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再号召广开言路，了解下情，有人憋不住了。一个叫吴伯宗的屯垦官员，率先密封上奏，揭露胡惟庸种种专横不法行径。最后径直提出：“此人独任首相，终为国家之患！”
洪武四年，吴伯宗一举考中状元。这是明朝开国后录取的第一个状元，很得朝野赏识，但却因不肯依附胡惟庸，被贬到凤阳开荒种田。累死累活干了六七年，一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一封密奏直达御前，狠奏了胡惟庸一本。朱元璋欣赏吴伯宗率先响应号召的勇气，立即把他从凤阳召回，委任为监察御史。
老对头去而复返，精明的胡惟庸自然明白，这是给自己敲起了警钟，必须多方防范。
“哈哈，妙——妙极啦！”朱元璋将手中的祭文草稿放到龙案上，大声喝彩。看看署名，是个名叫钱苏的陌生人写的。便吩咐，传钱苏立刻晋见。
三年前，即洪武九年夏天，由于天象异常，朱元璋心下恐惧，下诏广求直言。
常熟儒士钱苏应召赴京进言。时任右丞相的胡惟庸首先接见。他见了胡丞相，只是抱拳施礼，并不躬身下拜。在场的人齐声呵斥他失礼。钱苏理直气壮地答道。鄙人是来向天子上书的，岂有未拜天子，先拜丞相之理？胡惟庸无言可对，冷笑道：“不拜也罢。”可是，朱元璋一看到钱苏的奏章，委婉雄辩，才华横溢，立即命令中书省从优安置。钱苏回到中书省再见胡惟庸，躬身下拜，礼数周到。胡惟庸却衔恨于心，不肯正眼看一看。打发他到偏僻冷清的应天后湖架阁库，去看守档案。钱苏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三年。
洪武十二年五月，旧元幼主爱猷识理达腊病卒。为了通好，朱元璋决定派使臣献祭。但，翰林院进呈的祭文很不称意。虽然一再退回另写。仍然达不到皇帝的要求。无奈，只得出榜悬赏征文。钱苏不甘寂寞，立刻应召撰进。祭文并不长，但言简意赅，切中事理。其中有一句话，更是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朕之得，复我中国之故有；汝之失，弃其沙漠之本无。”
意思是说，朕得了天下，是恢复本来属于我所有的·你失掉大漠，是丢了本来不属于你的。朱元璋正是看到这些其他人写不出的绝妙句子，方才连连拍案叫绝，立即降旨召见。
钱苏应召而来。朱元璋温和地问道：“钱苏，几年前，朕就喜欢你的文字，命中书省从优安置。不知这几年，你在哪里供职呀？”
钱苏期期艾艾地答道：“蒙陛下不弃，学生一直留在京城。”
“中书省给了你个什么官职呀？”
“胡丞相，命学生在后湖架阁库，看守档案，校对簿书。”
“什么？那是连实习监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怎么把你弄到了那里？”
“学生不知。也许是学生无知，有得罪胡丞相的地方。”
“哦？说来朕听。”
钱苏把当初见胡惟庸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叩头说道：“都是学生失礼，才……唉！”
“不！尊敬皇上，有什么不对的？钱苏，你做得对！”
“谢陛下谬奖。”钱苏磕了一个响头。
“钱苏，这几年委屈你了。这样吧，朕亲自给你安排个职位，你去翰林院应职吧。”
钱苏害怕再遭胡惟庸算计，急忙磕头恳求：“陛下，学生近来身体有恙，只恐不能为朝廷效力。恳乞陛下，恩准学生回家养病。”
朱元璋爽快地说道：“也好，你就回家休养去吧。不过，你还要为朕做些事情。”
“请陛下吩咐！”
“一路上，所经沿途州县，你可以直人大堂，南向而坐，向官员们传达朕的旨意。要他们发展农桑，体恤百姓。”
“学生不敢。”
“不妨事，朕有口谕。”朱元璋文绉绉地念道，“皇帝敕尔，善辟田里，养老恤孤，无忌军旅，简在帝心，钦哉勿替。”
“学生记下了。”
钱苏拜谢而出。收拾行囊，高高兴兴奔向家乡。几年中所受的郁闷窝囊气为之一扫。
这一天，来到句容县。县令周到地接待，但却没有向皇帝汇报。到了丹阳，县令害怕有诈，一方面热情接待，同时派快马向京城密奏。接到密奏，朱元璋方才想起自己的疏忽：口说无凭，忘了给钱苏符验。他表扬了丹阳县令的小心慎密，指斥句容县隐匿不报。并立即派人补给钱苏信符，紧接着，朱元璋颁布了一项优待退休官吏的条令：今后，内外官致仕（退休）还乡者，免除全家徭役。回到家乡后，只与本族人序家人礼，与外祖及岳父家，亦叙尊卑。赴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对于其他致仕的官员，则序爵（官位），爵同序齿（年岁），与异姓无官者相见，则不必答礼。庶民见了，要以官礼相见。敢于凌辱者，依法论处！
读书士人一日为官，终身受到尊敬。这样的优待古来所无，实在是皇恩浩荡。
过了不久，借褒奖征西有功将领的机会，又晋封了一批将领的爵位：仇成为安庆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凤翔侯，吴复为安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曹兴为怀远侯，叶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川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不断地为将领加官晋爵，使前方将士倍受鼓舞，念念不忘英明天子的深恩厚泽。
七月，将李文忠从平叛吐蕃的西北前线调回京城，提为大都督执掌全国兵权。
感戴之声还在耳畔回响，吉安侯陆仲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突然被从集中练兵的临清逮回了京城！
人们除了知道陆仲亨与胡惟庸关系密切，并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被捕。
其实，不论是利用钱苏做一回临时钦差，还是对将领的大批晋升和逮捕，都是朱元璋精心的安排。说明。他将要采取重大的行动。明眼人已经猜得出来，下一个被整肃的对象，很可能就是炙手可热的胡惟庸。
恰在这时，一件小事引起了朱元璋与胡惟庸的正面冲突。
奉天门外十里长街上，一匹白马，自东向西飞奔而来。马上骑着一名浑身闪着绸光缎彩的青年。他仿佛没有看到街上人来人往，一味挥鞭驱马，旁若无人。
正在奔驰间，路旁的一条巷子里，忽然窜出一个红衣少年。白马突然受惊，嘶叫着人立而起，“噗”地一声，将骑马人远远掀到了地上。无巧不成书，几乎就在同时，一辆装满粮袋的骡车，恰好从旁边赶上来。挽车的骡子受了惊，猛地往旁边急走。车夫挽辔不及，车轮不偏不倚，从落马人的脖子上压了过去。车轮装着铁瓦，几乎将落马人的头颅与身子轧分了家。落马人哼也没哼一声，当即死去。
这个落马人，原来是左丞相胡惟庸的小儿子，名叫胡长兴。是个斗鸡走狗、寻花问柳的恶少。今天，他喝醉了酒，在街市上打马飞驰。结果乐极生悲，作了轮下之鬼。
胡长兴的亲随从后面赶上来，不由分说，将车夫捆起来，牵着去见胡惟庸。胡惟庸一听，爱子暴亡，痛得捶胸顿足。他根本不听车夫跪在地上解释，摸过一条木杖，劈头盏脑打去。车夫被打倒在地，他又命令仆从“往死里打”。一眨眼的工夫，车夫便死在杖棰之下。
消息很快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只知道胡惟庸的专权独擅，让他忍受不了，没想到胡家还如此地专横跋扈，可以随便打死人。立刻下令逮捕了胡惟庸的大儿子，要他给车夫抵命。
胡惟庸权倾朝野，多年得宠，连皇帝都言听计从，早已忘乎所以。立刻面见皇帝，为儿子求情。
“陛下呀！”胡惟庸流着泪沉痛地呼喊，“那车夫，是压死了臣的小儿子，自己吓死的。与臣的大儿子无干呀——你就饶恕了他吧。”
“是他自己吓死的，还是被你的仆从打死的？”
“臣有治家不严之过。仆人只想教训教训他。不想……”
“不想他就‘吓死’了，是吧？”朱元璋瞪大了双眼质问，“你小儿子的死，主要责任在他自己。他不打马在市街上飞奔，你家的马怎会受惊？马不受惊，你儿子怎会摔到地上？是他自己找死，与车夫何干？”
胡惟庸仍然嘟噜道：“陛下，臣愿意用金钱，赎犬子一条命。”
朱元璋指着他的鼻子怒吼道：“胡惟庸，你认为金钱就可以买到人命吗？你把朝廷的法度放到何处？对于横行不法者，朕决不饶恕。杀了你的大儿子，给车夫偿命！”
“陛下谅情，陛下谅情！”胡惟庸连连磕头求饶。
