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魏人有东门吴者，其子死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尝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
——《力命》
“古句新解”
魏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儿子死了却不忧愁。他的管家说：“您对儿子的怜爱之深，天下找不到第二个。现在儿子死了却不忧愁，为什么呢？”东门吴说：“我过去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时候并不忧愁。现在儿子死了，就和过去没有儿子一样，我有什么可忧愁的呢？”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近似无赖的偷换概念，跨过了过程直接去比较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如果你愿意，一定可以振振有词地与之争辩，并志得意满地大获全胜——因为作者不会有所应对。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你太老实了。道家比较喜欢玩一点小小的狡狯，犹如梁山好汉与人单挑，打得难解难分之时陡然卖个破绽，对方一旦贪了便宜立刻着道。我们读书不比与人厮杀，作者写书卖个破绽也不是为了取你性命，这样的当你若是上了，那是你自己的损失；你若是不上，会心一笑，则颇有收获。所以，这种狡狯也不妨看成是类似修辞的行文技法。
如果是一路读书至此，你必定会觉得遇到这么一段无厘头的对话很突兀，那就对了。你读着觉得突然，别人也会觉得。这时候，能不能很快地想想为什么如此就成了阅读能力高下的一个指标。这一段的主题是生死问题，但全然没有理论性的分析，只是一个微型小品，小品的核心就是失去儿子却并不忧愁的这个精彩理由。这个理由是荒诞的，问题是，这个行为本身荒诞吗？如果作者认为失去儿子却不忧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荒诞的，那这个小品就没有任何深意，只是在说这么一个脑筋有点问题的怪人而已。这会出现在专门记载耳食谈资的笔记小说里，怎么会出现在颇具哲学思辨色彩的《列子》中呢？
再结合全书的思想倾向，我们就不难知道，作者并不认为这个行为是荒诞的。但这样的表现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样的行为是与人之常情格格不入的。更严重的是，人们很少去思考自己能接受的那个“人之常情”究竟是什么实质。儿子死了，父亲应该忧愁，应该为儿子的不幸忧愁。真是这样吗？很少有人会想到问这个问题，但真提出来了却不算难以回答，只是要回答有点难以启齿——不是这样。父亲的忧愁多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为他失去了后代，因为他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在父亲眼里，儿子是有趣的、可爱的、与自己相像的、可以寄托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的……这一切哪有关乎儿子的不幸？纯然都是儿子的死带给父亲的不幸！正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意去揭开这一层，所以便在生死问题上多了一种误会，误以为死是不幸的，而实际上像这一类例子都是死者的死给生者造成困扰，并非死者本身的不幸。
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很费劲，而且人们容易受情绪左右而拒绝接受，所以，干脆用开玩笑的方式加以处理，或许效果会更好。至少，已经在启示你撇开儿子那一头不说，单从父亲的自身感受出发来面对这个问题。故事里说东门吴为什么不“忧”，这似乎已经是很婉转客气的说法了。现实中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岂止是忧而已，完全是大悲，究其本质，是一种由恐惧而引发的刻骨之悲。恐惧是能严重破坏理性的不良情绪，人有很多产生恐惧的原因，其中对死亡的恐惧最常见，却也最莫名其妙。因为恐惧往往是源自可能来临的痛苦，而死亡本身并不痛苦，痛苦的只是常常会和死亡相伴的疾病和创伤。可奇怪的是，十分痛苦显然却不致命的疾病和创伤常常并不令人恐惧，而哪怕没有丝毫痛苦的自然死亡却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恐惧。
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感情时，会根据对象分出亲情、友情之类的种种不同，而当对象面临死亡时，那些专门以生时的指标加以区分的情一下子都变得毫无意义，能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失去，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领袖、失去了助手，由此失去了很多固有的利益。一度被认为十分浪漫、超越物质的情就这样蜕化了。尧死了，百姓如丧考妣，他们哭什么？典韦死了，曹操亲自祭奠，他哭什么？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洒泪摔琴，他又哭什么？你相信，就说那是真情；不相信，就只剩下利益可说。当然，还有一种理解，那就是兔死狐悲的忧从中来。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只是因为对死后一切的无知？如果真是这样，道家也很无奈，毕竟没法给人一个真实的死亡体验。于是，只好幽默，当然，幽默要碰上懂幽默的才成其为幽默。同时，幽默也是需要底气的。只有能够安详平静地看待自然的一切，才能从容应对。当死亡不再是威胁、不形成恐惧的时候，人才能气定神闲；唯有气定神闲的人，才能机智地幽上一默，把愉悦和祥和传给更多的人。这就是魅力，不是能够表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