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小说完全偶然。1971年我所在的部队在深山里施工，很是艰苦，当时南京军区向各部队征稿，看到这是个偷懒的机会，就自报奋勇说自己会写小说。谁知竟写成了。第二年又给《解放军文艺》写过一篇小说，竟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介绍到国外。自此真的以为自己会写小说了，牛得很。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短篇集《开端》。其实回过头看，不过是编些军营大兵故事而已。
回想起自己真正的成长，有一位前辈是不敢忘记的。他就是《清明》杂志社的老编辑张禹。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我把写了几年的《李固之死》投给刚创刊的《清明》，几个月后收到张禹的回信，漂亮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六页纸（可惜我太粗心，这封信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张禹详细谈了他对李固的看法和稿件的意见，大意是：他认为东汉王朝的败亡是历史必然，李固重新当政的那一短期，是不可能“中兴”的，你这样去写李固，有影射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有政治投机的嫌疑。还说了些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不要急功近利之类的话，让我修改。当时我很不服气，一来我确实在某个史料上见过“中兴”二字；二来当时的文艺风气就是如此，别人做得为什么我做不得？三来我写李固时正是“批邓”时期，根本不可能预知邓的重新复出。那时的我，少不更事，血气正旺，恰巧要去合肥出差，就拿着稿子打上门去。
张禹，五十多岁，温州人，瘦弱，面窄，且看上去好像营养不良。后来才知道，他的经历十分了得：参加过中国台湾“2·28”事件（台湾当局为2·28事件平反时还赔偿了六万美元）；回到内地后又不幸卷入“胡风集团案”，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坎坷煎熬中度过。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并未因为一个二十来岁小青年上门指责而生气，相反，他乐呵呵地请我去小酒馆喝酒，并表示争论要继续。我不胜酒力，喝一点就上脸，眼底都是红的。而他好像更不行，争起来脖子比小脸粗了许多。记得那一次谁也没能说服谁，我修改稿中的这一段坚持不改，他在编辑时把这一段又坚决删去。像这样听命于“文学”的编辑今天恐怕不多了。
可是当我也到了他那个年纪时，才忽然明白先生是对的。不管李固复出时是否有过“中兴”，都改变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命运。小说表现的应该是李固如何慷慨赴死，是人的精神价值。这才是历史的逻辑真实，是文学追求的艺术真实啊！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李固之死》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禹后来退休回老家生活，我们一直没有联系过。但这件事我一直记着，不敢忘怀。今天出这本集子时我把它记在上面，因为我理解到了什么才是文学真正需要的精神，什么才是人民需要的艺术表达。在商业写作盛行，而纯文学圈内“小事崇拜”“形式至上”流行的今天，唯有文学精神还能支撑我写下去。
小说是最具思辨色彩的艺术，要禁得起咀嚼才好。它可以是“先锋”的，但最好有内容与之相合，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玩花活儿，是禁不起时间检验的。它可以是“个人”的，但最好是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与发现，而不是个人隐私的叫卖，脱光衣服跑到大街上吸引别人的眼球。它可以是“大众”的，但最好是站在大众的整体立场来观察世俗表达人性，而不是追随时尚赞美平庸，把丑字当五字写。它可以是“苦难”的，但最好是真实具体的精神困境，而不是逃避“宏大叙事”和“公共领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它可以是“形而上”的，但最好是如《皇帝的新衣》、《三个和尚没水吃》，老少妇孺皆可晓畅，而不是绕开历史社会内容去假思玄想。它也可以是“后现代”的，但最好有对人类前途的焦虑与瞻望，而不是对几亿人口尚在为温饱挣扎、现代文明空气还很稀薄的中国现实视而不见，装出一副前卫的样子为所谓的文学史写作。一个没有能力把握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作家，一部只见形式不见形象的小说，吹上天去我也不相信它是“纯文学”。上述种种主义说白了，不过是掩饰低能和犬儒心态，不敢面对现实的借口而已。因为毕竟画鬼比画人容易得多（鲁迅语）。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没有文学精神，就如同相声艺术取消了讽刺，它当然不如影像来得直观，不如网络来得便捷，也不如三级片来得刺激，美女美男也包装不了。
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尽管文学精神屡遭遮蔽，在各个时代的表现不同，但它依然在中国文人的血脉中顽强而鲜活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不绝如缕。而张禹老先生那种追求纯粹的认真劲头，那种拒绝媚俗的断然态度，那种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理想，那种对青年后生的赤诚坦荡、帮衬扶持，堪称绝响。今日思之，不免唏嘘。
是为记。
2005年春于深圳景蜜村
电影剧本
电影《成长是美丽的》
《电影新作》2002年第三期，
上影厂拍摄后改名《风儿轻轻吹》
电影《我心也浪漫》
理论专著
《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南方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