“法令如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决不答应！”朱元璋拂袖而去。
胡惟庸同时失掉两个儿子，对皇帝恨之入骨。朱元璋除掉他的决心，也终于下定，单等寻找时机下手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使臣阳须文旦来应天朝贺，向朝廷进呈表章以及大象、良马等贡品。中书省接待后，没有按时奏报。宦官却将见到占城国使臣的情况，及时报了上去。朱元璋勃然大怒，连夜召来左右丞相责问。他厉声喝问道：
“朕居中国，抚四夷，无不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竟然置若罔闻，不事上奏。尔等身为丞相，辅佐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就该如此吗？”
胡惟庸、汪广洋慌忙叩头请罪，两人异口同声，声称责任在礼部，是他们没有及时奏禀皇上。召来礼部的官员质问，他们则说，早已报给了中书省，按照惯例，都是由中书省上奏。
朱元璋当即下达敕书，严加斥责：“九月二十五日，有怠慢占城入贡事。问及省、部，互相推诿。朕不聪明，罪无归着，只得囚禁省、部主其事者，概穷缘由。若罪行果有所归，则罪其罪者，严加制裁，未能释免！”
紧接着，胡惟庸、汪广洋及礼部堂官，一大帮子高官，一起下了大狱。
两丞相同时下狱，恐怖气氛弥漫朝廷。人人自危，朝不虑夕。为了保全自己，御史们争先恐后上书，一致攻击胡惟庸擅权植党，祸乱朝廷。
御史中丞涂节于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上书，怀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并且提醒皇帝说：“当时任御史大夫的汪广洋，应该知道内情。”
朱元璋心里有鬼，对此事很敏感，立刻提问汪广洋。汪广洋根本不知内幕，自然矢口否认。朱元璋正要找机会替自己洗刷，便以“朋党包庇”之罪，将汪广洋削职夺禄，远贬海南岛，永不叙用。汪广洋离京不久，朱元璋忽然改变了主意，派使臣追上去，宣布敕旨，就地处死。敕文列举了汪广洋一大堆罪状：
公私不谋，民瘼不问，兴造役民茫无所知，奉祀诸神略不究心。公事浩繁惟他官，是非随行剖决不问，人才不曾进退，终岁安享大禄。在江西，不能匡正朱文正之恶，在中书，不能揭发杨宪之奸……观尔之为也，君之利乃视之，君之祸亦视之，其兴利除害，莫知所为。无忠于朕，无利于民。如此肆侮，法所难容。差人追斩其首，以示柔奸。老实人汪广洋听罢敕文，满腹含冤，惟有对天长叹。然后引颈就戮。
随行小妾陈氏，抱着丈夫的尸体大哭一场，想想自己走投无路。抢过公差的佩剑，自刎而死！
朱元璋得知陈氏壮烈殉节，很受感动，准备对烈妇加以褒扬。不料讯问陈氏的身世，得知是犯官陈知县之女。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达命令：
“籍没入官的妇女，只赏给有功武将之家，文臣何以得到？他们置朝廷法度于何地？着刑部衙门从严推问！”
这样一来，六部官员全部牵连坐罪。胡惟庸更是首当其冲，罪上加罪。所有被拿问的犯官，都被诱逼攀扯揭发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受刑不过，决定死里求生。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他编造了一个胡惟庸结党造反的“大案”，交了上去。他凿凿有据地写道：
“胡惟庸虽然官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专擅独行，不可一世，仍然不满足，野心越来越大。他定远老家的水井中忽然生出了石笋，拍马屁的人都说是祥瑞。又有人跟他说，他家三代祖宗的坟头上，每夜红光烛天，是兴旺发达的吉兆。胡惟庸听了心中暗喜，认为起大事的时机到了。立刻动手拉拢武将，掌握军队。首先找到的是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
要作假，就得做到以假乱真。涂节之所以攀扯陆仲亨和费聚，因为两人都是胡惟庸的朋友，而且都受到过朱元璋的斥骂与贬谪，对皇帝心怀不满。有一次，陆仲亨未经批准，自西安擅自返京，而且沿途使用驿站。朱元璋得知后，严厉斥责：“中原战火甫歇，百姓刚刚复业，买马供役，十分艰苦，都像你这个样子，百姓们卖儿卖女也无法供给。”便命他到代县捕盗赎罪。费聚就是当初跟随朱元璋招抚张家堡民团的那个小头领。自从封侯拜爵之后，渐渐奢侈腐化，沉溺酒色，多次受到朱元璋的严厉谴责。
涂节在口供中写道：胡惟庸看到他们与皇帝异心，便主动与二人接近。经常邀到府上饮宴。一天，喝至半酣，胡惟庸屏退左右，鼓动说：“我等皆有不法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一旦败露了怎么办？”两人一时惊骇无语。胡惟庸继续策动说，“只有谋反，才是完全之计。”两人一致赞同。于是，胡惟庸要他们在外地联络军马。当胡惟庸为儿子偿命的事与皇帝公开冲突之后，他便和陈宁、涂节等亲信商量动手，并秘密遣人通告各地党羽，作好起事的准备。
涂节的口供一吐，朱元璋如获至宝。立即全部逮捕，突击审问。重刑之下，焉愁没有口供。凭空捏造，瓜株蔓连，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一供就信，一信就抓，不少入朝登朝堂，暮扛枷锁。只要一个人被咬出来，他的家属、仆从，亲友等，统统株连下狱。刑讯所得到的口供，自然是驴唇不对马嘴。但经过辗转指供，诱供，也能串三搭四，使线索逐渐清晰、愈合。这就在劫难逃了。
为防止久拖不决，变生不测，三天后，即将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一批官员正法。“族党”一起处决，祖坟被撒骨扬尘。涂节原指望迎合圣意，将功赎罪，保住脑袋，方才编造了胡惟庸谋反的谎言，岂知把自己也织进了死网。当举朝文武同仇敌忾，齐声喊打的时候，皇帝也就“忘记了”他的检举之功，顺手把他送进了鬼门关。
从洪武十三年开始，一浪高过一浪的抓“胡党”运动，此起彼伏。中书省及有关官吏几乎无一幸免。平时有仇怨的人，更是趁机互相告发。而一经攀扯进胡党，立即抄没家产，收监刑讯。更为可怕的是，江南不少富室也被罗织进去，推入陷阱。虽然其中有一些是为害地方的豪强，但大多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土财主。浙江浦江有郑氏六兄弟，孝义闻名一方，也被牵连进去。朱元璋知道了，感到像郑氏这样的忠义之家，不可能跟着别人造反作乱。立即将郑氏兄弟从狱中放出来，亲自召见慰问，并任命老大郑浞为福建布政司参议。可惜，皇帝的恩泽，只施给了郑氏一家，其他富室豪宅，凡是被牵连进去的，统统结伴去了枉死城。
胡惟庸谋反大案，是涂节一手编造的，本属子虚乌有。但朱元璋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甚而将谋反大案，当成一根打人的棒子，想要哪个死，此人便成了死有余辜的“胡党”。侥幸保住性命，则是浩荡圣恩法外施仁。
朱元璋不愧是整人杀人的高手。他发起的抓胡党运动，从洪武十二年起，持续搞了十几年，前后杀了几万人。案情内容也不断扩张延伸。洪武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还掀起了几次高潮。就连被贬到江西安远县的老夫子宋濂，也被牵连进去，再次罹难。
此后，搞整人运动，亲手抓大案，成了朱元璋的一种信仰和嗜好。洪武二十六年，他又搞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运动——大抓。蓝玉案。
空旷的谨身殿，寂然无声。朱元璋正在伏案批阅奏章。忽然，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是哪个？”
“是孩儿。”
扭头一看，太子朱标脸色惶怵地肃立一旁。他放下手中的奏章，不解地问道：“标儿，发生了什么事？”
“爹爹……”朱标上前两步，欲言又止。
“嗨嗨——有话快说。没看到我忙得很吗？”
“爹爹！”朱标痛彻地呼叫一声，扑通跪到了地上，“孩儿，是……是给宋老师求情来了。”
“为什么？”朱元璋瞪大了双眼。
