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那拉氏（1835～1908），清文宗奕妃子，同治帝皇太后。小名兰儿。父惠征，官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候补道员。公元1857年被册封为懿贵妃。穆宗即位后尊为“慈禧”皇太后。谥号“孝钦显皇后”。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朝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同时也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帝病逝于承德，他的六岁儿子载淳继承皇位，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连续操纵两位幼帝，玩弄内外权臣，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
自小见识不凡的叶赫那拉氏少女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努尔哈赤就是叶赫那拉氏所生，也是叶赫那拉氏家的姑爷。他的皇帝儿子皇太极也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时有一个世代说法——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努尔哈赤的皇后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孝慈是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明万历十六年，她十四岁时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嫁与努尔哈赤。她与努尔哈赤生活了十五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她于二十九岁便病逝，于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极追谥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十五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并收降一部纳娶一妃的辉煌时期。努尔哈赤是用三十六年的时间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最后才向叶赫那拉氏宣战的！原因有一个：叶赫那拉的汗是他的亲舅舅，各守关的将领都是他的表哥、表弟。当时，努尔哈赤带着他的千军万马，包围了叶赫城，但他没有马上宣战，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请求叶赫那拉氏投降，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可是叶赫纳拉家族坚决不同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愿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禄；凡是反抗的不管是谁，一律尸首分家。就这样，努尔哈赤向叶赫那拉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去，杀了几万人。而叶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也纷纷自杀，宁死不降。直到最后，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轻的看到大势已去，大势所趋，才向努尔哈赤投降。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在关于慈禧的影视作品中也时常亮相。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流传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后妃与秀女，不选叶赫那拉氏的传说。其实这是荒诞无稽之谈，不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高宗乾隆的顺妃，也都出于叶赫那拉氏。但让叶赫那拉家族真正门庭显赫、名扬天下的却是慈禧皇太后！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赔偿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调任安徽的道员。
由于慈禧太后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有六种说法：(1)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6)北京。
第一，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可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的小文。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文章中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有学者查阅了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第三，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许多小说、影视作品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绥道的道员，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风街，慈禧就出生于落风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可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惠征没有任潞安府的知府。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第六，北京说。慈禧的直系后裔叶赫那拉·根正认为：“其他说法中的女子，有可能那个地区出过某些宫女，不一定是慈禧，把这些事往她身上说，因为毕竟慈禧的名声太大。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炒作慈禧出生地问题的时候，我问过我的伯父景庄，他说：‘这有什么可争可辩的呀。慈禧就是咱们家的姑奶奶，家谱上写着呢。’慈禧是1835年11月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她家老宅)，她当时是卯时生人，她出生以后，家里请了几个保姆、几个嬷嬷、几个管家都有详细记载。”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而她从小就聪慧、伶俐，特别是具有普通孩子难得的谋略和远见。据慈禧曾孙回忆：在慈禧十四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年少的兰儿此时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认识很多的政府官员，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由此可见，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谋略和手腕。这些都让她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
想办法获得皇帝欢心
慈禧在27岁时就已经掌握朝中大权，以垂帘听政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野心。她把持大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切，都是始于深受咸丰的宠爱。那么，她是怎样在众多后宫佳丽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慈禧本名叶赫那拉兰儿，是满洲镶黄旗人。她从小聪颖过人，胸怀大志，以为入宫后前程必然灿烂。咸丰三年，她如愿进宫，成为一名宫女。一年后，被分配到离京城40里的圆明园执役，住在“桐荫深处”。皇上一年难得去圆明园几次，“桐荫深处”又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在这里等于是被打进了冷宫。于是，她进宫后很长时间，竟然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眷顾兰儿。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值高潮，清兵屡战屡败，咸丰皇帝心烦意乱，索性躲进圆明园内，寄情于声色。兰儿听说每日饭后，皇上必定坐着八个太监抬的小椅轿，到“水木清华阁”去午睡片刻，有时经由“接秀山房”前往，有时打从“桐荫深处”经过。富有心计的兰儿算准了时刻，天天精心打扮，哼着小曲，希望以自己婉转的歌声吸引皇上。
苍天不负有心人，兰儿的歌声终于吸引来了万岁爷。一天，她在圆明园凭栏远眺，不禁哼起了一首江南小调，曲中流露出一股幽怨之情。恰好此时咸丰帝乘凉舆在园中游玩，被歌声打动。杏花、春雨、江南、美人，咸丰帝一下子对兰儿生出了百般怜爱。这一晚，叶赫那拉兰儿沾到了天子的雨露，受到了皇上的宠爱。接下去一连几晚薄暮时分，兰儿便洗过了兰花浴，轻匀脂粉，通体熏香，专等皇上宠召。
不久后，兰儿就被封为“贵人”，住进了“香远益清楼”。过了一段时期，又搬到“天地一家春”，开始帮着皇上批阅奏章了。咸丰六年，即兰儿21岁时，她怀上了身孕，咸丰一高兴便晋封她为懿嫔。后来，懿嫔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取名载淳。皇上终于有了儿子，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虽然当时中国南方烽火连天，但宫中却热热闹闹地大肆庆祝，满朝文武也都欢天喜地。由于满足了咸丰帝盼子心切的愿望，兰儿更是如鱼得水，因子而贵。咸丰一高兴把懿嫔封为懿妃，等到皇子周岁时，再封为懿贵妃。至此，叶赫那拉兰儿已经是后宫中的第三号人物了。
