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徐志摩作品集(2)(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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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1)

我这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是去年冬天在硖石东山脚下独居时写的。那时张君劢他们要办一个月刊,问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与另外两篇一起交给了他。那是我的老实。那月刊定名叫“理想”。理想就活该永远出不了版!我看他们成立会的会员名字至少有四五十个。都是“理想”会员!但是一天一天又一天,理想总是出不了娘胎,我疑心老实交过稿子去的就只有我。后来我看情形不很象样,所谓理想会员们都像是放平在炉火前地毯上打呼的猫——我独自站在屋檐上坚起一根小尾巴生气也犯不着。理想没了;竟许本来就没有来。伤心!我就问收稿人还我的血本。他没有理我。我催他不作声,我逼他不开口。本来这几篇零星文字是一文不值的,这一来我倒反而舍不得拿回了。好容易,好容易,原稿奉还,我猜想从此理想月刊的稿件抽屉可以另作别用了。理想早就埋葬了。

昨天在北海见着伏庐,他问我要东西,我说新作的全有主儿了,未来的也定出了,有的只是陈年老古董。他说好,旧的也可以将就。只要加上一点新注解就成。我回家来把这当古董校的看了一篇,叹了一声气。这气叹得有道理。你想一年前英国政治是怎样,现在又是怎样;我写文章的时候麦克唐诺尔德还不曾组阁,现在他已经退阁了;那时包尔温让人家讥评得体无完肤,现在他又回来做老总了,他们两个人的进退并不怎样要紧,但他们各人代表的思想与政策却是可注意的。“麦克”不仅有思想,也有理想;不仅有才干,也有胆量。他很想打破说谎的外交,建设真纯的国际友谊。他的理想也许就是他这回失败的原因,他对我们中国国民的诚意,就一件事就看出来了。庚子赔款委员会里面他特聘在野的两个名人,狄更生与罗素。这一点就够得上交情。现在坏了(参看《现代评论》第二期),包首相容不得思想与理想。管不到什么国际感情;赔款是英国人的钱;即使退给中国也只能算是英国人到中国来花钱;英国人的利益与势力首先要紧,英国人便宜了,中国人当然沾光,听说他们已经定了两种用途:一是扬子江流域的实业发展(铁路等等)及实业教育;一是传教。我们当然不胜感谢涕零之至!亏他们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发展实业意思是饱暖我们的肉体,补助传道意思是饱暖我们的灵魂。

所以难怪悲观者的悲观。难得这里那里透了一丝一线的光明。一转眼又没了。狄更生先生每回给我来信总有悲惨的话,这回他很关切我们的战祸,但也不知怎的,他总以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总是比较有希望的,他对我们还不曾绝望!欧洲总是难,他竟望不见平安的那一天,他说也许有那一天,但他自己及身(他今年六十三四)总是看不见的了。狄更生先生替人类难受。我们替他难受,罗素何尝不替人类难受。他也悲观;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会冷笑,他的讥讽是他针砭人类的利器。这回他给我的信上有一句冷话——I am amused at the Progress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基督教在中国的进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国教会有了赔款帮忙,教士们的烟士披里纯那得不益发的灿烂起来!别说基督将军、基督总长,将来基督酱油、基督麻油、基督这样基督那样花样多着哪,我们等着看吧。

所以我方才校看这篇文字。不由的叹了一声长气,时间里的“爱伦内”真多着哩!这一段话与本文并没有多大关系,随笔写来当一个冒头就是。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从前西方一位老前辈说,“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好比麻雀会做窝,蚂蚁会造桥,人会造社会,建设政治。这是一个有名的“人的定义”,那位老前辈的本乡,是个小小的城子,周围不过十里,人口不过十万,而且这十万人里,真正的“市民”不过四分之一,其余不是奴隶,便是客民。但他们却真是所谓“政治的动物”;凭他们造社会与建设政治的天才,和着地理与地势的利便,他们在几千年前,在现代欧美文明没有出娘胎以前,已经为未来政治的(现在不说文艺的或科学的)人类定下了一个最完善的模型,一个理想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标准的理想——实行的民主政治,或是实现的“共和国”。我们现在不来讨论他们当时的奴隶问题;我们只在想像中羡慕他们政治的幸福,羡慕他们那座支配社会生活的机器的完美,运转是敏捷的,管理是简单的;出货是干净的——而且又是何等的美观!我们如其借用童话里的那个神奇的玻璃球来看,我们就可以在二千年前时间的灰堆里,掏出他们当时最有趣味的生活的活动写真。我们来看看这西洋镜的玩艺。天气的约略是江南的五月初,黄梅渐已经过去,南风吹得暖暖的,穿单衣不冷,穿夹衣也不热。他们是终年如此的,真是“四时常春,风和日丽”,雨水都不常有的,所以他们公共会所如议会、剧场、市场都是秃顶没有盖的。城子中央是一个高岗,天生成花岗石打底高阜,这上面留有人类的一个大纪念:最高明的建筑,最高明的石刻,最高明的美术都在这里;最高明的立法与行政的会场也在这里;最高明的戏剧与最伟大最壮观的剧场也在这里;最高明的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诗人的踪迹也常在这里。路上行人,很少戴帽的,有穿草鞋式的鞋的,有赤脚的,身上至多裹一块方形的布当衣裳,往往一双臂腿袒露在外,有从市场回家的,有到前辈家里去领教学问的,有到体育场去掷铁饼或赛跑的,有到公共浴所去用雕花水瓶浇身的,有到(如其是春天,是节会与共乐的时候)大戏场上去占座位的,有到某剃头店或某铜匠店铺子里去找朋友闲谈的,有出城去到河沿树荫下散步的,有到高岗上观览美术的,有到亲戚家去的妇女,前后随从有无数男女仆役的,有应召的歌女,身披彩衣手弄弦琴的,有新来客民穿着异样的服装的,有乡下来的农夫与牧童背着遮太阳的大箬笠,掮着赶牲畜的长竿,或是抗着新采的榨油用的橄揽果与橄揽叶(他们不懂得咬生橄揽,广东乡下听说到现在还是不会吃青果的!)一个个都像从画图上走下来的……这一群阔额角,阔肩膀,高鼻子,高身材的人类,在这个不小的城子里,熙熙的乐生,活泼、恬愉、闲暇,艺术是他们的天性,政治是他们的本能——他们的躯壳已经几度的成灰成泥,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和他花岗石的高岗,一样的不可磨灭;像衣琴海上的薰风,永远含有鼓舞新生命的秘密。

