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祖国来。她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陪着她的祖父谈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说,他说:"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她是说:"是的,是的,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至于国文,要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
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吧,一切拜托了!"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好,只是国文仍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纯粹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里写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来看我。现在她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女友出去?"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你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
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她的祖父非常高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说:"你看S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的男朋友很多,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P先生宣布订婚,P就是她的同班,学地质土壤的。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P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S恋爱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S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弟兄,去拜访他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饮食服用,更不必说。S是地道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亲常常笑对S说:"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P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低头举箸。倒是S常来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比较的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P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S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P家走走。那时S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S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P也只笑了笑,说:"×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从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
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S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P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P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S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S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S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S补着袜子,P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S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屋,就是P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P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P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P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州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的云南的海蓝的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穿起衣服,走了出来,看见S蹑手蹑脚的在摆着早饭,抬头看见我,便笑说:"睡得好吧?你骑了一天马,一定累了,我们没有叫你。P上班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等着你一块儿吃粥。"说着忙忙的又到厨房里去了。
我在外间屋里,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四周审视。"公使馆"的物质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馆"的整洁美观的精神,尽还存在,还添上一些野趣。饭桌上戴着一块白底红花土布,一只大肚的陶罐里,乱插着红白的野花。
桌上是一盘黄果,--四川人叫做广柑--对面摆着两只白盘子,旁边是两把红柄的刀子,两双红筷子,两个红的电木的洗手碗,两块白底红花的饭巾 正看着,S端了一盘鸡蛋炸馒头片进来,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对面。我们一面剥黄果,一面谈话。
白天看S,觉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许多,但精神仍旧是很好,身上穿着蓝底印白花的土布衫子,短袜子,布鞋;脸上薄施脂粉,指甲也染得很红。我笑说:"你的化装品都带来了吧?"她也笑说:"都带来了,可是我现在用的是鹅蛋粉,和胭脂棉。凤仙花瓣和白矾捣了也可以染指甲。"
我们吃着S自制的咸鸭蛋和泡菜,吃过稀饭,又喝了煎茶。坐了一会,S就邀我去参观她的环境。出到门外,菜园里红的是辣椒,西红柿,绿的是豆子,黄的是黄瓜,紫的是茄子,周围是一片一片的花畦,阳光下光艳夺目,蜂喧蝶闹。菜园的后面,简直像个动物园!十几只意大利的大白鸡,在沙地上吃食,三只黑羊,两只狼犬--我的那匹马也拴在旁边--还有小孩子养的松鼠和白兔。一只极胖的蓝睛的暹罗猫,在篱隙出入跳跃。
转到山后,便看见许多人家,S说这便是市中心,有菜场,有邮政代办所,有中心小学校。P的"地质调查所"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砖墙瓦顶,警察岗亭就设在门边。我们穿过这条"大街"的时候,男女老幼,村的俏的,都向S招呼,说长道短。有个妇人还把一个病孩子,从门洞里抱出来给S看。当我们离开这人家的时候,我笑说:"S,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而是牧师太太了!"她笑了一笑。
大街尽头,便是五六幢和S的相似的房子,那是地质调查所同人的住宅。S也带我进去访问。那些太太们大都是外省人,看见我去都很亲热,让坐让茶。她们的房间和S的一样,而陈设就很乱很俗,自己是乱头粗服,孩子们也啼哭喧闹,这些太太们不住的向我道歉,说是房间又小,佣人又笨,什么都不趁手,哪能像北平,上海那样的可以待客呢?我无聊的坐了一会,也就告辞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S请我先走,说她还要到小学里去教一堂课。我也便不回来,却走到"地质调查所"去我P,参观了他们的工作。等到P下班,我们一同走出来,三个孩子十分高兴的在门口等着,说是"妈妈炖了鸡,烤了肉,蒸了蛋羹,请客人回去吃大馒头去!"