但是，在那个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嫡庶之分也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历史上皇后夺取庶出的儿子为己有，亲生母亲遭受废黜甚至被杀之事比比皆是。然而，懿贵妃却很幸运，比她小两岁的皇后钮祜禄氏并不争风吃醋，善良本分，加上懿贵妃处心积虑，曲意逢迎，博得了皇后的好感，甚至在皇帝面前为她美言，这也使懿贵妃得以一帆风顺地朝上爬去。
由于咸丰皇帝体弱多病，再加之当时内忧外患，皇上烦心得连奏章都懒得批阅，懿贵妃便主动代策代行。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逝。
此后，26岁的年轻寡妇携着一个懵懂无知的孤儿，挑起了大清帝国首脑的重任。
让权臣成为手下败将
咸丰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是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中国处于对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地位，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他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集团，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集团应运而生。奕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处理“内忧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集团，奕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砝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尊孝贞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这样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是赞襄政务八大臣。“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敦亲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鉴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至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七月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咸丰的梓宫。据《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的六天里，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他们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初五日，醇郡王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恭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晓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最后，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难逃的厄运。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他只作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作步军统领。奕作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写就之谕旨，宣布载垣、肃顺等罪状：
(一)“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
(二)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退出军机。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望、文祥为军机大臣。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三十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正如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这样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两宫皇太后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战术运用合理：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意识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使得两宫皇太后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以博得列强对其欢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坍下来，而我们最好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唯一力量。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操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其节制。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又授权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叶赫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48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中央极度专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绵延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利用重臣撑持朝政
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因此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速拉开序幕。19世纪60~90年代这几十年中，清政府一些洋务派官僚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及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后，国门又一次被打开，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奏请设立总理衙门，以适应列强对华外交的需要，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奕和文祥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后，清政府又设立了管理南北各通商口岸的商务和处理各类对外事务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洋务派地方大臣的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张之洞。
洋务运动开始时，以“自强”活动为中心，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教官、购买枪炮、训练洋枪队。洋务派官僚同时在各地创办兵工厂，制造枪炮和船舰。最早的是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的军械所。后来，他还在苏州设立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创立江南制造总局，专门制造枪炮和轮船。同年，李鸿章又把苏州的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充为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设专造轮船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局，后由李鸿章接办。19世纪70年代后，西安、兰州、福州、广州、北京等地都相继设立了中小型军火工厂。设立兵工厂对改造清军的军事装备和促进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875年，清政府又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筹建北洋、南洋海军。洋务派在建立大批军事工业以后，出现了资金缺少、材料、燃料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这时候，他们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这样，全国掀起了开办洋务运动的高潮。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使中华文明开始具体地进入到一场学习西方文明的运动中，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封闭的格局打破，并将它推到世界文明的大潮中，但它没触动社会制度的根本，所以最终洋务运动归于失败。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扰下延续30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发生在慈禧当政期间，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率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何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慈禧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由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1878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祯、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做为掌权者，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这也表明慈禧仍然够不上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