朱标嗫嚅地答道：“爹爹！宋老师，为我大明朝，忠心耿耿，并无大过。何必……非要置他老人家于死地呢？”
“这么说，是为父我昏懵不明，冤枉好人啦？”
“孩儿不敢。不过，孩儿的成长，除了严父慈母，全靠宋老师十余载谆谆教诲呀。没有宋老师，哪有孩儿的今天？请爹爹开恩，饶宋老师一命吧。”朱标抽抽嗒嗒哭了起来。
“朱标，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怎么还这么糊涂？我要杀他，除了他罪有应得，还不是为了尔后你能够平安地坐天下？”
“爹爹，话是这么说。杀别人，孩儿不阻拦。可是，宋老师他……”
“他对你有恩，是吧？”
“是的，他对孩儿，从来都是那么尽心尽意。况且，对皇上也是那么……”
“住口！”朱元璋再次打断儿子的话，朱标呀，朱标！你怎么就不理解为父的良苦用心呢？你认为对咱们有功，就不能杀吗？告诉你，越是功劳大的，对咱们朱家的威胁就越大。像你这样婆婆妈妈，尔后非坏大事不可！
“可是……”
“可是什么？不必多言！收起你的婆娘心肠，回去好好读书吧。”
“宋先生冤枉啊，可我救不了你啦！”朱标只能大声在心里呼喊。揩揩满脸热泪，脚步蹒跚地退了出去。
洪武四年，宋濂因一句“自古戒禽荒”的劝谏，被贬为江西安远县知县。两年后，才被召还。洪武六年，迁侍讲学士，知制诰，仍在文学侍从之列。洪武九年，朱元璋又进行安抚：召他的次子宋琏为中书合人，长孙宋慎为仪礼序班。他对宋濂调侃道：“宋先生，你为朕教导太子及诸王，朕也教诲了你的子孙呀。”洪武十年正月，六十八岁的宋濂，以年老为由，恳求致仕。朱元璋痛快地答应了，并赐给他一部《御制文集》，以及许多贵重的锦缎。分手时，朱元璋依依不合地对老夫子说道：“老先生，三十二年后，便是卿的百岁寿诞。那时，拿这绮帛做百岁衣吧！”宋濂感动得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高喊：“皇上的恩德，地载天覆，臣没齿不忘呀！”
宋濂平安地回到家乡，不置田产，不谈朝政，唯以纂述和授徒为乐。每年九月十八，皇帝诞辰之期，他都长途跋涉来到京城祝贺寿诞。洪武十二年来祝寿时，他陪着皇帝登文楼，一步踉跄，摔倒在楼梯上，跌得许久没有爬起来。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仍然面色痛楚，气喘吁吁。朱元璋看宋濂实在是老了，就怜悯地吩咐道：“老先生年事已高，明年不要再来为朕祝寿了。”
“谢皇上体恤老臣。”宋濂忙不迭地磕头谢恩。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万寿节”，因为胡惟庸的案子，搞得人心惶惶，朝廷气氛十分紧张。朱元璋自己也是心绪不佳，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忽然想到，宋濂往常年年来贺，君臣把臂，饮酒赋诗，谈天说地，何等惬意。今年却不见那老儿的踪影，真正是岂有此理！他把去年吩咐“不必再来”的茬口，忘了个精光。于是，命人潜往宋濂的老家浙江金华，暗暗查访；“去看看，那老家伙在忙些什么？”
使者来到宋濂的家乡，老夫子正与几个朋友在饮酒赋诗。对于一个致仕高官来说，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朱元璋听罢汇报，却勃然大怒。哼，那老家伙在家乡吃酒玩乐，却不来祝寿，他的眼里哪有皇上？不用说，他往常挂在嘴上的赤诚耿忠全是作假，朕受了他几十年的欺骗与捉弄！朱元璋恨不得立即将老家伙拿来，抽了他的牛筋，剥了他的老皮。转念一想，宋濂以温厚耿忠闻名朝野，如贸然下手，难免留下欲加之罪的话柄，那岂不是有损皇帝的圣明？他只得把一腔怒火，压了下来。等待找到口实再说。
有一天，朱元璋“不经意”地讯问刑部一位姓郎的主事：“宋濂的孙子宋慎，与胡党有没有联系？”
专擅钻营拍马、迎合上意的郎主事，心领神会，立刻将宋慎“通胡始末”报了上去。于是，宋慎被列名胡党，逮捕处死。宋濂次子、宋慎的叔叔中书舍人宋燧，则连坐被杀。紧接着，派人去抄了宋濂的家，将老人连同他的妻小、仆妇，一绳子拴到京城，下了大狱……
太子朱标正是得到师傅全家被抓，就要杀头的消息后，找皇上为师傅说情的。不料，碰了个硬钉子。万般无奈，只得流着泪去找母亲马皇后帮忙。
司皇后得知宋师傅大难当头，心忧如焚。这些年来，皇上杀人如麻，她总是劝他手下留情，为自己积德，也为子孙积点后福。但朱元璋统统当成耳旁风。想不到，现在又轮到了老实巴交的宋先生身上！她恨不得马上跑到谨身殿，向丈夫求情。旋即又想到后妃不得进入三大殿的规矩，只得忍了下来。
她正焦急得坐立不安，可巧皇上来到了乾清宫。平素日，除了吃饭和困觉，皇帝很少驾临后宫。今天破例而来，而且满脸阴云，肯定是有特别烦恼的事情。她倍加小心地施礼让座，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皇上今日脸色不快，莫非什么人又惹你生气啦？”
“满天下的人，哪个敢惹我生气？”
“那？”
“你的好儿子呗！”
“该打的！不知是哪个不懂事的，又惹皇上生气了？”此时，朱元璋已经有了十九个儿子，皇后佯做不知，“他们都年轻，你就别怪乎他们了。”
“年轻？你总是给他们找理——二十大几的人啦，还年轻？”
“莫非，皇上指的是标儿？”
“不是他还有谁？”朱元璋握起右拳，狠狠敲击椅子扶手，“别的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他身为太子，尔后天下是他的。我为他扫清龙椅周边的虎狼，他竟然给他们讲情——你说可气不可气？”
“原来是为标儿生气。”马皇后沉默片刻又问道：“皇上，不知妾身该不该问？标儿到底做了啥糊涂事，惹得你生这么大的气？”
“宋濂一家是胡党，我把他一家抓来应天等候处置。他竟然哭天抹泪地给他讲情，丝毫不懂得我的一片苦心，简直是糊涂透顶！”
“怎么？你要杀宋先生？”
“那老儿，可杀不可留！”
“皇上，宋先生真的是犯了该死的罪过吗？”
“哼，你寻思我能冤枉他？”朱元璋见皇后泪流满面，嗄声嗄气地问道，“怎么，莫非你也要为那老家伙讲情？”
“妾身不敢。”马皇后急忙揩揩满脸的泪水，“不过……”
“不过什么？你说呀。”朱元璋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唉——”马皇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热泪再次流满了脸颊。“宋先生真的是犯下了死无赦的罪过？”
“他一家人，都是该死的胡党！”
“皇上呀，民间为孩子请个教书先生，还像对待贵客似的，吃最好的饭食，永远不忘人家的情分呢。这么多年来，宋先生教太子和诸王念书，尽心尽力，你怎么就忍心杀他呢？”
“那老儿在家乡也不安分——死有余辜！”
“能吗？宋先生致仕回家，哪里知道朝廷里面的事？还不都是那些心肠黑的人给他捏造的？皇上可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呀！呜呜呜……”马皇后竟然哭出了声音。
“你呀，跟那不肖种一样，糊涂不懂事。”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拂袖而去。
吃晚饭的时候，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不饮酒，也不吃肉，只吃下两口米饭，便放下了筷子。
“咦，皇后。怎么回事？莫非你病了？”
“不是。妾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朱元璋分明有些动情，勉强说道：“看在你们母子的份上，我饶了那老奸贼一命。”
说罢，他放下筷子，起身离去。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宋濂拣到一条命，流放四川茂州充军。七十二岁的老翁，枷锁锒铛，好不容易挨到夔州，已是诸病缠身，骨瘦如柴。
这一天，来到一座破庙歇宿。寒风贬骨，夜枭声声。老人蜷缩在神坛前，哪里睡得着。抚心自问，平生无愧天地圣贤、神佛皇帝，却落到如此悲惨下场！天地虽大，哪里去寻公道和正义？越想越伤心，想想往后的日子，更是不寒而栗。趁着押解人睡得正酣，他解下裤带，颤颤抖抖地在窗棂上拴了一个绳结，引颈进去，了却了可怜的残生。时间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老功臣宋濂的冤魂去了西天，朱元璋的目光，立刻投向了被凉在凤阳的李善长身上。
