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假如看出来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来了，他怎么也是走不了的。母亲越想越后悔，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来了。
母亲觉得虽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总觉得儿子走了，怕是不能回来了，这个阴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许本地县中学里的那两个学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无，给了她很大的恐怖。总之有一个可怕的阴影，不知怎么的，似乎是儿子就要一去不回来。
但是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同时她也不愿意这样的说，但是她越想怕是儿子就越回不来了。所以当她到儿子的房里去检点衣物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出去打猎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见了儿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儿子的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着，毛笔站在笔架上，铅笔横在小木盒里。那儿子喝的茶杯里还剩了半杯茶呢！儿子走了吗？这实在不能够相信。那书架上站着的大圆马蹄表还在咔咔咔地一秒一秒地走着。那还是儿子亲手上的表呢。
母亲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少，一切都照原样，屋子里还温热热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儿子回来照常睡在这房里，一点也不像这主人就一去也不回来了。
三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的时候，有过两封信。
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倒是很多。正因为传说太多了，不知道相信哪一条好。芦沟桥，“八·一三”，儿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国就打日本了。但是儿子可在什么地方，音信皆无。
传说就在上海张发奎的部队里，当了兵，又传说没有当兵，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员。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过了几个月说都不对，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学堂里教书。还有更奇妙的，说是儿子生活无着，沦落街头，无法还在一个瓷器公司里边做了一段小工。
对于这做小工的事情，把母亲可怜得不得了。母亲到处去探听，亲戚，朋友，只要平常对于她儿子一有来往的地方，她就没有不探听遍了的。尤其儿子的同学，她总想，他们是年轻人，哪能够不通信。等人家告诉她实实在在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说：
“你们瞒着我，你们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给儿子寄些钱去，可是往哪里寄呢？没有通信地址。
她常常以为有人一定晓得她儿子的通信处，不过不敢告诉她罢了；她常以为尤其是儿子的同学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不肯说，说了出来，怕她去找回来。所以她常对儿子的同学说：
“你们若知道，你们告诉我，我决不去找他的。”
有时竟或说：
“他在外边见见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们这个地方东三省，有谁到过上海。他也20多岁了，他愿意在外边呆着，他就在外边呆着去吧，我才不去找他的。”
对方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有时她这样用心可怜地说了一大套，对方也难为情起来了。
说：
“老伯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就说了。”
每次都是毫无下文，无结果而止。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空虚，她想下回不问了，无论谁也不问了，事不关己，谁愿意听呢？
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诉她，她心里竟或恨了别人，她想再也不必问了。
但是过些日子她又忘了，她还是照旧地问。
怎么能够沦为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没有给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话，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从离了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寄去过，上海又没有亲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亲爱子心切，一想到这里，有些不好过，有些心酸，眼泪就来到眼边上。她想这孩子自幼又骄又惯地长大，吃、穿都是别人扶持着，现在给人做小工，可怎么做呢？可怜了我这孩子了！母亲一想到这里，每逢吃饭，就要放下饭碗，吃不下去。每逢睡到刮风的夜，她就想刮了这样的大风，若是一个人在外边，夜里睡不着，想起家来，那该多么难受。
因为她想儿子所以她想到了儿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里，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个雷把她惊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沦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没有钱，这样连风加雨的夜，怎样能够睡着？背井离乡，要亲戚没有亲戚，要朋友没有朋友，又风雨交加。其实儿子离她不知几千里了，怎么她这里下雨，儿子那里也会下雨的？因为她想她这里下雨了，儿子那里也是下雨的。
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所以做母亲的迷离恍惚地过了两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有人给他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四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根蜡烛、他的身边放着一本书。那书他从来没有看过，只是在那烛光里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
儿子刚走的时候，他想他不久就回来了，用不着挂心的。他一看儿子的母亲在哭，他就说：“妇人女子眼泪忒多。”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给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要回来，就回来，必是自有主张，此后也就不要给家来信了，关里关外的通信，若给人家晓得了，有关身家性命。父亲是用这种方法要挟儿子，使他早点回来。谁知儿子看了这信，就从此不往家里写信了。
无音无信地过了三年，虽然这之中的传闻他也都听到了，但是越听越坏，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倒还死心塌地，就和像未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似的。可是偏听得见的，只能听见，又不能证实，就如隐约欲断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耿大先生为了忘却这件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夜里不愿意睡觉，愿意坐着。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开初有的亲戚朋友来，还问他大少爷有信没有，到后来竟问也没有人敢问了。人一问他，他就说：
“他们的事情，少管为妙。”
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的。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地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子摆着碗筷，空空地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的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
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的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的。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是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地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