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郁达夫的中国文人传记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他的外国文人传记，则只能凭借传主的作品和一些生平资料，来实现作者与传主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的。由于郁达夫对这些文学大师的崇拜以及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气质，因此其所写外国文人传记，同样也使得这些传主具有丰富的精神情感和鲜明的人物性格。
一、屠格涅夫传
在所有的外国文豪中，郁达夫接触最早、偏爱最深的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因为郁达夫留学日本后，早在1912年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最先读到的外国作品便是屠格涅夫的《初恋》、《春潮》和《多余人日记》，此后“就急转直下”，诱发了他阅读外国文学的兴趣。“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大约四年多时间，郁达夫竟读了一千多部西欧和日本小说，开启了他通向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门扉。“这些作品不仅对郁达夫选择人生道路、跨入文学殿堂起了极为关键作用，而且在他几十年的创作活动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1933年，为了纪念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郁达夫为他接连撰写了《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和《屠格涅夫的临终》两篇传记文章，并且在同一年全都公开发表。在《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一文中，作者以同情的笔调，追述了屠格涅夫的长篇佳作《罗亭》问世前传主漂泊的一生，重点介绍了屠格涅夫与他的母亲、与巴枯宁、与别林斯基、与费雅度夫人、与普希金、与果戈里、与阿·托尔斯泰等人的交往、友谊以及文学思想的彼此影响，并且还谈到了自己对这位“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的深厚感情（他的忧郁、孤独的气质，漂泊不定的生活，都曾在郁达夫精神上引起过强烈的共鸣）。《屠格涅夫的临终》一文，作者详细介绍了屠格涅夫临终前的惨状：传主因病痛的折磨而屡次想自杀，甚至还向来看望他病的莫泊桑乞求一支手枪，请费雅度夫人将他的身体从窗里抛掷出去，并在临终前的半月里，请费雅度夫人代笔，为他写完了他最后一篇小说《结末》。1883年8月30日是礼拜五，露易莎去了他的病房，他似乎还辨认得出来者是露易莎，因而叫着说，露易莎！真真奇怪，我的腿怎么会挂在那角落里的呢？房间里塞满了棺材……1883年9月3日午后2时，屠格涅夫便气绝身亡了。
通过这些细致而详尽的笔墨，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献身艺术并曾经引导自己走向文学之路的“北国巨人”形象——相貌柔和，眼神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传主的敬仰、爱戴与同情。
二、卢梭传
除了屠格涅夫外，郁达夫似乎对法国文豪卢梭也情有独钟。因为他俩反对一切压迫、争取人性解放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赤裸裸的“自我暴露者”，都有自卑狂的一面。可以说郁达夫无论在思想、气质、文艺及为人方面都深受卢梭的影响。纵览整个19世纪欧洲的文学，卢梭的影子比比皆是，因此在郁达夫的心目中，卢梭的地位也远非一般外国作家所能比。
郁达夫为卢梭作传，起因是由于梁实秋教授在大学的讲台上推崇白璧德主义，而对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颇有微词，并且有贬抑浪漫派文学的言论，这是郁达夫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仅在1928年1月间，就写出了《卢梭传》和《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卢梭今译为卢梭）两篇洋洋万言的传记文。此后，又因两文的发表而引发了一场与梁实秋等人的论辩……
《卢梭传》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记叙了卢梭的生平事迹。作者从盛赞卢梭落笔，然后详尽地记叙了传主的不幸身世：他一出生，母亲便死去，这种缺乏母爱的生活，使他性格中有较多自卑和畏葸的成分。他从小体弱多病，10岁时父亲又弃他而去，致使他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灵的高洁使他耻于与市井俗人为伍，从而“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表现出一种恨世的阴郁，但同时他又有着一颗“充满热情、善良、温和和亲切的心”。成年后，他去国离家，四处漂泊。从日内瓦到都灵，从巴黎到伦敦，从莫蒂埃到圣彼得岛……其间风餐露宿，饱尝劳顿之苦，并且常为生计问题而发愁（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与郁达夫本人一生的遭遇是何等相似）。作者还记叙了他的初恋、他与伐兰夫人三离三合的恋情纠葛、他与政敌服尔德的较量、他的成名和成名后所受的一步紧似一步的迫害，以及最后因迫害所致而客死异乡，而且连“死因都不明白”。郁达夫那优美而传神的笔墨与传主本身所独具的浪漫传奇色彩，共同塑造出了一个集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郁达夫之所以写作《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是为了能更全面地展示卢梭的形象。文中，作者在列举了卢梭的《文学及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达兰倍儿氏的书》、《民约论》、《爱弥儿》、《山中杂信》等思想方面的论著之后，概括出卢梭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1.他的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对于现代社会恶的指摘；2.他的政治学说；3.他的教育观；4.