，终不可以失权也。故夫御马者，其辔烦，则其马蹀而不进；其辔纵，则其马骄而好逸。使夫纵不至逸，烦而每进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使夫宽而不至乱、峻而能安者，唯圣人之所明也。恐马之多逸，舍马而徒行，则长路不可济也；惧臣之为乱，舍臣而独任，则天下莫能理也。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则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则不能止其乱也。是故项羽不用范增，是舍马而徒行；汉帝虽有曹操，是乘马而无辔。苟欲不败，其可得乎？
故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于人。”其是之谓欤？
爱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无幽不烛，盖之以重云，则光辉莫睹；水之鉴也，有来而斯应，混之以糁土，则形象俱灭。夫以水、日之明鉴，失其常然者，岂不以云土之异，移其性乎？是则人有神智之察，非不灵矣，徒以内存爱尚之情，外挟憎忿之事，则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华孝矣，瞽瞍病之，亲行不义；寤生贤矣，武姜恶之，自构其乱；鹤乃贱矣；卫君重之，载以华轩；马则微也，楚王好之，衣以文绣。夫以骨肉相亲，因无间矣，而犹憎之；禽兽类别，诚有分矣，而犹爱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士媚于主巧于鹤马之媚人，而无爱憎之迷者，盖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谏而屡出，籍孺、韩嫣以佞幸而益重；孙通谀言而受赏，贾谊切直而见疏。甚矣哉，爱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诤君之恶，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为憎己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谀主之善，方欲长王之过，而主反以为爱己也。殊不知闻恶而迁善，永为有道之君；悦善而忘恶，长为不义之主。是则致君于有道者，岂得不为大爱乎？陷主于不义者，岂得不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谄之情，轻肆向背之志，以为爱己者，己亦爱之，则宠光加于三族；为以憎己者，己亦憎之，则夷灭被于五宗。遂使剖心刎颈之诚，弃而莫用；舐痔吮痈之类，擢以殊级。且夫赏以劝善，名以爵贤，使天下不肖者有名，无功者受赏，则何以劝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惩恶，使夫怀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则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汉憎雍齿，张良以为可封；隋宠少师，伯比以为可伐。何则？有功者害，适为不祥，无德是亲，自沦丧乱者也。
赵湘
赵湘（956-994），字叔灵，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淳化三年（992）进士，重道统，崇韩柳。辑有《南阳集》。
本文
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诗》曰“本支百世”，《礼》谓“行有枝叶”，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于天，百谷草木之于地，参然纷然，司蠢植性，变以示来，罔有遁者。呜呼！其亦灵矣，其本亦无邪而存乎道矣。
圣人者生乎其间，总文以括二者，故细大幽阐，咸得其分。由是发其要为仁义孝悌礼乐忠信，俾生民知君臣父子夫妇之业，显显焉不混乎禽兽。故在天地间，介介焉示物之变。盖圣神者，若伏羲之卦，尧舜之典，大禹之谟，汤之誓命，文武之诰，公旦公奭之诗，孔子之礼乐，丘明之褒贬，垂烛万祀，赫莫能灭。
非固其本，则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摇矣，而况枝叶能为后世之荫乎？
而况能尽万物之情乎？
《周礼》之后，孟轲扬雄颇为本者，是故其文灵且久；太史公亦汉之尤者也，扬雄呼其文为实录，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门之用赋者，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门之不用乎！”然则扬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尔。
传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谓不可得而闻者，本乎道而已矣。后世之谓文者，求本于饰，故为阅玩之具，竞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淫巫荡假，磨灭声教，将欲尽万物之情性，发仁义礼乐之根蒂，是？克为长万之行，吾不见其易矣。
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圣与贤，今非圣贤，若之何能之？对曰：圣与贤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状亦人尔，其圣贤者心也，其心仁焉、义焉、礼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则圣贤矣。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世，万世不泯，则固本也。今学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义之道，反自谓非圣贤不能为之，是果中道而废者，果贼于儒术者，为蠹教之物者。古之人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将正其身，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道且固矣，然后发辞以为文，无凌替之惧，本末斯盛，虽曰未教，吾必谓之教矣。如不能，是不若盲聩之夫也。盲聩者，不学圣人之道，罔然无所知识；虽无所知，犹不为儒术之残贼，不为圣教之罪人矣。吁嗟！如是之不固也，其幸未混于禽兽尔，而况能教人耶？而况能道于万世耶？
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异于子，如何？对曰：韩退之柳子厚既殁，其言者宜与余言异也。
欧阳修
OUYANGXIU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其古文名重一时，是宋学的奠基者，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论文既重视道，又指明道与文之区别。且喜奖掖后进，如当时知名的古文家曾巩、王安石和三苏，都得到他的赏识与推荐。着有《欧阳文忠公集》。
夫子罕言利命仁论
论曰：昔明王不兴而宗周衰，斯文未丧而仲尼出，修败起废而变于道，扶衰救弊而反于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赜几深之虑，以穷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张礼乐之致，以达乎人情之大窦。故《易》言天地之变，吾得以辞而系；《诗》
厚风化之本，吾得以择而删；《礼》、《乐》备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约而修。其为教也，所以该明帝王之大猷，推见天人之至隐。
道有机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晓乎人俭，明乎耳目，如此而详备也。然独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请试言之。
夫利、命、仁之为道也，渊深而难明，广博而难详。若乃诱生民以至教，周万物而不遗。草木贲殖而无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达其乐。
物性莫不欲茂，则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寿，则济之以不夭。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衣被群生，赡足万类。此上之利下及于物，圣人达之以和于义也。则利之为道，岂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气，兼二仪之肖貌，禀尔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静谓之性，触物而动感其欲，派而为贤愚，诱而为善恶，贤愚所以异贵贱，善恶所以定吉凶。贫富穷达，死生夭寿，赋分而有定，循环而无端。圣人达之，内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灭于天理。则命之为义，岂不达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称首，爱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复礼；推而引之，天下称乎达道。则仁之为理，岂不盛哉！噫！三者之说，诚皆圣人之深达，非难言之也。
《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义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系辞》曰“乐天知命，故不忧。”《礼记》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有也，道者在也”。酌是而论之，则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为道，微而奥，博而远。贤者诚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
愚者鲜能及之，虽言之，弗可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又曰“仁则吾不知”者，举一可知也。子贡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诚在是乎。然则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见矣。谨论。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着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抵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
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着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
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
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
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日“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