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算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就是别人所说的没有心计。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心计，不外乎就是指待人接物时要讲究分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看人下菜，知道对什么人讲什么话。道理我都懂，但有时还是防不住要讲些真话，以公道作为处世的原则。我以为做人要真诚，说话做事要公正，这是起码的标准。四十岁以前我基本上是按这一要求来做的，不过这大多出于天性。可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我这样做的范围已在减少。这是我有意为之，因为我无形中已有了防范意识。
这是我从生活中得来的教训。我知道，真话也有一个被理解与被认识的过程。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也会被误解，甚至会得罪人。
如此而来我在成熟，而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变的过程，不断蜕变的过程，不断放弃的过程，甚至是被扭曲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我以为这样的成熟就是圆滑。可见这样的成熟并不是完美的，它隐含的意义也值得怀疑。
我的无奈在于，明明看见“此”就是白的，但我还得说成是黑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而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此”即是白的，但都说成是黑的。明知是错误，但又不愿纠正错误，这是为何？
人人自危的环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抹杀天性与良知的环境更不可取。我理解的开明，就是健康的人性能得到尊重，正义能得到伸张，公理和美德能得到普遍的维护和赞誉。道德和良知能成为判断一切的价值尺度。
我心地明澈，真诚豪爽。交朋友喜欢用心去交，判断是非曲直，也愿意用自己的良心作为标准。我说话直来直去，从不知设防，这让我在生活中吃尽了苦头。我不愿虚与委蛇，喜欢一是一，二是二，这同样让我吃尽了苦头。我一天天变得明智，而这明智的含义，就是说我学会了应付，懂得了谨慎为人的道理。
我这人大大咧咧的，表面看起来，是那种很有抱负很有志向的人，无形中被人当做潜在的竞争对手。我缺乏必要的警觉，即使有人在背地里给我使绊子，我也浑然不觉。
大多数情况下，我把别人想得很好，起码我衡量别人是以我自己为标准的。我大约这样认为：既然我们都是人也就差不了多少。这就是说我并未考虑到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每一个人相应的都是一座坚固的城堡，我们彼此之间只能接触，却不能进入。偶然间敞开的心扉，也仅是露出了城堡的一部分。所以说，要谈得上完全理解一个人是多么难啊。
在我度过的大部分岁月里，屡经挫折，常常面临屈辱和伤害。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选择宽容。宽容并不完全是因为我能包涵，包涵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宽广。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样的宽容也是被迫的。很多情况下我都像是一只被同类咬伤的狼，躲在无人的地方静静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我忍让，是因为我有意缩小我与对方间的裂痕，增加相互间理解的可能性。然而，有时忍让对我更是一个策略，我在后退中构筑最后的防线，当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会奋不顾身地出击。
我承受，大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不得不承受。一点一点地承受，也许会使人逐渐坚强，可是突然降临的重负，会使人顷刻间崩溃。
也许这样的人生哲学是弱者的哲学，是消极的处世哲学。可是人生而有别，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既造就了狮子也造就了羔羊。狮子有做狮子的道理，羔羊有做羔羊的道理，二者不可能替代，相互之间也不可能理解。
我心地和善，缺乏报复心，不主张以恶对恶，宁愿以德报怨，这是天性使然。我希望人与人之间微笑多一点，仇视少一些。我渴望人间阳光尽洒，而不是周天寒彻。
我知道，这尽管是理想，但应当成为我们不断努力达到的目标。
我骨子里有一种傲气，鄙视权贵，同情弱者。凡是恃强凌弱者，我都主张反抗，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我的宽容和忍让又是相对的。我特别憎恶那些时时流露出官老爷派头的人，我更憎恶那些表面堂皇正派，内里阴险龌龊的所谓正人君子。类似的人使我吃尽了苦头。有几次，我都面临丢掉职业的危险。如今，我尽管活了下来，也是以一定程度的屈服为代价。不过我已是遍体鳞伤，万念俱灰。哀莫大于心死，对这句话我最有感受。
我一直不理解的是，在文明进步的今天，仍有一部分人依仗手中的一点点权力，以驾驭和奴役他人为能事，视下属为草芥，实施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奴役。
我自尊，但也懂得尊重别人。我以为尊重别人也是一种美德。这尊重不分地位、不分出身、不分高低贵贱。凡是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
我以为污辱别人，践踏别人的尊严是人间最可耻的行为。
我尤其同情和怜悯那些遭遇困境的人。我乐于助人，但不求回报。我性子急躁，做事果断，但不免潦草。我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缺乏的是细致和周到。
我天性敏感，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或者是某种异常的情绪，都能在我身上引起反应，尤其是当对方显得别有深意的时候。
我尽管体格高大，但内心十分脆弱，很容易被伤害。因此我是一个外表与内心反差极大的人。
相对来说，我能吃苦，不怕下力气，即就是繁重的苦力活，我也能胜任。我在生活中不拘小节，不讲面子，实实在在，从不有意掩饰自己的缺陷，比如出身和家境的困窘。我以为这不是缺点。凡是与生俱来的东西都是无法改变的。