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大狱大案。朱元璋常常表现得烦躁狂暴。宛如一头被激怒的凶狮猛虎。谁要是不看火候，在这种时候进行忠谏，拂逆皇帝的意志，准成是自找麻烦。
至高无上的皇帝，乃天之骄子，国之主宰。什么事都要顺从皇帝的意志，一切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凡是皇帝说的话，谁都得山呼万岁。凡是皇上做的事，谁也不敢稍有更动。皇帝就是仙佛天神，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王法道德的楷模！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常常表现出少有的节制与冷静。知所当为方才为，决不是不计后果地莽撞蛮干。处大局，临大事，他总是成竹在胸，层次分明，决不会乱了方寸。
在审问胡党过程中，凡是牵涉到中书省及各部院衙门的。他连眼也不眨一眨，大手一挥，统统杀戮。而凡是涉及到武将的，尽管是谋反大罪，他却一概宽宥。像陆仲亨、费聚那样的“胡党要犯”，竟然都获得了赦免。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指挥着刽子手猛杀猛砍所依据的，不是有无罪行，或者罪过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需要。
当满朝大臣同仇敌忾，表示同叛逆分子不共戴天，纷纷要求处死陆仲亨、费聚等武将时，朱元璋竟然理直气壮地当众为之开脱：
“当年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为了躲避乱兵，揣着一升麦子藏在树林里，我率部队经过，劝他跟我干，他便随了我。而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这些人都是最早跟了我的手足心腹，我不忍心治他们的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了。”
既然连皇帝都不想追究，谁再向武将们下口攀咬，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自惹骚奥，甚而引火烧身，自找麻烦。一时间，攻讦武将的奏折与口供，销声匿迹。因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绊脚石，不是武将，而是中书省和左右丞相。
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杀，第二年正月初六，胡惟庸伏法。正月初七，朱元璋便忙不迭地宣布，罢除中书省，擢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并写进《祖训》，以便传之后世。列举的理由是：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朝始置丞相，但泰朝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问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置之重典！
实行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朱皇帝金口一开，从此废止。这无形中提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本来对中书省和丞相负责的职能部门，改为直接由皇帝管辖。最高军事机关——大都督府，权力一分为五，也由皇帝直接统辖，避免军权集中于个别武将手中。再加上都察院（由御史台改）的监督，就构成府、部、院三大互相制约，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权力机制。此外，通政司负责传递内外奏章，大理寺负责复审刑狱，与刑部、都察院共同担负司法审判任务，时称“三法司”。
早在中书省存在的时候，朱元璋就下令取消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由承宣布政使司，负责一个省区的行政事物。原来的提刑按察使司，成为刑法监察机构，都指挥使司依然掌管一个省区的卫戍部队，合起来称“三司”。构成都、布、按三权鼎立、互相牵制的地方权力系统。形成了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强了皇帝手中的权力。胡党案成了朱元璋加强皇权、废除相权的契机。
利用“奸党”这根大棒打人，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使用得是那样得心应手，那样纯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一万五千多名“胡党”，成了刀下之鬼，案子仍然愈滚愈大。胡惟庸究竟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能量，是不是遍地是胡党？朱元璋自己心里至明至白。他是一名高超的魔术师，不仅能制造子虚乌有的罪名，还能随意将案子变大。不幸的是，清除异党的目的达到了，他的一颗心却越来越发虚。总觉得，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盯着自己。尽管他利用一切机会，宣扬胡党的狰狞可怕，罪大恶极，彻底清除胡党是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奈，越描越黑。不拿出几件富有震撼性的案例，人们不会心悦诚服。于是，他以攻为守，继续把除“奸党”的运动推进下去。以便抓到富有说服力的罪证，解决他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
建国初期，边境并不平静。在漠北，被推翻的旧元王朝仍然蠢蠢欲动。在沿海，日本倭寇不断在沿海侵扰。“南倭北虏”成了大明朝安全的两大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通倭、通虏，无疑成了人人当诛之的滔天大罪。
朱元璋正是从这里，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洪武十九年，即胡惟庸死了六年后，突然公布了他的新罪状——通倭！
人人震惊，举国哗然。在人手一册，天天必读的《大诰》中，将胡惟庸通倭始末，写得清清楚楚：
洪武十年，明州卫指挥林贤，奉命护送日本国贡使归廷用进京。皇上厚赏归廷用，令林贤送他出海。林贤在京期间即与胡惟庸结成死党。待归廷用回国后，胡惟庸让林贤以剿倭的名义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然后奏报朝廷，将林贤贬往日本。林贤在日本活动了三年，由胡惟庸派人秘密召回。紧接着，日本贡使如瑶藏主率领四百名武装倭人，前来“通好”。他们把兵仗刀剑藏在进贡的大蜡烛中，伺机行事。可是，比及到京，胡惟庸已经伏法。因此，没敢行动。
刑部轮番鞫讯，林贤供认不讳。以伙同胡惟庸通倭的罪名，被灭了九族。妻妾、婢女则被收为官府奴婢。
这样，胡惟庸通倭案便铁板钉钉，罪不容诛。
不久，又“揭发出”了“胡惟庸通虏案”。“通倭”兼“通虏”，胡惟庸天理不容，可真是罪该万死了。新清查出来的“胡党”，更是在劫难逃！
胡惟庸通虏案，同样是人证俱全。紧接着发布的《昭示奸党录》，刊登了封缋的供词：
