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二首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论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谨论。
“御试重巽申命论”
论曰：昔圣人之始画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于风者，以其发而有所动也。配于木者，以其仁且顺也。夫发而有所动者，不仁则不可以久，不顺则不可以行，故发而仁，动而顺，而巽之道备矣。圣人以为不重，则不可以变，故因而重之，使之动而能变，变而不穷，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
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为暖；雨，皆知其所以为润；雷霆，皆知其所以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为杀。至於风，悠然布于天地之间，来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乔岳之上，细而入乎窍空屋之下，发达万物，而天下不以为德，摧败草木，而天下不以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圣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术也。
圣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职。士者皆曰“吾学而仕”，农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贾者皆曰“吾负而贩”，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变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圣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盖得乎巽之道也。易者，圣人之动，而卦者，动之时也。《蛊》之彖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而说者谓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后者，慎之至也。圣人悯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后三日而申之，不从而后诛，盖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测其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上令而下不议，下从而上不诛，顺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顺也。谨论。
“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
论曰：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强其国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术有浅深，而其成功有巨细。虽其终身之所为，不可逆知，而其大节必见于其始进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进以强国而能霸者也，未有进以霸而能王者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为尧舜之君，而吾民为尧舜之民也。以伊尹为以滋味说汤者，此战国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见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是故上无侈说，下无卑论。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
商鞅之见孝公也，三说而后合。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顾其刑名惨刻之学，恐孝公之不能从，是故设为高论以之。君既不能是矣，则举其国惟吾之所欲为。不然，岂其负帝王之略，而每见辄变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终于秦也，是其进之不正也。
圣人则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难。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谓急矣。然未尝以难合之故而少贬焉者，知其始于少贬，而其渐必至陵迟而大坏也。故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之世，其诸侯卿大夫，视先王之礼乐，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进而先之以礼乐，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则圣人，以世言之则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则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则继以先王之礼乐。其心则然，然其进不正，未有能继以正者也。故孔子不从。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进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为也。不敢进而进，是易其君；不可为而为，是轻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
故君子之始进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为是，君曰能之，则安受而不辞，君曰不能，天下其独无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则告之以己所欲为，要其能否而责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试观之者”，皆过也。后之君子，其进也无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将权以济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则曰：“吾君不足以尽我也。”始不正其身，终以谤其君。是人也，自以为君子，而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谨论。
“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
论曰：为《谷梁》者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请因其说而极言之。夫《春秋》者，礼之见于事业者也。孔子论三代之盛，必归于礼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礼之渐废。群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礼而定其位。至以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纪纲条目，以遗后世之君子。则又以为不得亲见于行事，有其具而无其施设措置之方，于是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犹豫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夫礼义之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为君子者皆如颜渊，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虽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间也。其情则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为正，而不知其义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宁反覆于其间也。
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晋荀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故其书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春秋》之书战，未有若此其详也。君子以为其败固宜，而无有隐讳不忍之辞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违，没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为忠，则凡忠于盗贼、死于私昵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书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则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谨论。
“儒者可与守成论”
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凤，鸟兽萃焉。虽欲辞之，岂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化为衣冠。契为司徒，而五教行，弃为后稷，而蒸民粒，世济其德。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寿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圣人者，盖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于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传数十世，而民不叛。岂有二道哉？
周室既衰，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天下皆是也。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则力夺而已矣。至秦之乱，则天下荡然，无复知有仁义矣。汉高帝以三尺剑，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虽稍辅以仁义，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权谋。是以战必胜，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无事，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而武夫谋臣，举非其人，莫与为者。故陆贾讥之曰：“陛下以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叔孙通亦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于是酌古今之宜与礼乐之中，取其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觐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虽足以传数百年，上下相安，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
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而陆贾、叔孙通之流，盖儒术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论”
论曰：昔者圣人之将欲有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难，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其成之也难，故其败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轻。其合之也迟，故其散之也不速。夫圣人之所为详于其始者，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忧其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忧其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忧其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从而节文之，绸缪委曲而为之表饰，是以至于今不废。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迟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详，其终将不胜弊。呜呼，此天下治乱、享国长短之所从出欤？圣人之始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执事，此足以为君臣矣。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朝觐位著以严之。名非不相闻也，而见必以赞。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屦以为安，饮食以为养，此足以为父子矣。圣人惧其相亵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左右佩服之饰。族居之为欢，而异宫以为别。合食之为乐，而异膳以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亵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为夫妇矣。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于是先之以币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庙，而终身以为妾。昼居于内，而君子问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为党，急难以相救，此足以为朋友矣。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而严其射享饮食之节。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摈相之诏礼。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绍介之传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
天下之祸，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夫苟可以为而止，则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妇之相离，朋友之相侮久矣。圣人忧焉，是故多为之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贲。”尽矣。
“王者不治夷狄论”
论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过于《春秋》。
凡《春秋》之书公、书侯，书字、书名，其君得为诸侯，其臣得为大夫者，举皆齐、晋也。不然，则齐、晋之与国也。其书州、书国、书氏、书人，其君不得为诸侯，其臣不得为大夫者，举皆秦、楚也。不然，则秦、楚之与国也。夫齐、晋之君所以治其国家拥卫天子而爱养百姓者，岂能尽如古法哉，盖亦出于诈力，而参之以仁义，是亦未能纯为中国也。秦、楚者，亦非独贪冒无耻肆行而不顾也，盖亦有秉道行义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纯为夷狄也。齐、晋之君不能纯为中国，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向焉，有善则汲汲而书之，惟恐其不得闻于后世；有过则多方而开赦之，惟恐其不得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纯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则累而后进，有恶则略而不录，以为不足录也。是非独私于齐、晋，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见中国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纯者，足以寄其褒贬，则其纯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如《春秋》。
夫戎者，岂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书之曰“公会戎于潜”，公无所贬而戎为可会，是独何欤？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谨论。
“刘恺丁鸿孰贤论”
论曰：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
东汉刘恺让其弟荆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
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谨论。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谨论。
“形势不如德论”
论曰：《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仇。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
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谨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论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谨论。
“既醉备五福论”
论曰：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贵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贫贱劳苦者，天下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贫贱劳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独享天下之大利而不忧，使天下为己劳苦而不怍，耳听天下之备声，目视天下之备色，而民犹以为未也，相与祷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长有吾国也。又相与咏歌而称颂之，被于金石，溢于竹帛，使其万世而不忘也。
呜呼！彼君子者，独何修而得此于民哉？岂非始之以至诚，中之以不欲速，而终之以不懈欤？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贤者，是谓至诚。至诚无近效，要在于自信而不惑，是谓不欲速。不欲速则能久，久则功成，功成则易懈，君子济之以恭，是谓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于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于此矣。
《既醉》者，成王之诗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说者以为是诗也，实具五福。其诗曰“君子万年”，寿也；“介尔景福”，富也；“室家之”，康宁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终”，考终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乐，而天下安之，以为当然也。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将有以致之。不然，民将ツツ焉疾视而不能平，又安能独乐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独言民之闻其作乐见其田猎而欣欣者，此可谓知本矣。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