突然袭击，囚禁皇上
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使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直接挑起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推动下，早已定下向朝鲜、台湾、满洲扩张的国策，并步步试探和着手实施。
1894年7月，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迅速派遣大批海陆空，进占朝鲜王京和仁川港等要隘，完全控制朝鲜政府。接着便进攻中国，同时在丰岛击沉载有中国两营援军的高升轮，俘虏中国操江远船，打响了这次战争的第一枪，迫使中国于8月1日对日本宣战。紧接着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展开了全面攻击，陆路攻陷了平壤，乘胜入侵中国本土，连续攻占了丹东、九连城、风皇城、海城、牛庄、田庄、营口等要地，直接通榆关和天津，威胁京城。海陆恶战北洋军于黄海，攻占大连、旅顺，全陷辽东半岛，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中国海防全失，门户洞开。交战历时仅8个月，双方胜败即已定局。日本出动的陆军还有第一、第二两个军，总人数6万人左右，海军军舰共11艘，总吨位也只有36756吨，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但日寇处处主动出击，又采用迂回包围、避实就虚战略，前线军官也比较果断，加上清政府军队弱点很多，因而始终占上风。
中国的情况和日本相比恰恰相反。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是处于被侵略的一方，按常理讲，应获得军心和民心的拥护。朝鲜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不甘心受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向心力很强，大有利用余地，加上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舰队和海防以及3万新式淮军，这些主客观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局，不仅未能充分利用以上有利条件，反而一再延误，使这场关系时局的战争遭到惨败，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面对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抱残守缺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进行根本变革才是唯一出路。面临灭种之灾的危险，在这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部分先进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抵抗外国侵略不能单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人民共同奋起。救亡的迫切心情增强了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新觉悟，改变了先前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摈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他们进而探求战争失败的原因，对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进行尖锐批判，指斥洋务派的“师夷”是“得其貌，慕其名，忘其实”，长期主持洋务新政和甲午战事经手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举国一致的猛烈抨击。这一事实表明，由李鸿章介导的通办洋务使中国渐臻富强的思想和道路的破灭。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于是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在人们的印象中，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此举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关键。然而，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惧慈禧，待到慈禧袒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大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导致血腥政变。
慈禧的不满大概有两个方面。(1)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是比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2)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110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担心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使出面干涉，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可那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后，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还夹杂着列强的干涉。到了1900年，中国的事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
对义和团卸磨杀驴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请各公使入贺，太后亦与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
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回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得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以上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激昂，声震殿瓦。太后侧目无视之。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出现了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了大阿哥。据刚毅的姻亲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爷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爷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
促使慈禧太后宣战的另一个原因，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被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很快又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10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至28日，8月3至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到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刻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带领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喊，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做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太后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蔬菜、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出发，6日攻陷杨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致电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人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出现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她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太后曾问他们“义和团到底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予“正经主意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随心所欲，挥霍无度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皇帝载湉15岁了，慈禧又到了结束听政的时候。她恋恋不舍地答应次年把政权交还给光绪帝。这时，一些王公大臣迎合慈禧的心意，奏请她在结束听政以后，再训政几年。慈禧当然无不答应。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完婚，慈禧不得不归政。在归政之前，她提出给自己建造一个好的“怡养之处”，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修建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慈禧对工程要求极为苛刻，指令各殿阁内外的油饰、糊饰，一律要“见新”，要完全按照她的意旨设置，不许擅自更动。她一天两次派宠信太监李莲英去工地相看、督促。这项工程共计花掉白银两千余万两，而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从德国伏尔舰厂买的两艘6000马力的“定远”与“镇远”铁甲舰、一艘2800马力的“济远”钢甲舰，才花了白银400万两，修三海的钱是买这些战舰的五倍。