封绩，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做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南海住。因见胡丞相擅权，实封（上秘密奏章）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者，即匿不发，乃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已，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鞫问，坐（判）死。胡丞相着人问道：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趟，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忠）、于指挥（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途，遇鞑靼人爱族保哥等，给与马骑，引至和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告知，并着发兵扰边。待绩回奏后，将京城军马发出去，里应外合，成就大事。
这个供词，可谓是细致入微，榫卯契合。但是作假者的精密，往往会忽略了大前提的谬误。通虏是诛灭九族的勾当，胡惟庸什么人不好派遣，却偏偏找一个远处海南，与漠北远隔万里、无官无职而又反对自己的人前往联络，岂不是糊涂油迷心，发了大昏！而《明太祖实录》却说：“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胡惟庸等遗书遣之。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儿海获绩。善长匿不以闻。”
《昭示奸党录》说封绩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因为揭发胡惟庸获罪，被派去北方。《实录》却说，封绩是河南人，是在谪戍边疆时被胡惟庸派去的。两份朝廷文件，连封绩的籍贯经历都驴唇不对马嘴，言人人殊，足以证明，所谓封绩为胡惟庸联络通敌的大案，不是逼供信逼出来的，就是聪明人编造出来的。
不过，荒唐归荒唐，《实录》还是收到了一石两鸟的功效：“胡惟庸通虏”，罪加一等；“李善长匿不以闻”，罪责难逃。
这一下，轮到太师李善长倒霉了。
李善长是洪武四年被打发回老家的。权势与尊荣正在巅峰上，便莫名其妙地被打发走，实在是于心不甘。这年二月，朱元璋回凤阳扫墓，他抓住这个时机，绕前捧后，大献殷勤。朱元璋颇为感动，想到他当年的忠诚勤恳，觉得有些下手太重，对不起老朋友。这时，营建中都的工程正处高潮，大批江南富户又陆续被迁到这里。原来的主持人调度无方，到处一片混乱。朱元璋趁机把督建中都的任务交给了李善长。他竭尽全力，精心管理，以邀取皇帝的恩宠与欢心。朱元璋果然很满意，多次派遣使者带着礼品前往慰问，一副前嫌尽释的样子。
洪武七年，朱元璋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担任太仆寺丞，负责全国马政。洪武九年，又将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他的儿子李祺，并在京城为他大造府邸。李棋是朱元璋第一位驸马，婚礼办的铺排而隆重。满朝文武人人歆羡，李善长更是欣喜莫名，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来了。便留在京城，耐心等待。谁知，日日翘望，却久久不见动静。心下怏怏不乐，不免形诸颜色。胡惟庸等人抓住机会，弹劾李善长父子礼数不周，李善长立刻受到削俸的处分。
这是一种扬而复抑的手法。朱元璋猫耍老鼠：我可以给你些尊荣，但不能完全满足你的权势欲。刚削减了亲家翁的俸禄，又补偿给一个“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等一串光彩夺目的虚衔。实际上，只让他临时抓一抓土木工程方面的庶务。李善长当面连连谢恩，私下里愤愤不满。
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作“钦差大臣”，去北平查验树木。完成任务返回京城，船到瓜州，忽然接到圣谕，命他不必进京，重回凤阳居住。
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命他返回京城。李善长忍不住跟胡惟庸偷偷发牢骚：“我把上面的事，都做停当了，不是叫我四处奔走，就是被凉在那里。这不啻是处罚，哪里拿我当老人呀！”
过了不久，朱元璋又差李善长“四处奔走”：去陕西汉中清理茶政。他再次悄悄向胡惟庸发泄不满：“我身为太师，偌大年纪，却教我远去栈道运茶。这明明是想方设法惩罚我。天下平定了，用不着我等了，便推完磨杀驴吃！”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亲家翁如此忤逆犯上，他岂能容忍！
洪武十一年，李善长为了搭救蒙冤的仪仗户，面见亲家翁，苦苦求情。朱元璋正在找机会，他自己送上门来。当即派人把李善长捉到都察院衙门关起来。然后命胡惟庸将李善长和他的两个儿子，立刻打发回老家。
听罢宣谕，爷儿三个抱头痛哭。胡惟庸安慰道：
“请太师谅情：不是胡某要发落你，是皇上不肯饶恕你呀。”
“老夫知道，我没有怨恨丞相的意思。”
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同乡，胡惟庸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同寻常。李善长罢相，胡惟庸当权期间，仍然过从甚密。李善长的弟弟是李存义，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婿。多年的同事，再加上乡谊亲情，更使他们成为通家之好。尽管如此，李善长伺候朱元璋二十多年，深知他冷漠猜忌，残忍嗜杀，就是对于同乡亲戚，老谋深算的他，充其量，泄露一点晦气和感伤，绝不会那么露骨地吐露心曲。可是，被别有用心的胡惟庸添油加醋地一汇报，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证。精明过人的胡惟庸，只想到自己的丞相当得牢，便不惜诋毁老上司。殊不知，虽然达到了离间李善长与皇帝关系的目的，却把自己和李善长紧紧拴到了一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大案爆出，株牵蔓连，李善长也被牵扯进去。但是，朱元璋把他和陆仲事等武将一起赦免了。像对陆仲亨一样，朱元璋亲自为之解脱，文绉绉地说道：
“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赞曰：‘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李善长年四十一。来归后，所言多合吾意，遂令掌书记，赞计划。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为我肱股心膂之臣。”
显然，这里打的依然是保护淮西旧勋的旗号。但旗号终归是旗号，其中包含着朱元璋有条不紊的谋略与手段。李善长虽然已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德高望重，位居当朝太师、勋臣之首，又有“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的显耀头衔，地位显然在胡惟庸之上。如果喧宾夺主，把胡案搞成李案，则妨碍他书写中书省这篇大文章。可是，等到抓了几年胡党，杀了一两万人，李善长更成了兽群巨象，大物庞然。他在淮西武人集团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与牢固的根基。他以文人长者和军师的双重身分，辅佐自己开国创基，功勋卓著，又以善于协调诸将而闻名军中。他的地位和威望，远在徐达、常遇春等人之上。功高震主，德重惑众，朱元璋当然不放心。因此，铲除他的潜在影响，就成了当务之急。
胡案初起，李善长相当紧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紧缩蜷伏，惴惴不可终日。随着时间的推移，鬼头刀并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朝廷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和，他长舒一口气，认为灾难已经过去。
