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想到有着坚定信仰的极端狭隘的头脑会给予一个享有声望的人怎样的权力时，就会让人顿觉毛骨悚然。然而对于一个想要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强意志的人来说，这些条件依然是必要的。群体本能的在充满活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他们需要的领袖。
议会演说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演说者的声望，与他如何论证推理毫无关系。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声望时，他的影响力，即随意操控表决结果的能力也随之消失。
当某个无名演说者自告奋勇的要发表一场论证严谨的演说时，如果只有论证，恐怕他也只能让别人听听而已。一位对心理学有着独到见解的众议员德索布（Desaubes）先生，最近对一位缺乏声望的众议员作了如下描述：
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按部就班地摊在面前，胸有成竹的开始发言。
他言之凿凿地夸口要将让自己激动不已的信仰传递给听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的理由，提供充分的数字和证据支持，他确信自己会征服观众。
面对他的引证，所有反驳都没有用。他要开始发言了，对其合理推论他表现得自信满满，他相信同伴们会仔细聆听，因为他们一心追求真理。
但是当他打算开口时却惊讶的发现议会现场的人们躁动不安，这让他有点恼怒。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为什么大家如此心不在焉？对于那些说话的人，议员们有什么看法？是什么急迫的原因让议员纷纷离席？
一丝不安的神情掠过他的面庞。他皱了皱眉停了下来。在议会主席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音，再次进行发言。现在听的人更少了。他加重语气，配合各种手势予以强调。周围的吵声越来越大，他开始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次停下来。最终，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引起‘闭嘴！’这样可怕的叫喊，他又继续发言了。此时喧哗已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成员激动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变得和普通异质群体一样，情感总是十分极端。他们可能做出最英勇的行为，也可能做出穷凶极恶的事情。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会做出与自身利益最不符的表决。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议员们能够丧失自我意识接受与自身利益完全对立的提案。对于贵族阶级而言，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项巨大的损失。然而在国民公会期间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毫不迟疑的这么做了。
议员们放弃了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意味着他们将永远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然而他们迈出了这一步并毫无畏惧的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戮，虽然他们完全清楚，明天自己可能会得到与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同志相同的下场。
他们所谓的真理完全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我们之前曾提到过，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止他们接受那些受到催眠暗示的提案。关于这一点有下面这段话为证，它出自议会成员之一比劳·瓦雷纳（Billaud-Varennes）的回忆录。
“这个我们一直不断谴责的决议，两天前、甚至一天前还被我们排斥，竟然通过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危机，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在所有情绪激昂的国民议会中都能看到这种无意识作用的影响力。泰纳说：“他们批准并下令颁布一些他们心存畏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对那些无辜的人以及他们的朋友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受到右派支持的左派，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毫无异议的将丹东这个他们曾经的首领以及这场革命伟大的推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受到左派支持的右派，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致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法令。
在热情的赞美声及对科洛·德布瓦（Collotd"Herbois）、库东（Couthon）、罗伯斯庇尔的热切肯定下，国会全体议员自发进行改选，将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贫民派因其嗜血成性痛恨它，山岳派因受到过其斩尽杀绝的威胁而憎恨它。可是最后，无论是贫民派还是山岳派，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结果都落了个自取灭亡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说完后的15分中内，议会再次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个场面看上去阴郁昏暗，但事实就是如此。议会成员一旦兴奋恍惚到一定程度，就会呈现出同样的特点。他们会变的善变而冲动。下面这段话是由无可置疑的民主信仰者斯布勒尔（Spuller）议员对1848年议会的描述。我从《文学报》上将这段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描述转引如下。它为之前所述的群体特点的情感夸张以及使议会不断地从一种态度转向截然相反态度的极端易变性提供了佐证。
“共和党因其分裂、妒忌、多疑、盲目自信和痴心妄想走向了灭亡。它的简单、公正只有它普遍怀疑的态度能与之相媲美。在缺乏法律意识、纪律观念以及抱有无尽的恐惧和幻想方面与农民和儿童表现的特征差不多。他们的冷静与急躁不相上下，残暴与温顺一样极端。这种情况是由性格不成熟和缺乏教育导致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大惊小怪，可是每一件事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既会害怕的发抖也会表现的英勇无畏，他们既可以赴汤蹈火，也可能逃之夭夭。”