他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念。文章以此为思路，清晰地介绍了传主的上述观点，并不时插入点评似的简论。我们从插入的这些点评中可以看出，在郁达夫的心目中，卢梭既是“真理的战士”，又是“自然的骄子”；既是思想界的伟人，又是沉溺于情感的柔弱者。一方面，他“摇动了欧洲的天地”，“掀起了惊天的波浪”，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是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另一方面，他在生活中却又是那么多情、谦和、痴迷，厌恶社会、爱好自然，为自卑而孤独痛苦，又因情欲而苦闷和颤抖……从卢梭这种独特的精神个性中，郁达夫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他对卢梭性格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灵魂的解剖。郁达夫曾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卢梭的崇敬之情：“千部万部的卢梭的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远。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梭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卢梭传》）
三、施笃姆传
《茵梦湖》的作者德国诗人施笃姆（现译为史托姆，若论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德国作家中除曾以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征服无数少男少女的大文豪歌德外，恐怕再无人能与之相比，他的作品有不少被译成了汉语），他对郁达夫的影响颇大，因此他也是郁达夫笔下的传主（施托姆对郁达夫文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构思和情调方面）。
1921年7月，郁达夫在日本东京为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所写的那篇序言，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一篇关于施托姆的传记作品。这篇传记曾于1921年10月在《文学周刊》第15期上单独发表，题为《〈茵梦湖〉的序引》；1928年4月，上海现代书局在出版《达夫全集》时，又将其收入《达夫全集》第5卷，并且更名为《施托姆》。作品中，郁达夫对施托姆的家庭以及他的生平与性格，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还介绍了《茵梦湖》和《三友集》的出版背景，以及对施托姆作品的印象式批评。在评论施托姆的创作时，郁达夫说，施托姆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们差不多都可以列入德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之列。他更为欣赏施托姆的小说，为此他说：
施笃姆的艺术，是带写实风的浪漫派的艺术。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他毕竟是一个大抒情诗人……他的无数的短篇小说，是他的抒情诗的延长的作品。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浓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他的一生的怀乡病，和北方住民特有的一种消沉的气象，便是他的艺术的中心要点……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自失，好像是在一层一层地沉到黑暗的无光的海底里去的样子。
这段评论文字与其说是逻辑分析，不如说更近于形象描述；不仅富于文采，而且带着感情。这情感源于作家对评论对象的理解、欣赏、同情，甚至偏爱。施托姆的小说“正是以他那沁人心脾、令人消魂的感伤的诗意美，深深地打动了无数年轻的读者的心。阅读这类小说，我们时刻都会感到有一种浓重的诗意的感伤情绪充塞在作品的字里行间”（162）。郁达夫认为，施托姆创作“技巧上的特质，就是文体的单纯简略……”“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小说来比作严冬的风雪，盛暑的狂雷，那么就不能不把施笃姆的小说来比作春秋的佳日，薄暮的残阳。”郁达夫还说：施托姆“是一个大大的怀乡病者”，“他的诗，小说，都在那里说这个‘故乡的悲思’”（郁达夫也是个“怀乡病者”，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围绕故乡来写的，表现的都是“怀乡病者”的忧思和苦闷）。正因为施托姆对家乡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他的小说才会对家乡的风物人情有着如此生动的描绘。如在《茵梦湖》中描写圣诞节的欢乐气氛和赠送圣诞礼物的习惯，乡间远足、采摘草莓的趣事；《在大学里》描写的青年们的舞蹈和滑冰；《木偶戏子波莱》中描写的德国民间艺人演出的木偶戏；《溺殇》中描写贵族少女出嫁时画像的风俗；在《汉斯和海因兹·基尔希》中描写一年一度集市的热闹情景；《双人影》中描写节日的舞会；《骑白马者》中描写高地、低地村民的掷球比赛……这一连串淡雅恬静的风俗画，洋溢着作者对家乡人民的热爱和对故乡生活的留念。这种情怀，正是施托姆热爱故土并曾长期流落他乡的他本人心境的生动写照。
综上，郁达夫的文人传记创作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洋溢着作者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记文学的艺术宝库。郁达夫的文人传记，其主人公无论是中国文人或者是外国文人，其主体特征的显现自不待言。郁达夫笔下人物的经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作者己身的经验以及他的内心的起伏变革的生活记录。因此，作者在写传的过程中，不由得便会对创作主体注入浓浓的自我情感，使得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传主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给人们提供了既真实丰厚又亲切感人的审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