到了洪武十八年，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翁李存义，忽然被网进了胡党，流放崇明岛，他又是一惊。索性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但，又是漫长的五年平静地过去。李善长再次觉得，灾难已经离他远去。此时，他已是七十七岁老翁，目昏齿摇，风烛残年。但他还要享受夕阳余晖，为子孙置办产业，并扩建家乡府邸。他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了三百名卫卒，帮助扩建工程。汤和害怕受连累，赶紧报告上去。朱元璋暗骂他滥用权力，不知好歹。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京城有一批罪人要发遣边疆充军，其中有李善长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叫丁斌的亲信。不知好歹的李善长急忙乘车返回京城，跑到朱元璋面前为亲友说情。朱元璋一打听，丁斌与胡惟庸有很深的关系，丁斌的义姐曾由胡惟庸做媒，嫁给了李善长的胞弟李存贤之子。结果，李善长等于自投罗网。受他的连累，他的胞弟李存义，李存贤以及他们的儿子等，一起被捕下狱。御史们为了抢功，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与李家素无瓜葛，弹章像雪片一般飞向皇帝的手上。
可巧，此时星象异常。观天象的人告诉疑虑重重的朱元璋，重臣不忠，上天将降灾祸！
重臣是哪个？刘基、宋濂、汪广洋、胡惟庸等重臣，早已地下做鬼，除了李善长还有何人？这样一来，等待老太师的除了牢狱，只有斧钺了。
队锦衣卫闯进太师府，翻箱倒柜，打砸劫掠，闹了个天翻地覆。李善长连同他的妻女、弟侄、家人仆妇一共七十余口，锒铛入狱。
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原来，李善长不仅是胡惟庸的通家之好，还是胡惟庸通虏的主要同案犯！大理寺公布的案情，有根有梢，凿凿可据：
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曾让亲家翁李存义说服他的哥哥李善长。李善长很吃惊，骂道：“你说什么混话？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后来，又让李善长的老部下杨文裕去游说。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为淮西王。李善长虽未答应，但有些心动。而后再派李存义去。李善长叹一口气说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任你们闹去吧。”李善长的家奴也揭发说，曾看到胡惟庸到李府来，两个人头靠在一起，显得很诡秘。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只见胡惟庸一边说，李善长不住地点头。跟既通虏又通倭的人说悄悄话，会说什么，不是显而易见吗？
后来，封绩也被扯了进去。蓝玉北征捉获封绩后，李善长害怕托封绩捎给北元的手书暴露，将封绩匿藏起来，不奏知皇上。
话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但却漏洞百出。显然，跟封绩的案子一样，也是胡编乱造的。
《昭示奸党录》还公布了李存义的老妻范氏的招供：“洪武五年十一月，儿子李佑回家说，今天早晨，我父亲和太师、延安侯、吉安侯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谋反。”问道：“可是真的？你吓煞我！”李佑答道：“是真的，孩儿亲眼看到的。”在另一份供状中，范氏又招认：“洪武八年九月，李四（存义）回家说：‘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疯，你怎么随了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能不随从？’”
李善长的妻子樊氏同样“供认不讳”：“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节。胡丞相问道：‘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攥着。我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们爷儿也随从。’九年十月，丞相又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着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们儿各自领人响应。’”
照这么说，胡惟庸早在洪武五年任左丞时就已酝酿造反，不知为什么，却蹉跎到八年之后才准备动手。自古迄今，谁见过这样的政变？如果李善长自始至终就参与预谋，又哪来的多年郁郁不快？李善长的仆人来兴还有这样的招词：“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吗？’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与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
照这么说，丧心病狂的胡丞相，真是糊涂到了极点。干“大逆的勾当”竟然派梳头匠去传话！位极人臣的李丞相，为了得到个“淮西王”，不惜参与谋反。尽管公布的供词漏洞百出，但李善长还是根据这些“确证”，被砍了头。
临刑那天，李善长跪在大狱的草席上，用颤抖的双手，颤巍巍地捧着铁券。这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皇帝颁赐给他的诰命铁券。他涕泪滂沱，仰天哭诉：
“铁券啊，你写得清清楚楚：‘除谋逆不宥（不赦免），其余若犯死罪，免尔二死，子免一死！’免死，免死，怎么免死？谋逆。谋逆，何谓谋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皇帝要置谁于死地，皇天也救不了。当李善长同他的全家七十余口，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刑场蹒跚走去时，他一面走着，一面仍然念念有辞：
“苍天呀！这就是我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吗？这就是我为一家大小挣得的家业吗？这就是开国勋臣应有的下场吗？”
字字血，声声泪，眦目如裂，肝肠寸断……
李善长此时方才醒悟，自己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件工具，一个玩偶。需要的时候，就用上几回，玩上一阵子。用过了，玩腻了，便弃如敝屣，甚至把它烧成灰。
不幸，他醒悟得太晚了。
朱元璋并没有斩尽杀绝。他“法外施恩”，赦免了临安公主和她的两个孩子。驸马李祺一年前因病死在家乡定远，不然，今日也难逃一刀。
李善长的冤情，人人心里明白。但是，有谁能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站出来为之剖白呢？
年之后，一位大智大勇者，终于站了出来。
这人即是解缙这个大才子。有一天，他跟好朋友、工部郎中王国用悄悄说道：
“眼前摆着一件扬名的事，可惜没人敢做。”
王国用急忙问：“什么事？”
“李善长的案子。”解缙眨眨眼，“阁下敢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
“我还想留着脖子上的家伙吃饭呢——犯不上去为钦犯送死！”王国用急忙摇头。
“事过境迁。”解缙引而不发。
“哦？”
“你没见，出现了雨过天晴的迹象？”
“唔，是有这样的苗头。”王国用沉思一阵，望着好友说道，“不过，你大才子笔底生花，力扫千军，都不敢奏，何况区区在下。”
“我岂是不敢奏？无奈，鄙人不像阁下——人微言轻呀。”
“我上奏，皇上能看重一些？”王国用有些心动。
“那是自然。怎么？我要是替阁下写了奏章，你敢上呈？”
