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它标志着中国大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形成，中国的文化开始呈现出一种整合的发展态势，并且这种整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旗帜的。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新文学史事实上基本是以鲁迅、茅盾、叶绍钧、巴金等以及延安文学为主线来写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是对鲁迅的研究，评论者推崇备至，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这段时期郁达夫研究专题文章较第一时期急剧减少，为数不多的有关郁达夫小说研究的文章，也大都散见于各类不同的文学史著作中，而学界也往往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立场出发，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近乎失语。这里还包括像王独清、穆木天、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一大批流淌着郁达夫式的感伤和忧郁的现代文人”。
首先对郁达夫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五四”时期的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年代～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较多地承袭丁易观点的是这段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史稿〉之一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由于在当时它们是普遍通用的教材，因此影响也尤为显著。特别是张毕来的《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史纲〉之一节》，对郁达夫几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首先，张著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甚至申明他的“爱国热情自始就和他的悲哀、愤恨结合着，他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看不见民族的前途……”其次，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于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这些近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同时期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并认为郁达夫的“伤感颓废”，“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又说：“其实他的小说大部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这实际上为重新评价郁达夫小说中所谓的“消极因素”提出了新的视角。其他像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5、第6期合刊），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认为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情绪”和“色情描写”也有它“可理解的和积极的一面”，因为“性的苦闷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提出的”，而且“在于它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衅”，还分析了郁达夫思想矛盾的根源，并指出正是这种仅仅“在自己的理论中呐喊”的矛盾，构成了“郁达夫的悲剧”。还有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3期），虽然也受到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但在评论郁达夫其人其文时，也不失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对郁达夫作品中所谓的“感伤”与“颓废”问题，认为“是根源于社会现实的”，并认为郁达夫作品中的女性，作者“是把她们作为人来描写”的。
50年代中后期，文艺批评领域出现了以政治批判代替一切的错误倾向。进入了60年代后，政治运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部分，关于郁达夫其人其文研究的论著更日渐稀少，之后再也见不到一篇（一部）有分量的专论（著）了。尤其是“文革”十年，批评家完全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文艺争鸣更不可能（除了香港、台湾和外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对郁达夫情有独钟，不时发表或出版若干著述），此时在全国来说，郁达夫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并且郁达夫还同许多活着的作家一样，不断地遭到口诛笔伐，他完全被当作一种反面人物来看待了。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由于这段时期文化上的相对封闭，对郁达夫其人其作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否定批评居多，客观评价较少；存在着重社会思想评价而轻艺术分析的弊端（即注重对文学作品与现实关系的剖析，而对文本本身则缺乏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对郁达夫的小说研究中，所运用的批评方法比较单一，论著往往显得机械、呆板，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人为的因素，延宕了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