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6”“8”“9”“10”“11”“13”“14”“17”“18”“19”“21”引自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4、69、69、81、147、143、141、158、159、195、197、198、198、199页
“4”“5”引自王锡荣著《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5、166页
“7”引自林贤治著《人间鲁迅》（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95页
“12”“15”引自《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74、229页
“16”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339页
“20”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3页
晚年的感伤与怀旧
--孙犁《芸斋书简》读后
近读孙犁先生所著《芸斋书简》，获益颇多。孙犁是文坛大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其书信的文字风格与他脍炙人口的早期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清峻、隽永、简练、干净。收入集中的书信，不少写于作者的晚年。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孙犁晚年的生活--平淡但不平庸，清静但却有为。当然，从中我们也可感受到一个老人所不可避免的感伤情绪和怀旧心态。
本来，一个老人，容易感伤，喜欢怀旧，这是不难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感伤不宜过度，怀旧不能成癖。感伤情绪过浓，鉴赏文艺作品时，难免为情所"困"；怀旧习气太深，面对当下生活，常会发出今不如昔之叹。
在写给作家从维熙的一封信中，谈及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时，孙犁写道："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面的真实面貌。对那两个运动员的描写，使我深深感动，并认为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是典型化了的，是美的灵魂，是美的形象。
但是，你的终篇，却是一个悲剧。我看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我不反对写悲剧结局，其实，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跳出这个悲剧结局。也许这个写法，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和要求。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战胜他们，并不减低小说的感染力，而可以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昂扬。
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
其实，从小说的标题《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可看出，这部作品理应是一出悲剧，而且，从接受美学观点来看，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中，该小说必须是一出悲剧才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从小说发表后读者的反映来看，正因为是一出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悲剧，该小说才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反响，作者也因此斩露头角脱颖而出。
如果作者真像孙犁所希望的那样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所谓"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那么，这部作品将和无数平庸之作一样，难逃一"出生"即"死亡"的厄运。
其实，作品中惯有的"大团圆"结局是鲁迅所厌恶的，鲁迅认为，这种虚假的结局如同麻醉剂只能起到瞒和骗的作用，始于自欺，终于欺人。
当然，如果孙犁的确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读到悲剧，那倒情有可原；如果因为容易感伤而低估悲剧的价值，低估悲剧的感染力，那就不妥了。试想，如果托尔斯泰考虑到读者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喜爱，就不让她卧轨；如果福楼拜体念到读者对包法利夫人的同情，就不让她自杀，那么，这两部作品也许就不会进入名著的行列了。
"我不是对你进行说教。也不反对任何真实地反映我们时代悲剧的作品。这只是因为老年人容易感伤，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或亲身体验的不幸，已经很不少，不愿再在文学艺术上重读它。这一点，我想是不能为你所理解的吧？"孙犁这番话在我看来，明显是客套话而非真心语。事实上，"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是孙犁一以贯之的创作实践，也是他终身恪守的审美标准。在致作家李贯通的一封信中，谈及李贯通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孙犁再次老调重谈："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一人物，由于你在小说前半部的艺术处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很喜爱这个女人。她的自尽，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非常不自然。┅┅她的死，没有充分的外界和内心的来龙去脉，大祸几乎是天外飞来。┅┅因为这一关键性的情节的失当，使你后来的故事，几乎全部失去了作为艺术灵魂的、自然和真实的统一体系。后面的故事乱了套，失去了节奏，跳动起来，摇摆不定。"
