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形容本·古利恩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半是华盛顿，一半是摩西，他是一个新的民族政权缔造者，他改变了犹太人和中东地区的命运。
古利恩从还是一个长有不成比例的大脑袋的柔弱男孩时起，就清楚地知道他下一步干什么，他明白犹太人的命运，了解他要走的每一步与在圣经的故乡拯救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本·古利恩渴望成为一位智者。在他作为领导人的最紧张岁月里，他如饥似渴地研究哲学书籍，他对《圣经》进行了批点，对佛教产生了兴趣，甚至为了读懂原文的柏拉图著作还自学了希腊文；他对自然科学也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但是他对小说和美术却没有胃口）。他会滔滔不绝地引用斯宾诺莎的话反驳他的对手，这好比向对手扔了一堆石头，把他的对手砸得蒙头转向。他的习惯性的交流方式是唇舌大战，而不是轻声谈话。与其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走动着的令人叹服的标志。他是一个身体结实而又棱角分明的人，他长着稀疏的银发，有一个显示着令人敬畏的意志力的下巴，并且有着火山般暴躁的脾气。
古利恩是一个犹太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偏僻而又贫穷的小镇里。从小他就受到希伯来--以色列教育的鼓舞，东欧发生反犹太民族运动时，他的心被震撼了。1906年，他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前往巴勒斯坦，在那儿的日子里，他的座右铭是：“去建立希伯来--以色列国家，在希伯来--以色列的教义指引下实现国家重建。”他变成了一位拓荒者、一位农场工人、一位早期的以色列社会团体中的积极活动者。19岁的他就是他一生中所保持的那个样子：
一个将犹太人的弥赛亚梦想和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现世犹太民族主义者，一个满怀执政野心、强烈向往拥有超凡的灵活政治手腕的男子汉，一个喜欢锋芒毕露远胜过幽默感的人。
1915年，古利恩由于在巴勒斯坦从事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被驱逐出巴勒斯坦，他于是决定前往纽约，在那里迅速自学了英语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从事地方性的以色列-社会主义运动中。但是，在美国的三年里，他受到了民主体制的巨大影响，他的命令式的领导风格、几乎是暴君似的性格和对列宁革命的痴迷也因此有所减弱。许多年后，这位曾不止一次被他的同胞劝说“中止”民主政体的人，拒绝这样做。
“一战”后，古利恩又回到了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下，并且在1920年后，这个地方被指定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在日益发展的以色列--社会主义运动中变得越来越突出。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欧洲高涨的反犹主义运动掀起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古利恩较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了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犹太化运动的问题：他认识到了两个都有权占据同一地盘的主体之间冲突的战略实质。他在这一点上既不主张鹰派做法（主战派），也不主张鸽派做法（和平方式）。他认为，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保证受压迫的犹太人继续生存的先决性条件。
古利恩冒着被称为叛徒（被极端主义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被教条主义的左派）的危险，准备走一条与阿拉伯人进行协商的漫长道路。他首先预见到为了避免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摊牌，或者为了挽救这样一种摊牌，他们必须建立一个影子政府和影子军事力量。
古利恩是伟大的设计师和建筑者。1936-1947年对犹太人来说是一段悲惨的日子，那时数百万的犹太人遭到德国人的驱逐与暗杀，几乎所有国家都拒绝他们去寻求庇护，英国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这时古利恩却巧妙地制定了一项复杂的战略计划：他鼓励成千上万的犹太青年从巴勒斯坦前往英国，参加英军，与纳粹分子作战。但与此同时，他命令一支地下力量将犹太难民潜运回国。正当英国拦截、驱逐那些纳粹地狱中的犹太幸存者，并把他们囿禁在有铁丝网的拘留营中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为处境悲惨的犹太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古利恩的这一战略促进了建立以色列的国际大气候的形成，终于使1947年联合国做出决定，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即犹太人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但是，就在英国退出巴勒斯坦之前几小时，犹太人遭受了全国性的打击。1948年5月14日，经联合国决定，古利恩宣告以色列国独立，然而他却忽视了来自华盛顿的最后时刻的警告，并且否定了他的亲密伙伴对最后审判日的预言。在几小时之内，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侵入以色列，他们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公开宣称要竭尽全力迫害犹太人：这是几次阿以之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有1％的犹太人丧生，成千的阿拉伯人死亡，50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有些人身上挂了花，还有一些人被以色列军队驱逐出境。
在这场历时一年半的胜负难料的关键性战役中，古利恩钢铁般的领导风格证明他已经从以色列的“重要”领导人变成了现世的大卫王。他能当上领导的关键在于，经过长期努力，他成功地把多数决定原则移植到这个几千年来从未实现过任何形式的自治，甚至连一个宗教权威都没有的痛苦分离的犹太群体中。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许多以色列人把本·古利恩看成摩西、华盛顿、加里波第和戈得的全能上帝复合体，他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同时也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抗，他的残暴的家长式个性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有敬畏、有愤怒、有赞赏、有反抗。他是一个机智活泼的人，几乎总是那么快活。、这有一个对他很贴切的描述：
他大胆、像农夫似的单纯，看问题一针见血，偶尔很亲切，偶尔也会兴高采烈，有着孩子似的求知欲。
1949年到1956年，阿拉伯国家把以色列拖入进行游击战和报复性的突袭的循环之中。1956年，古利恩发现一支埃及军队正在不断增兵，于是他命令突袭了西奈半岛，使阿以冲突逐步升级。这次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是由英法共同操纵的。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这进一步证明了以色列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古利恩保证这11年相对和平的方式。1967年，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中迅速取得了胜利，这激起了国内对领土的无限欲望，唤起了人们对宗教圣地抱有的信念。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这最后的时刻提高了他的嗓音。他说，我们要保证耶路撤冷不遭分割，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必须压抑我们对新获得地区的欲望，为了换取和平，我们必须放弃它们。1967年过后，以色列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极为傲慢。但1973年的十月战争打了以色列一记重重的耳光，使它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这场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古利恩死去了，受伤惨重、大伤元气的以色列举国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从此以色列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
也许这一低迷状态的到来是与古利恩为代表的以色列开山鼻祖们以前奉行的错误政策紧密相关的。他们想要在20世纪的舞台上，上演一幕集《圣经》的渴望、社会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于一身的混合剧。然而，在本·古利恩最后的日子里，他幻想着要在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他的这一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
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尽管它存有缺陷，尽管它也许令人感到失望。因为，梦想只有在没有实现时，它才总是那么完美无缺的。本·古利恩一直希望，由他亲手建立的以色列能够成为一盏“指引世界各国前进的明灯”，成为一个遵守最高道德标准的典型政府。
然而他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他的以色列国家也没能完成他的遗志。事实是，他在关系犹太人生死存亡的半个世纪中，把以色列人民又带回到了《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