我以为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看他出身是否高贵，也不能看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应当看他是否具有创造性。
我有坚强的一面，就是说，我能忍受生活的艰辛，能最大限度地承受劳累之苦。我不爱惜肉体，却特别维护心灵。
我最接受不了的是误解和屈辱。我最怕的是内心的伤害。
别人可以否定我的一切，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我的创造性和人生的价值观。因为我活着，正是依托它们而活着。要是我的人生价值被否定，也就相当于，我所追求的一切可能性被否定，那么我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一个人可以从肉体上被判死刑，但不能从精神上被判死刑。要是一个人的精神被摧垮了，那么这个人就算是全部完蛋了。
我能力有限，才智不高，但心气高远，内心十分自负。我总是相信自己一定会做出一些什么的。在这一点上我又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生活在想象里，我相信我的生活在别处，一定在某个理想的地方展开。我常有怀才不遇之心，觉得我有能力做出更大的事业来。所以我又是一个缺乏现实感的人，一颗心总处在躁动和不安中，难以真正回到现实当中。
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某种蒙眬的幻想中，正如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不过马丁·路德·金的梦是具体的，而我的梦却是虚幻的。
我对自己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很长时间里我找不准我的人生目标。然而有一点我始终如一，那就是对文学的热爱。
我有过许多选择，尝试过多种职业，虽干的并不差，但总觉得心里不是十分充实，觉得自己爱好的还是文学，因为文学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尽管这样的快乐中伴随着痛苦。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学能安慰我的心灵。
一个人应当献身于他所喜爱的事业。于是，我抛却了优厚的工作待遇，走上了艰辛的文学之途。初尝写作时，自信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每写的一篇都是杰作。及至今天，我却自卑得要死，我时时处在对自己的怀疑之中。
大师太多，个个皆是高峰。在文学的版图上不存在空白。独特的创新，需要异常的天赋，需要全方位的修养，需要痛苦，需要生与死的考验……需要的实在太多，但有一点是必须的，那就是真诚和良知。
与同行相比，我特别好强，心理上一点都不服输。我争强好胜，全然是为了与众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像我全部的努力都在于显示自己的优秀，这就是说我做的一切，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给人看，以便得到人们的认可，获得他们的赞誉，以求得心理的满足。
我清楚这是更大的虚荣心。可是一旦戒除这一切的时候，我反而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没有多少人希望长久地处在沉默中，当你创造的一切得不到承认时，那便是最大的悲凉。
赢得身前身后名，实在是一种无奈，因为对其本人来说已无什么意义可言。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喜欢美好的大自然，愿意长久放逐在山水之间。季节交替时，天象的微妙变化，草木的自然荣枯，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留下影响。
我特别喜欢秋季，万木凋零的季节，我好像变得纯净，我在一丝淡淡的忧伤和失落中领悟到某种深刻的启示。
我经历过较为丰富的情感生活。我爱慕女性，追逐女性，得到过理解与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从她们那里获得了相同的爱。因为爱，我忧伤过，痛苦过，绝望过，同样是因为爱，我享受过许多的欢乐。
我曾像一头莽撞的小兽，闯入过不少秘密的花园。
在二十七岁至三十七岁之间的十年时光里，我在迷乱的爱恋中消磨过很大一部分时光。
对于我而言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爱慕，一种是性爱。在不同的人身上二者的轻重不一样，但都同时存在。
我交往过的女性不少，但真正心灵相通的不多。因此在我所接触过的大多数女性中性爱的因素总是占很大的比例。
公正地说，凡是我倾慕的女性，我都能赤诚相待，愿以心交心，可是这当中也不能排除性爱的因素，假若除去性爱我就不会那样痴情和迷恋。
我既有火热的一面，也有相当冷漠的一面。我曾辜负过很多的女性，使她们伤心、落泪。相对来说，我从没有长时间地爱过一个女性。常常是我还沉浸在火热的爱中，但一下子就觉得荒凉得很。那种无意义的感觉忽然间就使我陷入绝望的境地。
坦诚地说，我不是那种为了爱，甘愿抛弃一切的人。但同时我的生活中又不能离开爱。
让我十分羞愧的是，我有不断猎取女性的可耻欲望。我一度放纵欲望，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我一度不顾声誉，冒着品行败坏的危险，一味地追逐女性，企图以肉体的享乐来掩盖内心的空虚。
如果说，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内心的空虚和绝望，一定没有多少人信服，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
确实，我有一段时间，内心十分空虚，甚至对活下去都失去了信心。我一度放纵自己，麻醉自己，以求得暂时的放松。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使我解脱，也没能使我充实，反而使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后来还是文学救了我，我戒除陋习，重新做人。可是与此而来的是我对女性的淡漠。我大概没有勇气和心劲再去追逐某一个女性了。如今我变得平静了，在经历了诸多的“煎熬”之后，我变得平静了。
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人，需要公正的眼光。要准确地评价自己需要的不仅是公正，更是勇气。
我是复杂的，好坏兼有的。好在我一直在克制自己身上的缺点，努力使自己趋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