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五年，苏州知府林懋举升任广东副使，山西大同举人出身的温景葵，以御史迁为苏州知府。温氏刚正敢言，莅任后，发奸擿伏，整顿吏治颇具成效，官吏畏惧，民众爱戴。对德名素著的文徵明，温景葵敬重礼遇，可谓不遗余力。但他认为年高位隆的介谿翁严嵩八十寿诗，非出文徵明之手，不足以显示其诚恳与隆重。温景葵的一再嘱托，使文徵明感到非常困窘；以严嵩行径，在朝野间的风评，有只言片语落其手中，平生气节，岂不付之东流？面辞不得的文徵明，为此彻夜难眠。
在紊乱的思绪里，他想到自小跟他同学、志同道合，晚年又经常杖履同游的王庭。以王庭的精敏干练、才德声望，以及对他性格了解之深，必能为他解除目前的窘迫。东方发白，群鸦乱啼声中，文徵明唤起书童，燃烛、焚香，洗去满脸倦意，随即拈笔挥毫，致书阳湖王氏：
“昨蒙府公垂顾，命为介翁寿诗。徵明鄙劣之词，固不足为重轻。老退林下三十余年，未尝敢以贱姓名通于卿相之门。今犬马之齿，逾八望九，去死不远，岂能强颜冒面，更为此事？”（注一）他描写这种别人眼中的“荣宠”，造成他心头的困扰：
“昨承面命，不得控辞；终夕思之，中心耿耿。欲望阳湖转达此情，必望准免，以全鄙志。倘以搪突为罪，亦不得辞也，伏纸恳恳，徵明顿首恳告阳湖执事。”
唯恐王庭看不出此事的严重性，文徵明又在纸尾加上一句：
“前石川之事，执事所知，此亦可鉴。”
石川，为昆山致仕通政司参议张寰之字，性情高旷，好游名山，足迹几遍东南；与尚书刘麟等十五人结岘山逸老诗社。文徵明所指之事，可能与抗拒权奸，保全名士节操有关。
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廿四日，文徵明受项元汴之托书韩愈《画记》。据说，项氏藏有沈周画的韩愈画记，绢本，无款，有人认为是沈周中年之笔，深得董源、李成遗意。
韩愈《画记》故事曲折，足见达者胸襟，引人深思；与为争一物，巧取豪夺，其至不惜利用权势陷人于罪者，不可同日而语。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韩愈文中。详记画中人物、牲畜和器物的数量，描述人畜的动态；虽然具体，但予人的感觉，却不免琐碎。韩氏总结卷中景物。
“……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头，槖驼三头，驴如槖驼之数，而加其一焉。犬羊狐兔麋鹿三十，旃车三辆。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壶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
但他真正着墨之处，不在于对画中人物、动物和器物的描写，而在于无法形之丹青的人性的刻画：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所能运思，盖聚集众工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不过独孤的恋恋不舍之情，并未使韩愈因而感动，令他感动的是那因爱画而千辛万苦的摹画，又因失去摹本而朝思暮想的赵侍御。
韩愈获得画卷的第二年，由京师前往河阳。一次正与二三友人展卷品评之际，座中有位赵侍御见画不禁戚然：
“噫，余手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余少时常有志乎茲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模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日往来余怀也……”故事的结尾是，韩愈既爱画，又为赵侍御真情所感，只好作《画记》留作将来的回味，而把画赠还原主。《画记》后，文徵明款署：