王国用毫不犹豫地答道：“大才子敢写，我就敢呈。”
“好！但愿韩国公在天之灵保佑你我。”
说罢，解缙奋笔疾书，一挥而就。王国用飞快看了一遍，不由连声叫绝。当即抄写了一遍，署上名字，递了上去。
有人居然敢为李善长鸣冤，朱元璋蓦地吃一惊。随便翻看了两眼，便狠狠骂道：
“王国用这鸟鸡，简直是胆大包天，朕亲自勘定的案子，他竟敢鸡蛋里挑骨头，说三道四——真真是可杀不可留！”
朱元璋将本章狠狠摔在地上，高声吩咐道：“传旨，把王国用马上拿来！”
“是。”侍从答应一声，快步出去传旨。
“慢！”朱元璋又把侍从喊回来。“拣起来。”
侍从把奏章从地上拣起来，递到皇上的手上，朱元璋从头细细看了下去……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欲说自图不轨，还犹可说。今说他欲佐胡惟庸，则令人难解。人之常情，爱自己的儿子，必过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必不侥幸取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不过是侄婿之亲，而与陛下，则是子女之亲。倘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成功，不过是勋臣第一：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做岳翁而已，能过于今日之尊荣？况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不可侥幸而得，当元朝末年，欲为此者何限十百，哪个不是身为粉灰、宗祀绝灭，能保住脑袋的又有凡几？这都为李善长所亲见，何苦到了垂暮之年，去干那种蠢事？大凡奋而蹈险者，必有深仇大恨，万不得已，死里求生，以求脱祸于万一。今李善长之子，乃陛下骨肉之亲，无丝毫之嫌猜，何苦冒死而为此？功如李善长尚且如此，天下人难免不侧目，遂至人心解体！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但愿陛下戒鉴于将来耳。
奏章讲得顺情人理，无可挑剔。朱元璋越发觉得，对李善长一家下手毒了些，愧对于同患难的良吏老友。但他立时又提醒自己不能上当。自古迄今，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有几个是妇人之仁？凡是开国君主，哪个容得下一同起事的弟兄比肩而立？而权倾朝野的大臣，哪个不是把国事搞得糜烂不堪？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大刀阔斧，果断杀戮，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迁怒于王国用。这孽竖，竟想拿自己的耿忠，换取朝廷上下的礼赞，而把污水泼到朕躬头上，实在是可恨之极！他想立即下令逮捕王国用，但转念一想，该杀的早已杀掉，目的已经达到，何不将纳谏容物的美名留给自己？于是，朱元璋不追究也不批驳，王国用逃脱了杀头之祸。
朱元璋当时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样做，实际上等于默认李善长有冤情。
胡惟庸，汪广洋，李善长，一个个从炙手可热的当朝一品宝座上滚下来，跟随着去了丰都城。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有一个人的形象越发高大灼目。这个人就是自己同样容不下的刘伯温。
当初，对于中书省内部的鸡争狗斗，刘伯温心知肚明。他早就当面提醒过朱元璋，胡惟庸是一头会把车弄翻的“辕牛”。但朱元璋相信，自已有着足够的能力驾驭那头辕牛，并没有认真对待刘伯温的警告。等到威胁逼到头上，开始大抓胡党，才深深体会到老军师的先见之明。在这一点上，胡惟庸比他聪明，率先向刘伯温伸出魔掌。像揭发李善长，暴露了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样，胡惟庸对刘伯温的仇恨，暴露了自己的勃勃野心。牵连众多的胡党案，正是从追查刘基被害开始的。可见，大力张扬刘基的预见，不仅是惩治胡党的有力佐证，而且是争取舆论、安慰自己的妙招。
用之则取，用罢则含，是朱元璋的一贯作风。他意识到，有必要再一次把胸怀坦荡、料事如神的老军师抬出来，为自己张目。洪武二十年冬天，朱元璋传旨召见刘基次子刘下理应。同时接见的，还有章溢的儿子章允载，叶琛的儿子叶永道，胡深的儿子胡伯机。
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初来投靠时，被朱元璋尊为“四先生”，并专门建造“礼贤馆”隆重安置。那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受到器重。如今，物是人非。三请方才出山的刘伯温早已被毒死，被李善长劝说出山的宋濂，蒙冤路上自缢身死。章溢、叶琛和胡深，原来都是地方武装的领兵元帅，带着全部人马投靠了朱元璋。胡深在进攻陈友定时被俘遇害。章溢患病而死，得到了善终。叶琛已老病缠身，气息奄奄，朝不虑夕。所以，朱元璋想用对耿忠文臣的优渥，来映照李善长、宋濂等“胡党”分子的忘恩负义、罪有应得。于是，他把隆盛的皇恩，施加到他们的儿子身上。他对四个垂手侍立的年轻人亲切地说道：
“你们的父亲，都是好秀才，好官儿。他们不但都没有受胡惟庸的蛊惑，刘伯温还早早看清了那厮脑后的反骨。可惜，他没能看到胡党殄灭。朕十分思念他们呀！”朱元璋两眼殷红，一副伤感的样子。“尔后，你们每年冬天来京城朝见，都留下来过年，过完了年再回去。”
第二年，刘璩、章允载、胡伯机等来朝时，朱元璋再次当面谴责胡党。他愤慨地说道：
“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人洁身自好，谁也不从。结果，吃他们蛊了。他的大儿子刘琏，那小子也厉害，始终不从奸党，也吃他们害了！如今，这群反臣，都被我除掉了，坟墓挖掘了，为你的父兄报了仇。”
“皇上的厚恩，微臣感激不尽！”倔犟的刘璟被感动得伏地痛哭。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在京城过了年的刘璟等人，被召到奉天殿左暖房，再次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朱元璋不厌其烦地说：
“你们的老子，都是君子人。章溢是善善良良一个老儿，回家去好好的病死了。刘伯温父子两人，都被那歹臣胡惟庸害了。起初，我只道他是老病，原来是吃蛊了。提起那般奸党，朕的心头就疼，恨不得再杀他们几回！”
这年夏天，胡惟庸案再掀高峰，李善长被杀，牵进去近万人。朱元璋想用恢复刘家爵位，以证明圣明英睿的皇上，赏罚分明，不忘有功之臣。等到年末，刘璟进京朝贺万寿节时，朱元璋深情地对他说：
“当年我去婺州时，得了处州。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谅，西边有张士诚。刘伯温挺身而出，来随着我。他的天文高明得很，别人只用秀才的理来断，他强于他们百倍。鄱阳湖里四处厮杀，他都有大功。后来。胡氏结党，他自洁不从，吃他下了蛊。有一天，他来和我说：‘陛下。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到家便死了。朕宣召刘琏来问，他说：‘父亲的肚子胀得紧紧的，后来又泻得瘪瘪的，就那样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症候。你大哥刘琏在江西做官，也吃他药杀了。如今朕让你袭了你老子的爵——诚意伯，每年与你五百石俸禄。”
刘璟急忙跪到地上磕头说：“陛下皇恩浩荡。但万不可赏赐小人。”
“哦，这是为什么？”
“小人的哥哥有儿子，应由臣的侄儿刘荐袭封诚意伯。”
朱元璋不由肃然起敬，一拍龙案说道：“咳！终究是秀才人家的孩儿，知孝悌，懂礼数，这么大的爵禄，竟让与哥哥的儿子。好呵！那就叫你的侄儿刘荐袭爵位吧。”朱元璋咧着大嘴笑了。“朕也与你个小职位儿，给朝廷办些事。你留在朕的身边，作随侍御驾阁门使。你也不要回青田去了，着家人捎封书子回去，向家里报喜就是。”
“谢陛下。”刘璟虽然极不情愿，也只得磕头谢恩。
