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肤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尽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术。疲而睡，所梦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
——《黄帝》
“古句新解”
黄帝即位十五年，见天下百姓拥戴自己而十分高兴，于是就保养身体，娱悦耳目，供养鼻口，然而却肌肤焦枯，面色霉黑，头脑昏乱，精神恍惚。又过了十五年，忧虑天下得不到治理，竭尽精力，大量投入智慧和体力去治理百姓，依然是肌肤焦枯，面色霉黑，头脑昏乱，精神恍惚。黄帝长叹道：“我的错误太深了。保养自己出的毛病是这样，治理万物出的毛病也是这样。”于是他放下了纷繁的事务，离开了宫殿寝室，取消了值班侍卫，撤掉了钟鼓乐器，削减了酒宴膳食，独自退居于外庭的馆舍，清除杂念，服气吐纳，三个月不过问政事。一天，他白天睡觉时做梦，游历到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州的西方，台州的北方，不知离齐国有几千万里，并不是乘船、坐车或步行所能到达的，只不过是精神游历罢了。那个国家没有官长，一切都听其自然而已。那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欲望，一切都听其自然而已。他们不知道生存是快乐的，也不知道死亡是可恶的，因而没有人会夭折；他们不知道亲近自己，也不知道疏远外物，因而没有爱憎的观念；不知道背叛忤逆，也不知道归附顺从，因而没有利害的观念。对一切没有爱惜，对一切没有畏忌。到水中不会淹死，到火里不会烧坏。刀砍鞭挞没有伤痛，指甲抓挠也不觉痛痒。升到半空就如脚踩实地，凌虚而卧就如安睡大床。云雾不能阻碍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搅乱他们的听觉，美丑不能干扰他们的心境，山谷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只是凭精神运行而已。黄帝醒来后，觉得十分愉快和满足，于是找来天老、力牧和太山稽三个重臣，告诉他们说：“我独居了三个月，清除杂念，服气吐纳，想得到保养身心和治理万物的方法，却没有得到。后来疲倦了，睡了一觉，做了这样一个梦。现在我知道大道是不能用思想语言去追求的。我明白了！我得到了！却无法用语言来告诉你们。”又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乎和华胥氏之国一样，而黄帝却升天了。老百姓悲痛嚎哭，二百多年也没有中断。
道家最看不惯的是人的小聪明，他们把小聪明和生命的健康对立起来。一般人至多只看到吃得太好、穿得太暖、酒色过度之类是有害于健康的，但道家却把过度消耗心智也看作是同样的行为。寓言中的黄帝却是和诸葛亮相反的人生，由儒家的面目投入道家的潇洒。勤政爱民，操劳国事，那是儒家最推崇的明君圣主形象；被道家说来，那是没开窍。黄帝做了华胥一梦——或许算得上是非常古老的直观教学法，于是，他就开窍了，原来天下可以如此治理，不要跟着层出不穷的事情跑，主动去斩断各种纷繁事务产生的源头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人的欲望。
人本是自然的，而欲望则使人远离自然的状态：自然的人需要吃，但最多只要不饿着就行了，完全可以逮着能吃的填饱肚子就行。慢慢地靠小聪明能吃上粗粮接着就改吃细粮，细粮没问题了又升级为酒肉，酒肉再升级为山珍海味……想再往上升空间就有限了，不过一饭千金的故事还是屡见不鲜的。不光吃是这个样子，衣食住行万事如此，人便不再是那个自然的人了。但除了人造出来的这些喧嚣，别的依旧还是自然，便和自然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人和人之间呢，因为这些互不相让的欲望你争我夺，同样也生出许许多多的矛盾。太糟糕了，这些都需要黄帝们去逐一摆平，你说能不累吗？说黄帝开窍了，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神奇的华胥国，神奇的不是君主如超人一般摆平这些麻烦事小菜一碟，而是那些百姓一个个都没有那许多欲望，他们不和自然争，更不和人争，当然没那许多烂事。不过有一样要小心的，道家说寓言说着说着就不免有些夸诞，凡是说有道之人，总是喜欢搬出水火不侵、刀枪不入、腾云驾雾之类的说辞，看多了有点让人起腻，当真了不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这一点只要把《庄子》或《列子》完整看一遍就会有免疫力了。终于，黄帝开窍了，但是故事只告诉我们黄帝开了什么窍，却没告诉我们他后来如何以此获得的成功，只是神神秘秘来了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于作者本身是否清楚这个“意”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千百年后再来反观道家的这个理想，难免觉得那是一种遥远的境界，并非靠一个领袖的力量所能达到，因为这需要彻底澄净每个民众的心。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民众从来没有在整体上如道家希望的那样泯灭过欲望，而道家也很少有真正实施其构想的机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西汉初年。这是一个鲜明张扬黄老之术的时代，在《史记》、《汉书》中，那个时代的政府盛产两种人，一是所谓循吏，专门负责带领老百姓种地或读书；二是酷吏，专门负责打击豪强，整顿治安。而当时的社会环境，恰好是战国到秦的大破坏之余，普通百姓大都是惊弓之鸟，残酷的记忆强迫他们接受一种观念：平稳地生存是最美的。
这样的百姓、这样的社会，当然是道家最欣赏的，而那些所谓的豪强则是社会上少数欲望比较强烈的异己分子，自然是被打击的重点对象。就这样，萧规曹随，一切从简，汉朝度过了文景之治的昌盛时期。随着汉武帝的上台，欲望之火重新燃起，大把花钱，开疆拓土，政治的主旋律从此也就不再提什么黄老之术了。此后的两千年，只有在大动荡之后，从劫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才会有一段暗用黄老之术的日子，等到衣食富足了，便又故态复萌。所以，整体的民众或许有过被外在条件压抑了欲望的时段，却不知道还有哪位高人可能有办法在一个歌舞升平、奢华成风的惬意社会中让人们一夜之间无知无欲，回归自然。
《列子·杨朱》中公孙朝、公孙穆对子产的责备回言曰：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故人生于世，理当以生为乐，荣启期行郕之野，鼓琴而歌，何也？因自知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而己生命尚存，理当高歌。诚若古语：生相怜，死相捐。生固重要，己更可贵。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此为何也？孟孙阳给了答案“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生相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身之一毛，可谓小之至极，但仍是己身所有，不愿轻弃，足见贵己之甚；然而从他的另一句话“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足以确证他绝非是损人利己的极端利己主义，可见重生贵己，实质是将个体生命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重生贵己，为遂顺人性之必要，而要求的当生的快乐，在重生贵己的基础上，还要任性纵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