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天瑞》
“古句新解”
列子说：“天地没有完备的功效，圣人没有完备的能力，万物没有完备的功用。所以天的职责在于生长覆盖，地的职责在于成形承载，圣人的职责在于教育感化，万物的职责都在于它们各自所适合的方面。这样，天有所短缺，地有所擅长，圣人有所滞塞，庶物有所通达。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生长覆盖的不能成形承载，成形承载的不能教育感化，教育感化的同样不能违背它自己所适合的方面，事物所适合的方面是各自确定的，不能再超出它已有的范围。所以天地之道，非阴即阳；圣人的教化，非仁则义；万物所适合的方面，非柔即刚；这些都是按照它所适宜的方面而不能超出它已有的范围。所以有生死的事物，有使之有生死的事物；有形状的事物，有使之有形状的事物；有声音的事物，有使之有声音的事物；有颜色的事物，有使之有颜色的事物；有滋味的事物，有使之有滋味的事物。生出的有生死的事物已经死了，而使之有生死的事物却没有终止；成形的有形状的事物已经切实存在了，而使之有形状的事物却未曾有过；发出的有声音的事物已经被听到了，而使之有声音的事物却没有生发；显示出有颜色的事物已经明显了，而使之有颜色的事物却没有露出；品味出有滋味的事物已经被尝到了，而使之有滋味的事物却没有展现：这些都是‘无’的职责。它使事物表现阴阳、刚柔、短长、圆方、生死、冷热、沉浮、宫商、出没、玄黄、甘苦、膻香等不同特性。它自身没有知觉，没有能力，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我们把玄谈的文字拿来作现代文翻译，那真是一种荒诞的举动，因为这本来就不需要翻译或无法翻译的。翻译是沟通两种不同语言的方式，说的人和听的人各自操不同的语言，为了搞明白意思就必须有翻译。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的混乱期，之后的汉朝提供了四百年的稳定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大混乱期。这种混乱在军事、政治方面很容易辨别，而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形成的投影则并不容易辨析，至少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其中的因果。为什么在魏晋时期会忽然刮起了清谈之风，为什么连诗人都写起了玄言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或者说只能结合种种历史记载加以描述，却很难如科学原理一般有条不紊地因果递推。
用最简练的话概括，可以说当时是一个杀戮、攘夺成风并已近乎失控的社会，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惴惴之中。然而，再疯狂的社会也必然有其基本结构，当官的总要当官，种地的依旧种地。千百年之后，种地的怎么说、怎么想我们基本都不知道了，只能看到那些掌握着文化的贵族所遗留的各类文字，其中充斥了玄谈。玄谈的内容远离现实，不是阴阳就是天地，即便说人也是没什么现实针对性的圣人、人性。在寻常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说这些内容没用，别忘了，那个时代就是“不寻常”的，人们的心灵和精神都是压抑的、扭曲的，所以我们根本不能用“没用”二字去指责，因为这就是人家的追求。他们不是不想有用，想治国安邦、想造福黎民、想做点正经事，环境根本不允许啊！你就是做宰相、做皇帝，没准明天就被血洗全家，其他的人就以此类推吧。既然正常的社会角色充满了疑惑和恐怖，完全无法得到必要的成就感，那就只好把闲得无聊的大把精力拿出来做些又有难度、又有满足感的事，于是玄谈就大受青睐了。
这样的内容在道家的著作中有着现成的模板，所谓的“三玄”都是立足点很高的话题，而且颇有难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的思想性极强，游走在人类语言表述能力的边缘，能说，却又不是完全靠说来传达，语言只是沟通的媒介，沟通的双方必须要有相似的能力，能够唱对手戏。玄谈决不搞基础教育，断不会给你从字句开始一点点讲解。我说一句，既是表达我的思想，也是对你的考较，你不同的反馈、应答就可以体现出你的实力，差得太远的只能一头雾水地问一句：你什么意思？对不起，不跟你谈了，你不配！所以玄学始终保持这样一种玄妙、简练、灵动和潇洒，和文艺作品要求读者参与再创作的道理是很相似的。只有这样，才能从这种活动中找到价值、找到成就感。
刚才所谈，都是关于魏晋以来所谓玄学、清谈，而我们真正要触及的是魏晋人玄谈的范本之一《列子》。很难说《列子》或整个道家思想的形成机理是否和魏晋的士大夫一样，但至少它们的文本内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妨借鉴着魏晋人玄谈的种种情形来参酌道家著作中这种内容的读法。
还有就是追求美感。这一节中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能阴能阳，能柔能刚”以下一大串四字句，大声读出来就能发现它们是押韵的。写在书本上的句子能代表一种意思，不错，但别忘了同时也能代表一系列的音节。多数情况下，句子的意义比它的音节重要，如何发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句子的音节被诵读出来之后会产生韵律和节奏，它们是否优美动听是一件很影响心情的事情，美妙的乐音能给人带来享受。所以，不少人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会注意协调，而诸如诗歌、骈文之类的体裁则是对此特别注意的。玄谈在内容上已经定位成大而空了，那也就无需过分强调表达的准确，腾出空间来正好留给声律的整合。所以，好多玄谈式的文字你不妨满怀信心地大声诵读，读完了之后你会说：读着倒是挺上口的，就是意思不太明白。这就行了。
话虽如此，哲理性的议论毕竟不同于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要把情状景物描摹好了，剩下的心情啊、意境啊、韵味啊统统都可以扔给读者自己去琢磨。诗的基本任务是要写出景物情状，哲理性的议论必须展示自己的理论，理论中的具体观点可以清晰可以模糊，但大方向却绝不能含混。这一段读下来，一句句细看，恐怕到处都是疑惑，但把大意归纳一下却很简单，无非是说“无为”能够生化万物。只要这一点做到了，剩下的同样就可以交给读者。于是，我们知道读这类文字的另外一个要点：抓大意。作者的本意也就是给你个大概轮廓，并无让你仔细推敲的意思，你偏不听话，那岂不是读不懂活该吗？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说：“不慕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在今天，尤其是做学生的，不求甚解是要挨骂的。但是，要读道家的书，特别是其中比较玄的部分，那就必须要懂得欣赏并学会“不求甚解”，只有这样才能“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