李贯通这篇小说写得如何，笔者没读过，不敢妄加评价。但作为读者，如果因为喜爱作品的主人公，就不愿看到"她"的死，就觉得主人公的自尽"非常不自然"，并最终否定这篇小说，恐怕就有点感情用事，失之偏颇了。我倒觉得女主人公死得"非常突然"恰恰是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孙犁认为"大祸几乎是天外飞来"显得不可信，其实，大祸往往都是从天外飞来的，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也。
上了年纪的人，均喜欢怀旧。比如，喜欢读儿时读过的书，喜欢吃往昔吃过的饭，尽管那书是普通的读物，那饭也是寻常的米饭，但在回忆中品尝它们，却是风味独具、耐人咀嚼的。
晚年的孙犁，对幼年吃过的棒子面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在致徐光耀的一封信中，孙犁写道："再比如棒子面，这本是我爱吃的东西......偶尔也有朋友从农村带来一些，农民自吃自用的棒子面，据说是用人畜粪培植，用石磨碾成者，其味甚佳。"
其实，棒子面之所以"其味甚佳"，恰恰是因为难得一吃的缘故，天天吃棒子面的老农，对孙犁的"其味甚佳"恐怕很难产生共鸣的。
在我看来，怀旧者不仅会对昔日的快乐津津乐道，也会对早年的不快耿耿于怀。在致陈晓峰的一封信里，孙犁写道："......但我读沈（指沈从文--笔者注）的作品不多，只读过他写的《记丁玲》、《记胡也频》。直到现在，我也不大喜欢他的文字，我觉得有些蹩脚。"
孙犁对沈从文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说沈从文的文字"有些蹩脚"，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也让笔者难以接受，因为沈从文的文字好看应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得知孙犁早年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笔者对此也就释然于怀了："他（指沈从文）编的《文艺》，当时我却很注意，也投过稿（一次），他没有用，退给了我，有铅笔作的改正。"（《芸斋书简·致陈晓峰》）
浩然是文革时期最走红的作家。读大学时，当代文学老师在概括文革十年的文坛"硕果"时有妙语曰：浩然孤身一人走文学的"金光大道"上。当时，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可谓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过，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到了新时期，人们对浩然其人其文均颇多微词，然而孙犁却与众不同，时至二十世纪90年代，他竟然仍对浩然的作品赞不绝口："这两天翻阅浩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虽然我是跳着看的，但很赞赏。"（《芸斋书简·致徐光耀》）
孙犁出生于农村，幼年、青年基本在农村度过，对乡村生活十分怀念。在他写于晚年的书信中，时有对乡居生活的神往和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因为对乡村生活的迷恋，孙犁对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十分偏爱，甚至认为"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他对铁凝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吝赞美，对她的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则不置可否。
"我也算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了。我总感觉，你写农村最合适，一写到农村，你的才力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一写到那些女孩子们，你的高尚的纯洁的想象，便如同加上翅膀一样，能往更高处、更远处飞翔......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大城市，因为人口太密，互相碰撞，这种想象难以产生，也容易夭折。"（《芸斋书简·致铁凝》）
我想，正是内心深处浓得化不开的乡村情结，才使孙犁下此断语的；也正是他的乡村情结才使他爱屋及乌喜爱上反映农村生活的《艳阳天》的。然而，无论是谁，无论对何事，倘若爱得太深，判断就难准确了。孙犁对《艳阳天》的错爱，原因在此。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想申明的是，对孙犁晚年书信中流露出来的感伤与怀旧，笔者完全理解，当然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加以责备。
在我看来，一个老人容易感伤、喜欢怀旧，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暮气。既然对孩子身上的稚气，我们熟视无睹，且不无欣赏；那么，对老人身上的暮气，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何妨听之任之。
无庸讳言，作为老人，总不可避免受到感伤与怀旧的困扰，他的某些言论也就难免带有情绪化，对此，我们做晚辈的，就不必深究了，更不必打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牌子和长者争个脸红脖子粗了。人都有老的时候，何必把这些情绪化的论断放在心上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言行不受这些情绪化言论影响，也就够了。
"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一位儒家的矛盾心声
--程千帆《闲堂书简》读后
倘想了解程千帆教授的人生情怀、价值取向，他的一番夫子自道不可不读。在给朋友周勃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说："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人活着就得做一点对人类有益处的事。就凭这一点，我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来。老子主张守静，庄子主张达观，我不羡慕荣华富贵，也不想和别人计较（虽有时也不免）。我同陶芸结婚后生活很安静，根本的一条是知足，我刻了一方图章叫'残年饱饭'。"
