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还写有不少有关翻译理论和评介翻译作品的文章。如他在与别人合作创办《大众文艺》刊物时说：“中国的文艺界里，虽然有些形似裁判官与个人的执政者的天才者产生了，但平庸的我辈，总以为我国的文艺，还赶不上东西各先进国的文艺远甚；所以介绍翻译，当然也是我们这月刊里的一件重要工作。”（《大众文艺释名》）可见郁达夫是从发展我国新文艺的这一高度出发而提倡翻译的，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人的论调主张，是为了给我国新文学提供有益的养分，培育新文学之花，催进新文学创作。回顾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正是借助于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才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郁达夫在1934年改订重编自己的译文集时还说：“外国作品终究只是我们的参考，而不是我们的祖产，将这译文改订重编之后，我却在希望国人的更进一步的努力。”（《〈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他痛恶那种把翻译作为沽名钓誉的一种工具的恶劣倾向，为此他曾指出：“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夕阳楼日记》）郁达夫认为这种误、乱的翻译，不仅使一般的无辜青年男女遭受欺骗，也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在对待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上，郁达夫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是比创作还要难的工作，并说：“创作的推敲，是有穷尽的，至多至多，原稿经过两三次的改窜，也就可以说是最后的决定稿了。但对于译稿，则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改窜，也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谈翻译及其他》）因为他觉得创作是作家自己的东西，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体会得直接而深刻，所以改动起来更能够得心应手；但译作是翻译别人的东西，更需要仔细推敲，所以总要更困难一些。可以说，这是郁达夫对翻译和创作的切身体验。
在翻译标准上，郁达夫很赞成当时在译界影响很大的严复的“信达雅”标准。如他在《语及翻译》一文中说：“我国翻译的标准，也就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当然是严几道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的三个条件。”并认为“能做到信达雅三步功夫的，就是上品”。严复所提出的这个翻译标准，是他从隋唐人翻译佛经中所归纳出的经验，而且又在他自己的翻译中“躬行实践过了”的。因此，郁达夫赞同严复的“信达雅”的文学翻译标准，并认为“在现代，也一样还可以通用……而且也还应该固守”（《语及翻译》）。
这“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按通常的理解，就是要求在文学翻译中，译文达到忠实准确、通顺流畅、文字典雅，也就是当今翻译界所说的“等值翻译”。对“信达雅”这三个翻译标准，郁达夫特别强调“信”和“达”，他认为，翻译是把外国的思想、文化传递给本国读者，因此“信”与“达”是最基本的。即如同他在《〈几个伟大的作家〉译者序引》中所说：“近来看见讨论翻译的文字很多，大抵是在诸杂志及周刊上发表的，但我的对于翻译的见解，却仍旧是非常陈腐。我总以为能做到信达雅三步功夫的，就是上品。其次若翻译创作以外的理论批评及其他的东西，则必信必达方有意义，否则就失去翻译的本旨了。至于雅之一事，则今非昔比，白话文并非骈偶文，稍差一点也不要紧。”可见，郁达夫对严氏的信达雅标准是完全赞同的，并认为“雅”在不同时代应有不同的理解，体现出了他“顺时应变”的开阔思维。
同时，郁达夫又不拘囿于当时译界通行的严氏标准，他认为“信达雅”是翻译的外部条件，而仅有外部条件是不够的，于是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又提出了“学、思、得”三字作为翻译者的内部条件，并以此作为对“信达雅”的一些补充。
那么，“学、思、得”具体又指的是什么呢？
对于“学”，郁达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我们不学，当然不知，无知当然不能翻译。不过学有浅深，知有博狭。读过一两本文法读本，便自以为知者，想来翻译外国的高深的学说和美妙的诗文，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结果必至于害人害己，闹出大笑话来。我所谓‘学’者，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郁达夫以研究贝朗为例，说研究贝朗之前，应研究一下他当时生活的社会情况，至少应把他的重要作品查阅一番，而且不能忽略他的日记、书简以及同时代人作的关于他的记录。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才可以“就事断事，以诗论诗，或评他的作风，或述他的行动，或简直来翻译他的只字片句，方能配得上说是贝朗的介绍翻译”（《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关于“思”，郁达夫阐释道：“翻译一点东西，虽无效达摩的必要，去用九年面壁之苦心而寻思物理，但我想我们既欲把一个异国人的思想丽句，传给同胞，我们的职务，终不是翻翻字典可以了局。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至尾，设身处地的陪他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若看得字眼容易，拿起笔来就胡翻乱译，则不唯没有眼力的同胞，要受你的欺骗，便是原著者的死灰，也要受你的侮辱的呀！”他还举了施耐庵写《水浒传》的一个生动例子，说施耐庵“写到武松打虎一段，即便闭上房门，脱下衣裤，练了好几天的打虎姿势，这虽是创造者的真实可佩的地方，但我说翻译者，亦不可不有这一种精神”（《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关于“得”，郁达夫认为“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外国文字可以办得到的。英国人也许不能了解贝朗，俄国人也许不能了解托尔斯泰。翻译者的异邦人，要想了解空间时间远隔的原作者的精神，真真是谈非容易，然而我们的希望，却非达到这目的不可”（《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这里郁氏指出了“得”的艰难性，认为理解外国作家作品的精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来自于时间的久远、空间的相隔以及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等等。但正因为了解的困难，所以这也成为了译者的一个目标。
由此可见，郁氏所谓的“学、思、得”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学”和“思”是“得”的前提，而“得”是“学”和“思”的结果和目的。郁氏所提出的这三个字的标准，可以说是切合翻译实际的，它不但对当时的译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看来，对我们也不无借鉴价值。郁达夫作为一个有着浓郁浪漫气质的作家，他的“翻译论”呈现出了对于艺术的重视和唯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