“嘉靖戊午八月廿四日，为项君子京书。徵明。”（注二）
回想嘉靖十二年十月，当他见到自己久失复现的山水画时，心中感慨无限，曾不自觉地联想到韩愈《画记》中的情景。而今受托亲书《画记》；脑海间不免又是一番起伏。
不过，这卷画与画记，也有些令人不解之处：
苏州艺林，对“细沈粗文”往往特别珍视，主要原因是这类作品超出了他们自各擅长的画风，是他们的变体；成了一种特殊趣味的表现。但像《画记》这样细琐繁杂的题材，是否为性情率真，不耐繁巨，笔法苍劲的沈周所乐于尝试？实在难以想象；何况画中名款皆无。
画后有项元汴一跋：
“沈石田画韩文公画记图，文衡山书，墨林项元汴真赏。明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上巳装池。”
莫非三十一年装池，八年后再索书画记于文徵明？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事。
此外，这年冬至日，文徵明所补书苏东坡《赤壁赋》三十六字事，也颇为奇特：
东坡亲书之《前赤壁赋》，前缺赋名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补书的左下方，有“右系文待诏补三十六字”小楷一行，不知何人所书。
赋后有文徵明一跋：
“右东坡先生亲书《赤壁赋》，前缺三行，谨按苏沧浪补自序之例，辄亦完之。夫沧浪之书，不下素师，而有极愧糠粃之谦。徵明于东坡无能为役，而亦点污其前，愧罪又当何如哉？嘉靖戊午至日。”（注三）
苏东坡亲书《前赤壁赋》、文氏补书缺字与题跋，不知何时竟落入严嵩之手。七年后，严嵩事败，家产抄没，徵明次子文嘉，奉提学之命，前往严氏多处住宅，以三个月的时间，登录严氏父子所藏书画，此卷赫然在目：
“苏轼亲书前赤壁赋——纸白如雪，墨迹如新，惟前缺四行，余兄补之，吾家本也。”（注四）文嘉在《钤山堂书画集》中写。他又特别注明：“以上四卷俱真迹”；所谓四卷，《前赤壁赋》外，尚含苏氏《小楷芙蓉城诗》、《大字书渊明饮酒诗》和《简帖》。
这原是一件很单纯的事，但，一经文嘉指出系乃兄文彭补书，并非出自其父文徵明之手，就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跋《赤壁赋》、补书缺字，并非泛泛应酬笔墨，文徵明何须假手长子？莫非知道此件与严嵩有关，而预留余地？
冬天，岑寂中，文徵明又画了一幅《赤壁图》，并书《前赤壁赋》。画以水墨写成，纸幅狭长，岩壁千尺不见其颠。“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完全是赋中所描写的景色，轼与二客，吟咏舟中，一童子操桨，另一童子在船头扇火烹茶。款：
“戊午冬日，徵明画并书，时八十有九。”（注五）大概也是为卧游之用。
天寒地冻之际，江南士人纷纷北上，有的赶赴礼闱，有人往游太学，文徵明长孙肇祉也在其数，徵明依依不舍地赋诗送别：
“阿翁九十苦钟情，倚杖那堪送汝行，壁水去游天子学，春风须听上林莺。壮途初发千山轫，雅志无忘万里程，三百年来忠孝在，慎言无溃旧家声。”（注六）
肇祉生于正德十五年，如今年仅三十八岁，却已作了祖父。唯功名路上，与父、祖一样，潦倒场屋多年。有时，他心中依然想着祖父带他嬉戏的神情，随侍到陈湖、越来溪访陈淳和王宠二丈等往事。祖父每有得意之作，在兽香袅袅中，轻敲玉磬朗声吟哦的音调，更时时缭绕耳际。然而，北行之别，竟也是祖孙二人的永别：
“吾祖频频入梦中，昨宵有梦又追从；提携无异当年爱，谈笑依然旧日容。玉磬音余桐馆静，碧山寒琐白云重；觉来枕上飞双泪，月落长安上苑钟。”（注七）
正是文徵明诗中所赋“春风须听上林莺”的时候，文肇祉却只能在金台梦中，会见祖父的音容。