皇帝一句话，刘家叔侄脱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官家人。明眼人都看得出，刘氏一门荣耀，与其说是皇上不忘旧臣生前的勋劳，不如说是为了映衬李善长、宋濂等人的罪不可恕。
李善长谋反案，是在胡惟庸通倭、通虏的背景下，罗织进去的。所涉及的既有文臣，也有武将。眼下，最为危险的文臣都被清除掉，该腾出手来收拾那些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武夫了。
“皇上呦！你当众说过：‘俺揣着一升麦子跟了你，南征北战，功勋卓著。’难道你把这些话都忘光啦？你还说，俺是最早跟了你的手足心腹，不忍心治俺的罪。这话你是当众说的，难道也忘了？俺可是从来忠于皇上，决没有跟着胡惟庸谋反那回事呀！俺咋就成了胡党、犯了大罪呢？你倒是再替俺说几句公道话呀！啊，啊，啊……”
撕肝裂肺般的哭喊声，从阴暗潮湿的大牢中传出来。犯人自从戌时开始哭喊，一个多时辰过去了，仍然一声高，一声低，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这个哭喊的人，就是不久前朱元璋亲口为之辩护的吉安侯陆仲亨。他是今天傍晚，镣铐加身被押进大牢的。此刻，正跪伏在地上，满面涕泪，大哭大叫。
“皇上呀，你不替俺说话，俺死不瞑目呀！”
“不许喊叫！再不住口，当心拿大棒子敲你的狗嘴！”狱卒大声呵斥。“你小子休得狗仗人势！俺是皇上亲口保过的人，你敢斥骂老子，当心你的狗头！你告诉那些歹毒的王八蛋，俺姓陆的是大功臣，大忠臣，他们抓错了人！”
“哼！死到临头还敢耍鸟威风，没有人听兔子叫！”狱卒不理不睬。
“他娘的，你敢骂皇上的心腹爱将，当心老子跟你算账。”陆仲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犯官哭喊不止，狱头只得如实汇报上去。朱元璋一听，冷笑道：“告诉那恶棍，仅凭他进了大牢所说的话，也够死上几回的！”
果然，陆仲亨的哭天喊地、大叫冤屈，不但没有感动皇帝，还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两天后，便被悄悄砍了头。
陆仲亨之死，为整肃勋臣武将这出闹剧，拉开了序幕。凡是与李善长、胡惟庸，以及两人的亲戚故旧，有过来往的将帅，相继成了“胡党”或者“胡党的羽翼”。短短几个月内，被处死的有功武将，就有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河南侯陆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已经死去但仍然被追成“胡党”的，有淮安侯华云龙，宣德侯金朝兴，济宁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营阳侯杨璟，南安侯余通源，申国公邓镇（大将邓愈之子），以及大将毛骧，李伯昇，耿忠，于显，丁玉，于琥父子等近三十余人。
特别引起朝野惊诧的是，被处死的陆仲亨、唐胜宗、吴祯、陈德、顾时、华云龙、郑遇春、郭兴、费聚等九位封侯的武将，不仅是朱元璋的同乡，而且是朱元璋南略定远时，二十四员骨干中的铁杆弟兄。其余被杀的，也绝大部分都是渡江以前的老部下。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句流传许久的古语，不只是对功成杀勋惨象的谴责，也是对开国君臣关系的准确概括。自春秋战国以来，时光推移数千年，无数朝代更替，尽管形式与程度有差异，但几乎代代如此。这不单单是个道德良心问题，而是关系到皇权巩固的百年大计。至高无上的皇帝，岂能允许他人分享自己的权力？而功高势大的权相、勋臣，甚至后妃、外戚、身边的太监，都是觊觎皇权的罪恶势力。这怎能不使皇帝枕席难安、忧思萦怀？历史知识已经很丰富的朱元璋，更懂得权臣的能量与危险。难怪，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制定了禁止后妃、太监干政的条规。他曾当面阐述过这样做的理由：“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
说罢，他命在座的老儒朱升，纂述一部《女诫》，诫谕宫阃，严防后妃干政。
洪武二年八月，又制定了内官（宦官）编制规则。《规则》明确写道；“自古以来，此辈求其善良者，千百中不见一二。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则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诫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不敢为非也。”
发布《规则》之外，朱元璋还命令在宫门口树立铁牌，上书“太监不准干政”，以达到时刻警诫的目的。
后妃，太监，都是皇帝家族成员，恩宠太过，他们便有了擅权干政的本钱。因此，需要严立章法，予以约束和震慑，让他们乖乖地就范。而对勋臣武将却不是这么简单。他们既是新王朝的开拓者，又是新皇帝的支撑者、保卫者和拥戴者。兔死狗烹，削而弱之，虽然是皇权的极端需要，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下一道饬令，统统罢黜甚至杀掉。暂时留谁，先烹哪个，不但要根据需要，还得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瞒天过海，只能遮人耳目；找到名正言顺的口实，才能消除良心的谴责。万一弄巧成拙，不仅有损于神聪颖锐真龙天子的光辉形象，还怕激起变故。胡惟庸专权跋扈，人所共知。杀其头，甚而烹其肉，无人敢于腹诽。某些武将勋臣，腐化贪暴，有案可稽，进行严厉的惩治，也无人敢于置喙。而像宋濂、汪广洋、陆仲亨、唐胜宗、华云龙、郑遇舂等文臣武将，一向耿忠谨慎，没有辫子可抓，除了加上“奸党”的罪名，就只有向“谋反”、“通寇”等罪名求救。总之，只要他们的名声太响亮，身上的权势欲有所膨胀，对皇上的威名、皇家的权力构成威胁，就是陷入了罪恶的渊薮，就等于犯罪！
这就是朱皇帝的逻辑。他绝不能听任那些手握重兵的枭雄们，对皇权虎视眈眈！
朱元璋生平最为赞赏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流一滴血，便达到了目的。干得多么高明漂亮。他曾打算把功臣武将统统安置到他的老家风阳，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转念一想不妥。那么多的淮西勋旧、赳赳武夫聚在一起，不是同样十分危险吗？
看来，罗织罪名、大兴冤狱才是惟一妥当的法子。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已经拥有、而为他人所觊觎的一切！
战争可以分割权力与财富。
元朝末年，蜂起的农民战争，使乘势而起的各派武装集团浮沉消长。朱元璋和他的穷哥儿们，那些庄稼汉、牧牛儿、叫花子，以及失意的文人、落拓的武士，都在刀剑的撞击中，发出电光石火，释放出智慧和力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五彩人生。这光，这热，这聪明和力量，同时也就化作了权力和财富。衣衫褴褛的穷汉奴才，眨眼之间，变成了颐指气使的老爷，良田广厦的权贵。当过奴才的老爷，不仅很快学会了排场奢华，而且学会了跋扈专横。张士诚的将帅们就是如此，还在据守一隅之地的时候，就已经是歌管楼台，楚姬吴娃。
朱元璋深知淫乐乃误军误国的祸根。他对张士诚降将训话时，就感慨良多地说道：“尔等亦非素来富贵，一旦握有兵权，便掠取子女玉帛，骄奢淫逸，以致惨遭败亡。”俘获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之后，朱元璋趁机向手下将领敲起了警钟。他语重心长地说道：“陈氏之败，并非无勇将健卒，皆因其手下骄矜，法令纵弛也。”
朱元璋以治军严肃而自豪，以两淮将士的勤苦俭约相标榜。但是，他鼓励将士奋勇杀敌靠的是什么？靠重奖重罚，甚至靠开城抢掠。所以，每一个战役的胜利，都是将士们升迁发财的好机会。太平被围，孙夫人的破敌之策，就是劝他拿出金银财宝，重奖将士。陈友谅大军压境，军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