程先生是一位儒家，这一点应该无庸置疑。作为一名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恂恂儒者，他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处世方法无不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菩萨低眉"："退一步想，则心自安。"
"人活着就得做一点对人类有益处的事。"1957年，程先生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一夜之间被打成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从此，这个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教书的权利，被发配到某偏远农场放牛牧羊，突然而至的厄运，并没有让程先生屈服，也没能让他放弃学术上的追求。当时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
程先生在逆境中发愤苦读，让我们想起《论语》中的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事实上，程先生身处逆境、不言放弃的背后蕴涵着的正是一种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的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韧性精神。而正是凭这种精神，程先生才得以"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来"；正是凭这种精神，程先生在年逾六旬、重新复出后，以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发愤著述，留下惶惶十六卷本《程千帆文集》，给后人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程先生65岁复出，一直到77岁才从博导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即使退休后，程先生仍主动请缨，继续担任几位留校弟子的义务导师，并指导弟子合作著书，他在给南大中文系领导的一封信中说："退休后，我想做几件有利于学校发展的事。第一件，我要对已经毕业留校工作的五位博士继续指导3-5年。我愿意在退休后将平生所学，继续传授给他们。我想这对保持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这一重点学科将有所帮助......。"即使在去世的前两年，程先生仍担任《中华大典》中的《文学典》的主编工作。
如此诲人不倦，如此勤勉著述，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使人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说的那句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胡河清在《重论孙犁》一文中曾说："这表明他的文字背后深藏着一种对人际关系的病态的敏感。而这也许正是他的'儒风'之所在。"我想，程千帆的"儒风"之所在，也体现在他对人际关系的敏感上。
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他多次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如："来信收到。能到荆师，最好。如果实现，希望做到下列三句话：多做事，少说话，不吵架。（极重要）（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如："业务上要争气，人事上要和气。"这是正面的指点，也有反面的批评，如："你对李先生提出比赛，完全是书呆子，不通世故，徒然增加不必要的坏印象。不策略之至！"
那么，怎样才能搞好人际关系呢？程千帆认为，必须能忍，不争，大度，谦虚谨慎，不计前嫌。在给弟子张宏生的信中，他说："你在客中，饮食起居要自保重。近来一切很顺，要接物待人谦冲自牧，不独显示个人，也代表师承也。"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程先生说得更具体："照目前看来，你的生活住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要有一些书呆子气才能抗得住。孔夫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人事处采取的办法不合你的意，千万不要和他们争执，切记切记。才来一个单位，要给人事部门留一个好的印象。"
杨翊强是程千帆的老门生，此人也曾被打成"右派"，经历坎坷，为人戆直，最不擅处理人际关系。对这位弟子，程千帆可谓不厌其烦，反复开导，一再提醒他要大度，要向前看。如"到了新地方，往事一笔勾，要绝口不发牢骚，显得有气度。"如："一切过去了的，让它过去吧。世界永远属于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实干家。"程千帆说的这番话，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孔子对我们的教诲，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由此可知，程千帆是按照孔子的教诲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并且，直到晚年，他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孔夫子的要求相差甚远："人际关系乃一门'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大学问，我到快要向孔二先生报到时，才意识到他老人家所说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实在是极平凡，极伟大。有点知道，仍然不能实践，这实在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种永恒的悲哀。"
说"有点知道，仍然不能实践"，这当然是程先生的谦虚了，其实，在"忠""恕"两方面，程先生已做得相当好了。
"退一步想，则心自安。"程千帆一再要求弟子要忍，要不耻于恶衣恶食，要待人和气，然而，遭逢乱世，想做到这一点，何其难也！