嘉靖三十八年元旦，文徵明心满意足地歌颂新岁，叹赏梅花的再一度开放：
“劳生九十漫随缘，老病支离幸自全，百岁几人登耄耋，一身五世见曾玄。只将去日占来日，谁谓增年是减年，次第梅花春满目，可容愁到酒樽前。”（注八）
正月十五日，郡庠行乡饮大典，文徵明被举为大宾。身着礼服的文徵明，虽年高九十，精神矍矍。手中所携“鱼须”杖，乃明成祖永乐年间琉球进贡之物，色如古玉，望之如神仙一般。
乡饮礼毕，知府温景葵亲率僚属、乡达及郡学诸生，向文徵明祝寿。寿文为皇甫四杰中行三的皇甫汸代笔。
皇甫汸字子循，七岁能诗，中嘉靖八年进士。但在宦途上则颇为潦倒；官工部主事时即名动公乡，由于沾沾自喜，被贬为黄州推官。及至迁为南京稽勋郎中，因故又复贬为开州同知。最后从云南佥事任内，又因故论黜。居乡的皇甫汸，和易近人，唯独好声色、喜狎游。
温知府祝嘏，被视为仪物隆腆，一时盛事，皇甫汸所撰寿文，也为士林啧啧称赏不已。
正月十八日，以文氏门生自居的洞庭东山张本，以五言八十韵为寿：
“醇儒应间世，哲匠蚤知名。文物真师表，朝廷老畯英。古今逢大运，天地得奇精。学懋天人贯，才高海岳鸣。却金全父德，辞馈觉王情……”（注九）
张本之诗，洋洋洒洒，遍述文徵明一生的学养、风骨和退隐后的生活，以及所受到的景仰与尊崇。
然而，张本本身也是一位奇人：
张本，字斯植，少年时曾试有司，取在高等。但写榜吏不慎，将其名误书为“张木”。正好有位张木也来应考，就冒占了张本的名位，张本也不与他计较。但以后再参加考试则不利；张本索性舍去功名一途，从乡太傅王鏊学文，王鏊对他赏识异常；所以他和文徵明是同出太傅门墙。
张本有位门生，得到祖父遗金，想寄存张本处，为张本所拒；而这位门生却将金子偷埋馆内。后来门生物故，张本便找来门生父兄，告以埋金之事。父兄感激不已，欲分金给张本，张本笑曰：
“使予欲之，岂复令君知哉！”（注十）
识者以为，张本生平用功之处，掇菁咀华，悉以为诗；为文徵明祝寿的长诗，是其用心之作，描写文氏风骨节操，无异文徵明生命的史诗，因此也就格外具有纪念价值。
总括嘉靖三十六七年间，北方边患不断。
嘉靖三十三年，巡抚王忬从浙江调往北方后，先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秋防事竣，加兵部右侍郎。后蓟辽总督还朝，乃命忬代理总督之职，进右都御史。表面上王忬官运一帆风顺，但也为边事疲于奔命。一方面北寇经常窥伺，不时进犯，一方面严嵩父子事事掣肘，动辄得咎。
蓟州属北方要冲，具有捍卫北疆和拱卫明陵、京师的双重重要性。但编制的兵额只有数万；多年来逃逸者有之，余多是老弱残兵，无从训练，难以任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忬只好每年调边兵保卫蓟州；因而影响边防，也是可以想象的事。
几年来，在战事上，互有胜负，王忬官等则随之升降不定。但究竟应训练蓟州士卒，或调边兵协防蓟州，便成了朝廷争论的焦点。寇氛不止、练兵与调兵的争议，加上严嵩父子不断的挑拨，使原本宠信王忬的嘉靖皇帝，也逐渐猜疑王忬的忠心和能力。
每当朝廷派给事御史到蓟辽视察边政，严嵩往往会有一番吩咐；多查王忬的缺失，有无乾没军饷情事，是否措置失当？作为劾奏这位封疆大吏的张本。
不过，这些给事御史，有的力持公正，有的则为严嵩心腹，因此呈奏结果也大有出入。
例如给事中袁女（按，该字印刷不清）是、御史凌儒等，详核军情，参酌物论，每于复勘疏内，极口称赞王忬：
“白首筹边，赤心报国。”（注十一）
这类评语，使严嵩由失望、惭愧转成愤怒。
“王某能尔耶？”严嵩充满怀疑的质问（注十二）。
另一位从赵文华而暴起的某兵部郎，因一再暗示王忬行贿严嵩未果，回京后疏中盛言戍卒当练不练，只想调发边兵入卫，士卒疲于奔命，边境则日益空虚。疏到严嵩手中，严嵩一面夸大王忬的过失，又在拟诏中故作宽大处分，轻罚王忬，以观后效；目的是让皇帝误以为他对王忬纯系就事论事，并无个人恩怨参与其中。