“三海”工程结束后，慈禧便搬进去，开始了她的所谓“归政怡养”的生活。慈禧归政后，一方面，恣意听戏、作画、玩赏珍品等奢侈的享乐，甚至专门让人修了一条从中海仪鸾殿到北海镜清斋的小铁路，从法国进口了一辆豪华的小火车，供自己享用。更有甚者，她不愿意听到机车的声响，便摘掉机车，改由太监拉着走；另一方面，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事的裁定权，重要事情都要亲自听取大臣奏议，重要奏章和咨文都要亲自阅定，即使不在养心殿上，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慈禧希望这次整寿庆典超过历代皇后，乃至历代皇帝。为了搞好这次庆典，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着手筹备。光绪十八年，皇帝发下谕旨，认为慈禧寿典是举国盛事，所有应备仪式典礼，都必须专派大臣敬谨办理，并成立了庆典处，抽调众多亲王、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庆典事宜。待到庆典时，举行了一系列筵宴、演出，其奢华糜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正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火热。不久，中国战败，李鸿章秉承慈禧意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舆论大哗，全国一片谴责之声。慈禧见众怒难息，只好罢免了李鸿章等人，把失地赔款的责任推给光绪，然后带上李莲英跑到颐和园享福去了。
镇压变法，卖国求荣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改良主义逐渐形成强劲的思潮。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举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挑战。面对这种局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截然不同。
光绪帝很希望利用改良派这股力量对付后党，将慈禧手里的大权夺过来，使自己和国家的处境都得到改善。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发表诏书，正式表示变法的决心。接着，他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连发布了几十道改革的命令，决定修铁路、采矿藏、办实业、开银行、改革官制、兴办新式学堂等。这就是有名的“戊戌变法”。
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举动和变法维新者的一系列活动，守旧大臣们纷纷向慈禧反映，希望她尽快出面阻止。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装出“既归政，则不再干政”的淡漠态度。但等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到了最热烈的时候，她突然打出自己的“三张牌”：一是迫使光绪下令免去他的维新派老师翁同龢的职务，并逐回原籍；二是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须到她面前谢恩，从而控制了用人权；三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且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的北洋三军，从而掌握了军事权。同时她又设下一个更狠毒的圈套：让光绪皇帝陪着她到天津去阅兵，企图利用阅兵的机会由荣禄举行兵变，迫使光绪皇帝退位，另立一个新皇帝。
光绪帝得知慈禧的政变阴谋，密令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但是，袁世凯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慌忙进京，密报了慈禧。慈禧闻后连夜率人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接闯入光绪帝寝宫，破口大骂。然后把亲信大臣召集来，把家法放到光绪帝面前，训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胡作非为？康有为的新法，能胜过祖宗立的法？你真是糊涂到顶点了！”接着，慈禧下令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中南海里的一个小岛)，并盗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说他身体不好，再三恳请慈禧太后“训政”。于是，慈禧又完全把持了朝廷大权，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搜捕和屠杀参与变法维新的人。除杀害了谭嗣同、杨锐等变法维新的骨干外，其他凡是参与变法维新或有此倾向的人，或罢官或放逐或下狱。接着，慈禧又取消了已经采取的各项变法措施。
慈禧囚禁了光绪帝，对外界却宣布光绪病得很重。各国公使不相信，要求派法国医生进宫探病，慈禧坚决不允；在各国公使的极力强求下，才答应把法国医生召进宫来给光绪帝看病。没想到，这位医生看完病以后对人们说：“皇帝血脉正常，根本没有什么病。”对此，慈禧很是恼火。
慈禧对光绪皇帝反对自己、支持变法运动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她要废掉光绪，另立一个听话的皇帝。不久，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儶，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继承皇位。没想到，她这种做法竟遭到了中外许多人的反对。慈禧派人去说服各国驻京公使，让他们前来祝贺。但各国公使都不来捧这个场，使得慈禧非常下不来台。
恰巧在这时候，有一个谣言传入慈禧的耳朵，那就是洋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她把政权交给光绪。慈禧大怒，决定向美、英、法等八个国家宣战。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慈禧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向八国联军宣战。谁知宣战才几天，慈禧出尔反尔，竟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示愿意马上停战议和。荣禄亲自领兵来到北御河桥，在一块木牌上写着“钦差大臣荣禄，奉慈禧太后之命，前来尽力保护使馆”。在战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慈禧派奕劻去慰问各国公使，送去瓜果、蔬菜、米面，放到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街口，任由洋人自行拿用。慈禧还无耻地说：“这是我关怀笼络外国人的一点意思。”
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了北京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扮成农妇模样，携带光绪皇帝和大阿哥，在部分大臣和太监的簇拥下，狼狈西逃。临行前，珍妃出面请求皇上不必西去，应该留下来处理和各国讲和的事情。慈禧平日最不喜欢珍妃，此时见她又反对自己，竟命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
在西逃过程中，慈禧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吃尽了苦头。但是，境况稍有好转，她便又作威作福起来。逃到西安以后，慈禧把巡抚衙门作为行宫，又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单是每顿饭选菜谱就有一百多种，鸡鸭鱼肉、燕窝海参，应有尽有，每天都要用二百多两银子。慈禧却说，这比在北京节约多了。
早在西逃路上慈禧就派李鸿章充当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求和。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赖掉她“宣战”的责任。八国联军明知宣战责任在慈禧，也不再追究。光绪二十六年底，外国侵略者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慈禧连忙下令：“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没有经过多少谈判就于第二年九月签订了《辛丑条约》。卖国求荣的慈禧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满心欢喜，就于次年八月在西安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然后三千多辆马车，满载着金银、古董，浩浩荡荡起驾回京。
清末新政的“无言结局”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使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可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