午后我睡了一大觉,醒起便要走路,S和P一定不肯,说今晚要约几个朋友来和我谈谈。S笑说还有几位漂亮的太太。
我说:"假如你们可怜我,就免了这一套吧,我实在怕见生人;还有,你也扮演不出"公使馆"那一出!"P说:"也好,你再住一天,我们不请客人好了。"S想了一会,笑了,说:"晚饭以前,我还有事,你们带这几个孩子到对山去玩去,六时左右,带些红杜鹃花回来,"我们答应了,孩子们欢呼着都跑在前面去了。
我和P对躺在山头草地上,晒着太阳。我说:"你们这一对儿真好,你从前是那样稳静,现在也是那样稳静。S从前是那样活泼,现在也是那样活泼,不过比从前更老练能干了,真是难得。"P沉默了一会,说:"×先生,你只知道S活泼的一方面,还没有看她严肃的一方面。她处处求全,事事好胜,这一二年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她一个人做着六七个人的事,却从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你知道她欢喜引用中文成语--英文究竟是她的方言,她睡梦中常说英语--有时文不对题的使人发笑。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就要起来。我按住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有什么。只觉得有一点头晕。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忽然说:"P,我这个人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心里忽然一阵难过,勉强笑说:"别胡说了,你知道"薄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却流下泪来,转身向里躺着去了。×先生,你觉得。"
P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愣住,便说:"我自然看出S严肃的一方面,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认得你,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到内地来,她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你要时时防护着她!至于她所说的那两句话你倒不必存在心里,她对于汉文是半懂不懂的。"P不言语,眼圈却红了。
这时候孩子们已抱着满怀的红杜鹃花,跑了上来,说:"我们该回去了,晚饭以前,我们还要换衣服呢。"
一进家门,那"帮工"的李嫂,穿着一身黑绸的衣裤,系着雪白的围裙,迎了出来,嘴里笑着说:"客人们请客厅坐。"
我们进到中间屋里,看着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点着辉煌的四支红烛,中间一大盘的红杜鹃花,桌上一色的银盘银箸,雪白的饭巾。我们正在诧愕,李嫂笑着打起卧房的布帘子,说:"太太!客人来了。"S从屋里笑盈盈的走了出来,身上穿着红丝绒的长衣,大红宝石的耳坠子,脚上是丝袜,金色高跟鞋,画着长长的眉,涂上红红的嘴唇,眼圈边也抹上谈谈的黄粉,更显得那一双水汪汪的俊眼--这一双俊眼里充满着得意的淘气的笑--她伸出手来,和我把握,笑说:"×先生晚安!到敝地多久了?对于敝处一切还看得惯吧?"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孩子们却跑过去抱着S的腿,欢呼着说:"妈妈,真好看!"
回头又拍手笑说:"看!李嫂也打扮起来了!"李嫂忍着笑,走到厨房里去了。
我们连忙洗手就座。因为没有别的客人,孩子们便也上席,大家都兴高采烈。饭后,孩子们吃过果点,陆续的都去睡了。S又煮起咖啡,我们就在廊上看月闲谈。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闪闪发光,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机会跳舞玩牌了吧?"S笑说:"才怪!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学会的。晚饭后没事,我就教给P打"蜜月"纸牌,也拉他跳舞。他一天工作怪累的,应当换一换脑筋。"P笑说:"我倒不在乎这些个,我在北平的时候,就不换脑筋。我宁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后,早点休息睡觉,我自己再看一点轻松的书。"我说:"S,你会开汽车吧?"S说:"会的,但到这里以后,没有机会开了。"我笑说:"你既会开车,就知道无论多好多结实的车子,也不能一天开到二十四小时,尤其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物力还应当爱惜,何况人力?你如今不是过着"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了,一切以保存元气为主,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当做一架机器,不停的开着"S连忙说:"正是这话!人家以为我只会过"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我拦住她,"你又来,总是好胜要强的脾气!你如果把我当做叔叔,就应当听我的话。"S笑了一笑,抬头向月,再不言语。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离开这小小的镇市。P和S,和三个小孩子都送我到大路上,我回望这一群可爱的影子,心中忽然感激,难过。
回到我住处的第三天,忽然决定到重庆来。在上飞机之前,匆匆的给他们写一封短信,谢谢他们的招待,报告了我的行踪。并说等我到了重庆以后,安定下来,再给他们写信--谁知我一到陪都,就患了一个月的重伤风,此后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直到两月以后,才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许久没有得到回音。又在两月以后,我在一个大学里,单身教授的宿舍窗前,拆开了P的一封信:
×先生:
我何等的不幸,S已于昨天早晨弃我而逝!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S发现了,立刻借了一部车子,自己开着,送她到省城。等到我下班,看见了她的字条,立刻也骑马赶了去,那位太太已入了医院,患处已经溃烂,幸而开刀经过良好,只是失血太多,需要输血。那时买血很贵,那位太太因经济关系,坚持不肯。S又发现她们的血是同一类型,她就输给那太太二百CC的血。
我要她同我回来,她说那太太需要人照料,而又请不起特别护士,她必须留在那里,等到她的先生来了再走。我拗她不过,所中公务又忙,只得自己先走。三星期之后,S回来了,瘦得不成样子!原来在三星期之内,她输给那太太四百CC的血。从此便躺了下去,有时还挣扎着起来,以后就走不动了。医生发现她是得了黍形结核症,那是周身血管,都有了结核细菌,是结核症中最猛烈最无可救药的一种!病原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三个月中,急坏了S,苦坏了孩子,累坏了我,然而这一切苦痛,都不曾挽回我们悲惨的命运!
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享年三十二岁。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涌现了S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头望月的脸!想到她那美丽整洁的家,她的安详静默的丈夫,她的聪明活泼的孩子。
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仍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号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