严嵩不断地罗致王忬罪愆，挑拨皇帝对王忬的信任，据传有许多因素：
三十二年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劾严嵩“十罪五奸”而入狱后，王忬之子世贞不但入狱探视、送食物医药，并奔走营救。杨氏遇害前，更助继盛妻子伏阙上书，请代夫死；以冀开悟君主。三十四年冬十月，杨继盛被害后，世贞复经纪其丧事，为文吊祭。王忬在蓟镇闻知杨继盛噩耗，则弹指痛骂严嵩，手指出血，恨犹未已。
三十六年冬十月，严嵩杀锦衣卫经历沈炼。炼正直敢言，曾上疏劾严嵩十大罪，谓北边多故，皆由严嵩而起。炼死后，王忬于众前，痛骂严嵩，也传于嵩耳。
严世蕃知道王忬藏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向忬索取。后来有人暗告世蕃，他得自王忬之上河图仅系摹本；这也增加了两家的嫌隙。
是以，嘉靖三十六七年间，从京城到边关，外敌、内讧，公憾、私怨，风风雨雨，纠葛不断。明眼人清楚地看出，王忬的事业，乃至身家性命，无不岌岌可危。
一向关心朝政，注意社稷安危的文徵明，无论从公或他与王世贞兄弟的情谊，都不免为严氏父子日益嚣张的气焰，及王忬的处境，忧心忡忡。
他想到王忬北调前后所受到皇帝的宠信：
三十三年左右，浙闽抗倭战事正炽，虽有闽浙豪门，乃至御史，抨击弹劾王忬，但并未动搖朱厚熜对他的信心。当边寇入侵大同，覆师斩将，中外震动之际，朱厚熜曾密谕严嵩，荐举能臣捍卫北边；一时之间，严嵩惊恐万分，不知所对，也唯恐皇帝降罪。朱厚熜却胸有成竹地说：
“吾能得之，吾向所自拔者王某耳。”（同注十二）
于是，朱厚熜手敕吏部：
“朕思大同抚臣须得人，王某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赞理军务；仍促之往，毋候代。”（同注十二）
依往例只有拜相，才用皇帝手敕；当时人们莫不认王忬为殊荣和异数。如今，不过是四、五年前的往事，在严嵩及其党羽的挑拨与蔽障下，眼见圣眷不再。几年前抗倭立功的张经、李天宠被杀，曹邦辅遭斥逐。连多次获胜的总兵俞大猷，也被捕下狱；俞大猷及时贷得三千金馈赠世蕃，才侥幸不死，发遣大同立功赎罪。想到此处，身为太史的文徵明，不禁搖头叹息。
犹记十六年前，他题好友勉之珍藏的“宋高宗敕岳忠武书”：
“此宋高宗敕岳忠武公书也。后仅署日月，而不纪年；按此当在忠武讨兀朮获胜时所降下者，故文内犹寓嘉励之意。嗟乎！倘高宗始终不为桧贼所惑，三字之狱不成，将见妖氛荡扫，何难奏凯于旦夕哉。余观此，深为忠武惜。而御书煌煌，迄今犹照耀人间。数百余年，而为勉之所宝，不可谓非厚幸也。嘉靖癸卯冬十月既望。”（注十三）
文后，文徵明又赋《满江红》一阕：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注十四）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初，文徵明阅邸报、听传言及朋友转告，正为王忬事忧闷烦恼之际，适逢张凤翼将有云间之行，衡门告别；文徵明遂录前述《满江红》为赠，以壮行色，并发抒心中的抑郁。这也是两位好友间，最后一次文字交往。
二月二十日，文徵明为御史严杰的亡母书写墓志。他精神看来似乎很好，并无任何异样。写完后，周身有种说不出的倦意，随即感到一片朦胧，就此掷笔而逝。
袁尊尼在《贞献先生私谥议》中写：
“清白守节曰贞，聪明睿哲曰献。唯公志气清明，神情朗莹。博览多识，妙悟旁通。学贯九流，艺穷三绝。自青衿而洁修，迄皓首而纯固……”（注十五）
于是门弟子私谥文徵明为“贞献先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