他们无视因果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他们易受各种惊慌情绪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低落，但是从来不会处在环境需要的情绪或状态中。他们的每句话比流水更加变幻无常。他们如何可以构成政府的基础？
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征并不经常出现。这种议会只在某些时候才能形成群体。通常情况下，议会成员拥有各自的特点，正因为此，议会才能制定出优秀的法律。事实上法律的制定者是一位潜心研究法学的专家，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实际上是个人而非集体的作品。这些法律自然是最出色的。
当一系列修正案将这些法律变为集体产物时，它们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论什么性质的群体产物总是比独立个体创造的稍逊一筹。正是专家阻止了议会试图通过的一些愚蠢或难以执行的法令。这时专家成了群体一时的领袖。议会对他不起作用，可是他却支配着整个议会。
消耗财力和束缚人们自由的机器
尽管议会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这些困难，但它仍是人类至今为止最佳的治理形式，更是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手段。至少为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即文化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治理模式。
实际上，它只带来了两种较为严重的危害。其一，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其二，个人自由的不断受限。
第一种危害是由各种紧迫的问题和缺乏远见的选民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某个议员提出一项明显符合民主观念的措施提交议会讨论，例如保障所有工人的养老金并提高国家各级雇员的待遇，其他议员不敢无视国家所有雇员的利益否决提案，因为害怕失去选民从而成为了这一提案的牺牲品。虽然他们清楚此提案会给预算增加新的负担，肯定会增加新税。但在投票时他们绝不会迟疑。
支出增加带来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暂时不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但当他们改选时，这种消极后果便会凸显出来。
除了第一种巨大的财政开支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必须毫不犹疑的投票赞成为了地方利益发放的补助金。任何一名议员都无法反对发放这类津贴的提案，因为任何一个议员要想为其选区选民谋福利，就必须同意自己同僚类似的要求。
第二种危险是议会对自由限制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那么明显，却真实存在。这是由于大量法律法规的约束性作用所致。议会认为他们有义务通过这些法律法规，但是由于目光短浅他们大多无法预知后果。
确实，这种危险无法避免。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拥有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于其选民有着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无法免除这种危险。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曾在很久以前的一本书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一定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他又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关于英国议会，他是这样阐述自己观点的：
自这个时期以来，立法制度一直按照我指出的方向发展。快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的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每年制定大量的规章制度，对以往公民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并强迫他们做一些以前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事情；其次，日益加重的公共财政负担尤其是地方的财政负担，通过减少个人可支配的利益分成，根据政府当局需求增加他的投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个人自由。
这种不断受限的自由，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指出的特别表现形式。大量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的通过，必然增加执行它们的公职人员的人数、权力和影响。这些公职人员可能会成为文明国家真正的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是因为在政府更迭过程中，只有他们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无需个性且永久存在。没有什么专制统治形式能比具有这三种特点的统治形式更具压迫性。
约束性法律法规不断涌现，用最复杂的准则将人们所有行为一一圈死，这必然导致公民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越来越窄。有一种谬论让我们深受其害，它认为不断的制定法律法规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平等、自由的权利，因此国家每天忍受着日益繁重的各种限制。它们不会接受没有惩罚的法律制度。由于习惯于接受各种约束，它们很快会达到期望中的奴隶状态，失去所有自然特性和活力。那时它们就像无用的影子，被动、服从、毫无活力的自动运转着。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个体注定要向外界寻求某种自己已经丧失的力量。随着公民越来越冷漠而无助，政府的作用必然随之增长。政府一定会展现出个体缺乏的积极性、创新性和指导精神。重任落到了它们肩上，一切需要它们承担、指挥和保护，于是国家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直到经验告诉我们，这类神灵的力量既难持久也非有力。
在某些民族中，自由越来越多的被禁锢起来，尽管表面的许可使他们认为自己仍享有自由。它们衰老的结果至少和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衰退造成的结果一样。这是衰落的不详先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明可以逃脱。
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各处引人注目的征兆判断，我们已经有一些现代文明走到了这一步，即衰落前极度衰老的阶段。似乎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相同的生存阶段，因而历史会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