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他曾说："我这个病一不能劳累，二不能动感情。一生气就发病，其应如响。今天我才明白，处世为一忍字为最难，张公百忍所以传为美谈也。"不过，饱经忧患的程先生知道，不管什么事，再难忍也得忍，所以，他常以苏东坡一番话聊以自慰。在给杨翊强的信中，程先生说："昔东坡谪居惠州，人以为苦，坡曰：'譬如原是惠州不第秀才。'其地缺衣少药，坡曰：'京师国医手中死人尤多。'祖棻之祖父自号退安，或问其义，则曰：'退一步想，自心自安也。'与吾弟共患难时，亦尝借此思想度厄。"
由此可见，"退一步想，则心自安"正是程千帆化解忧愁、除却烦恼、忍受厄运的首选妙方。程先生在南大工作时，住房狭小简陋，但因为能"退一步想"，对此他也就"心自安"了，在给弟子吴志达的信中，提及自己的住房，他说："我住二楼，两间房，约30平方不到一点。这是暂时的，听说以后要调整。胜牛棚多矣，士志于道，则不耻恶衣恶食。随缘吧！""我在南大十五年，只是在退休后三年，乃分得一劣宽之屋，亦不如弟今所舍。先贤有云：退一步想则心自安，幸善自葆爱。"
当弟子遇到类似的问题，他授之以同样的"药方"。程千帆认为，对住宿上的困难要"抗得住"，对他人的褒和贬也要"抗得住"。程先生在给弟子的信中，多次引用了庄子的一句话来开导他们："呼我为马，则应之以马。呼我为牛，则应之以牛，斯可已矣。贬者如此，褒者亦然。"
"呼我为马，则应之以马。呼我为牛，则应之以牛"，表面上看，这是逆来顺受，骨子里却透着一种自信。《论语》里有这样一段话：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既然能做到"内省不疚"，别人的褒和贬也就无关痛痒了。
对弟子的职称问题，程先生一方面很关注，因为，职称与住房、工资等待遇直接挂钩；另一方面，他也告戒弟子要以平常心对待职称的晋升与否。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他说："关于晋升的事，主要靠实力，也要看'缘法''关系'等等。并不完全是本领问题。竹子总要冲出墙的。所以要抱'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之态度，不必学习贾长沙、李长吉也。"
程先生是一位儒家，他自然信奉孔子所说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既然相信自己并非无能，既然相信"竹子总要冲出墙的"，也就不必为职称晋升大动脑筋、大费心思、大伤感情了，不妨顺其自然、听之任之。
程千帆先生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个无原则之人，并不表明他对什么都可以忍；对什么都无可无不可。倘若事关人格尊严，事关学术大义，他也会毫不妥协，决不让步。
粉碎"四人帮"后，武汉大学欲返聘程先生，程先生则毫不犹豫一口拒绝："前时武大邀复职，以积三十年之经验，觉此校人情太薄，不能保余生之清吉平安，已峻拒之。"后，南京大学邀其复出，他则慨然允诺，其原因是南大的领导能待人以诚，用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相待以礼以诚"。在给他人的书信中，程先生一再提及南大对他的知遇之恩："此间相待以礼以诚，大异武汉，想来可在此间以著述终老。""当事者以礼相待，或可老死于此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看来，程千帆舍武大就南大，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儒家文化熏染的结果。
"金刚怒目"："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程千帆先生虽终身潜心学术，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隐士"，相反，从他写给弟子、朋友的书信中，我们可看出，程先生其实是一位密切关注现实，敢对当下发言的"猛士"。正如其弟子莫砺锋所说的那样："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刚强不可犯的。"在给弟子周勃的信中，程先生说："如果伸出脑袋到大街上去看看，那些浑浊的情况会叫你气死！"可谓快人快语，直言无忌。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他说："对于那些泼皮无赖，仍只能按照鲁迅先生之办法，一概称之曰畜生，若张某则更下一等，曰次畜生可矣。"其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之态跃然纸上。
程先生一辈子都是学界中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千帆厕身学术界已五六十年，冷暖短长，略有自知"，正因如此，对学术圈中的腐败和混乱，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职称大战，此间亦正热烈展开。世态百相，真吴道子画鬼趣图也。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程先生对"职称大战"下此断语，足见"职称大战"混乱无序、肮脏不堪到了何种程度。
在给弟子吴志达的信中，程先生对眼下的"学术活动"作了批评："我现在一般学会都谢绝参加了。黄冈恐怕也不会去。因为我发现还是吃、游，然后按资封官。也就是说，将学术活动纳入封建官僚主义轨道。"
"将学术活动纳入封建官僚主义轨道"可谓公开的秘密，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闭口不谈。程先生在此一语道破天机，既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也反衬出他人的麻木和虚伪。倘若缺少勇气缺少良知，程先生就不会说出这种"不识时务"的逆耳之言了。
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谈及"解决院士问题"，程先生说："然闻工程院院士与科学院不大同，多为'官'，如部长之类，则亦不过赐同进士出身，如大款之买硕士，没有什么意思了。大概钱能通神，势能得钱，有钱有势，攸利，古今一耳。"因为明察秋毫，所以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因为看清实质，所以才忧心忡忡。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教授，谈及人文学科在当代的备受冷落，程先生的话显得十分无奈、悲哀："国家规定，研究生要通过六级英语考试，而中文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则听之任之。现代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成为传统优秀文化消亡的过程。一方面，实施提倡京剧以弘扬保存古典艺术之手段，另一方面，却是'三无世界'（无社会科学院院士，无社会科学科委，无社会科学科协。且闻自科学院与社科院分家，北京科学会堂即不许社会科学家入内活动）。诸如此类，实所不解。因见大文，想到尚有青年学士留心此关系国运之大问题，不竟悲从中来，发其狂悖之论，幸恕之也。"程先生这番话高屋建瓴、令人深思。如果程先生此番肺腑之言能引起有关人士的警醒并切实采取行动以挽救传统文化、振兴人文学科，则善莫大焉。