这不是演说乌托邦,这是实有的史迹。那小城子便是雅典,这人民便是古希腊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便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当时凡是市民(即除外奴隶与客民)都可以出席议会,参与政治,起造不朽的巴戴廊(Parthenon)是群众议决的;举菲地亚士(Phidias)做主任是群众决议的;筹画打波斯的海军政策是群众决议的;举米梯亚士做将军是群众决议的。这群众便是全城的公民,有钱人与穷人,做官的与做工的,经商的与学问家,剃头匠与打铁匠,法官与裁缝,苏格拉底斯与阿理士道文尼斯,沙福克利士与衣司沟拉士,柏拉图与绶克士诺丰……都是组成这独一的共和政治的平等的分子,政治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共同的职业,是他们闲谈的资料,是他们有趣的训练。所以不论是在露天的议会里列席,不论是在杂货铺门口闲话,不论是在客厅里倦倚在榻上饮酒杂谈,不论是在某前辈私宅的方天井里徘徊着讨论学识,不论是在法庭上听苏格拉底士的审判,不论是在大剧场听戏拿桔子皮或无花果去掷台上不到家的演员(他们喝倒彩的办法),不论是在美术厅里参观菲地亚最近的杰作,不论是在城外青枫树荫下溪水里濯足时(苏格拉底士最爱的)的诙谐——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是乐生的,是建设的,是政治的。

(二)但这是已往的希腊,我们只能如孔子所谓心向往之了。至于现代的政治,不论是国内的与国际的,都不是叫人起兴的题目。我们东方人尤其是可怜,任清朝也好,明朝也好,政治的中国人(最近连文学与艺术的中国人都是)只是一只串把戏的猴子,随他如何伶俐,如何会模仿,如何像人,猴子终究是猴子,不是人,也许他会穿起大褂子来坐在沙发椅上使用杯匙吃饭,就使他自己是正经的,旁观的总觉得滑稽好笑。根本一句话,因为这种习惯不是野畜生的习惯,他根性里没有这种习惯的影子,也许凭人力选择的科学与耐心,在理论上可以完全改变猴子的气质,但这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明白人都明白的。

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坛的能有多少。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淫,什么事都任性干去,不过度不肯休,南欧人太乱,只要每年莱茵河两岸的葡萄丰收。拉丁民族的头脑永没有清明的日子;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暗,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Sentimen taldemocracy)。

此外更不必说了。比较像样的,只有英国。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人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啮入它们的生活的根里,在它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惟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惟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但这类形容词的泛论,究竟是不着边际的,我们只要看他们实际的生活,就知道英国人是不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我们初从美国到英国去的,最显浅的一个感想,是英国虽则有一个叫名国王,而其实他们所实现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却还在大叫大擂的美国人之上——英国人自己却是不以为奇的了。我们只要看一二桩相对的情形,美国人对付社会党的手段,与乡下老太婆对付养媳妇一样的惨酷,一样的好笑。但是我们到礼拜日上午英国的公共场地上去看看:

在每处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不是打拳头卖膏药,也不是变戏法,是各种的宣传性质的演说。天主教与统一教与清教;保守党与自由党与劳工党;赞成政府某政策与反对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令与威士克公司;自由恋爱与鲍尔雪微主义与救世军:——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举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有一次萧伯纳(四十年前)站在一只肥皂木箱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那里演说社会主义,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下三四个穿雨衣的巡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