对一些学术刊物，程先生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在给舒芜的信中，他说："因此遂与《评论》、《遗产》不再有来往。今则其负责人都是新面目，几乎无所知矣。大体看来，官多作家少，学者少，空谈者多，实践者少。大势所趋，贤者不肖者皆不免也。"
"官多作家少，学者少，空谈者多，实践者少"此种陋习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难怪程先生的话语隐含一种绝望的情绪。
在给舒芜的另一封信中，谈到钱锺书，程先生说："......又绝口不及时事，似在云端里活，天下之至慎，......"。对钱锺书的"似在云端里活"，程先生颇不以为然，这表明程先生自己是不想活在云端里的，也不想谨小慎微到"绝口不及时事"的地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时弊，程先生从来不讳莫如深、闭口不谈而是口无遮拦、一吐为快。在给杨翊强的信中，他说："'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先民之言，仍是真理。"在给另一个弟子张三夕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国步艰难，大约'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下难蒙，难与处矣'二语足以见之。"
在程先生的笔下，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对此程先生当然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了。
程先生的弟子曹虹曾去日本访学，在给这位身处异国他乡的弟子的一封信中，程先生发过一番感慨："谈日本同行治学之勤苦，令人感叹。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们都这样。季刚先生和其他老师都喜欢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但如白天耽误了功课，晚上一定补足。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也无不敬佩效法。大（锅饭）、低（效率）、铁（饭碗）不但使人变懒，变得无责任感无能力，而且使多数中国人素质下降，现在改革开放中，又有人利用商业广告一味提倡豪华、高贵、舒适。电视上的广告画面多数以上都是美女图像。我这个即届八十的老人，真不知道中华民族向何方前进。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言之伤痛。"
此番椎心泣血、披肝沥胆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爱国爱民的赤忱之情，感人肺腑，令人钦佩，亦发人深思。对程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位卑未敢忘忧国"不仅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更是一种来自血液的呼唤。
我认为，下面这番话充分证明了程千帆先生是一位具备良知与勇气的知识分子。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说："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现在政治'爱滋病'是党风不正，已沦肌浃髓，'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二语尽之矣。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此语堪称的论。程先生这番推心置腹之语道尽一个知识分子对不正之风的无奈、愤激和不甘。更可贵的是，程先生这番话显示了一种勇于自剖、勇于反思的自我批判精神。那些喜欢往脸上贴金，喜欢为自己辩解之辈，读之能不耳热心跳、坐卧不宁乃至无地自容？
我认为，正是密切关注现实、敢对当下发言确立了程千帆先生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从而使他与那些躲进书本躲进书斋的"鸵鸟"型学者（如钱锺书）区别开来。
程千帆弟子莫砺锋先生曾说："陶诗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争精神所体现的光辉。"，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程千帆先生的书信，"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争精神所体现的光辉"。
程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儒者，但也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程先生是"菩萨低眉"的"忍者"，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程先生是清高的学者，但他却打心眼里瞧不起清高。程先生身上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也是耐人寻味、促人深思的。鲁迅在《野草？题词》中写道："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如果把"野草"置换成"清高"，那么，这段话就可当作程千帆先生的心声来读了："我自爱我的'清高'，但我憎恶这以'清高'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清高'，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对程先生而言，"菩萨低眉"是其清高的表象，而"金刚怒目"则是其"地火"的本相。
作为"菩萨低眉"的忍者，程先生让我们同情而心酸；作为"金刚怒目"的猛士，程先生又令我们钦佩、敬仰。程先生身上的矛盾使我们对他的态度也不能不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