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这些词语有着十分对立的概念与联想。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是指个人意志和主动性要绝对的服从国家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和自主权，是国家在日益加强对一切的控制，是国家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因此，无论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主义者，全都无一例外的依赖于国家。
而“民族”的含义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是美国人而言去恰恰相反，在他们眼里“民主”是指个人意志的极端发展，国家要尽可能完全服从个人的发展趋向并且不能控制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任何事物，除了警察机关、军队和外交。
由此可知，“民主”对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指个人对占有优势地位的国家意志和主动性的服从；对另一个民族而言却是指国家对个人意志和主动性极度发展的完全服从。
人类艺术与文明的真正缔造者
自文明出现以来，群体常常受幻想的影响。他们为那些给他们制造想象的人建造神庙、竖立雕像、设立祭坛，对他们的信仰崇拜超越了对其他任何人。不论是曾经占据人们思想主导的宗教幻想还是现在风靡的哲学和社会幻想，这些令人畏惧的无上力量总能在我们星球上一切持续繁荣的文明中心找到。
古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了它们而建造；一个世纪前震撼整个欧洲的一场大动荡也是因为它们而爆发，没有一种政治、艺术和社会观念能够逃脱它们强大的影响。
有时，人类为了消灭这些幻想会发动可怕的动乱，但是它们似乎注定将再次兴起。因为没有幻想，人类不可能摆脱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幻想，人类会很快再次回到野蛮状态。毫无疑问，这些幻想是毫无意义的，但正是我们这些梦想的产物让各个民族创造出了光辉壮丽的艺术和伟大的文明。
如果将博物馆和图书馆毁掉，如果将石板路上教堂前受宗教激发而产生的所有艺术作品和遗迹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剩下什么？让人类怀揣着这些希望和幻想吧，否则他们将无法生存。这就是神灵、英雄和诗人存在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项任务已经有50年了。但是对于爱幻想的人类来说科学只能算是一个残疾儿，因为它不敢慷慨的做出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满怀热情的投身于消灭各种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事业中，而我们的祖先已在这些幻想中生存了许多个世纪。幻想被毁灭后，希望和顺从随之消失。人类需要重新开始面对盲目而无声的自然力量，这种自然力量拒绝软弱、无视弱小。
无论哲学如何进步，它始终无法提供任何吸引群体的梦想。但是群体会不惜代价的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会像昆虫本能的寻找光亮一样，向迎合他们的巧言者靠拢。
推动民族发展的主因往往是谬误，而非真理。群体从未渴求过真理。对于不顺眼的证据，他们避而不谈；若是受到谬误的诱惑，群体更愿意相信它们。凡是为他们提供幻想的，就会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试图毁灭他们幻想的人或者物，都会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摆脱幻想控制的利器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使群体确立坚定的真理、消灭危险的幻想的有效方法。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在非常大的范围内不断重复发生。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后代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是以史实作为证据而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经验只有在一定范围内一代代的重复发生才能产生作用，即才能撼动群体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19世纪以及之前的一段历史常常被史学家称作“奇妙经历的年代”，因为没有一个年代有过如此多的经历体验。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要想明白社会是不会遵照纯理性的要求从里到外重新来过的道理，需要付出数百万条性命和欧洲20年剧烈动荡的代价。为了从经验上证明这一点，独裁者让拥戴他们的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0年里遭受两次灾难性的经历。
尽管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但似乎仍不能令人信服。第一次经历造成300万人丧命并引发一次入侵；第二次经历造成领土丧失并意识到常备军的必要性。此后，几乎就要发生的第三次经历；一定会在将来的某天来临。要想使整个国家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已经不再是30年前那支无害的国民卫队，恐怕还需要一场代价惨痛的战争经历；意识到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会让这个国家破产，至少需要20年灾难性的经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对文明发展不起作用的“垃圾”
在列举影响群体心理因素时，如果不指出理性的消极作用，则完全可以不用谈到理性。
我们已经指出群体不受理性影响，他们只能理解那些随意联想到的观念。因此懂得如何影响群体的演说者，总是试图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而非理性共鸣。
想用严密的逻辑规律来吸引群体是根本不可能的。要让群体相信自己的观点，就必须了解使群体产生兴奋的各种情感，并假装感同身受，接着利用最基本的联想和极具暗示性的概念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有必要，回到最初的观点，一步步预测演讲可能激发的情感。
这种根据话语产生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说都不可能事先研究准备好。在那些事先准备好的演说里，演说者只遵循自己的思路的行为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顾及群体的感受，这么做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
讲话有逻辑习惯的人，惯于相信一系列逻辑严密的论证。于是，当他们与群体说话时，难免会借助这种逻辑说服方式。但是，他们总是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论证竟然毫无效果。一位逻辑学家写道：“通常数学结果是通过演绎推断得出的，即一组公式的推算结果，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即使无机物也会表示同意，如果它们可以遵循这组公式的话。”这话当然不错，但是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循这些公式，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它们。如果试图用理性说服像野蛮人或儿童这样简单的脑袋，就会知道这种论说方法是多么一钱不值。
想要了解理性在与情感的较量中到底有多软弱，我们没有必要退化到原始人的水平，只需回头看一下那些与最简单的逻辑都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如何顽强的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即可。在近2千年的时间里，即使才华盖世的天才也会在它面前低下头颅。只有到了现代，它的真实性才开始受到怀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过不少有识之士，但从未有谁能够理性的对待自己迷信中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恶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一点怀疑。
对于群体不受理性指引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遗憾吗？我们无需下结论。毫无疑问，激发人类走上文明之路的不是理性，而是充满激情与胆量的幻想。从幻想能够支配我们的无意识力量方面来衡量其存在的价值，得到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构成中都有一种命运的定律，这种定律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即使这种冲动有时显得极不合理也会使种族服从它。有时，民族的前进似乎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这种力量与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彗星围绕固定的轨道运转的力量极其相似。
要想了解这种神秘力量，就必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从历史上不时发生的孤立事件中寻找。如果只考虑这些事件，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巧合造成的结果。一个伽利利的木匠不可能成为一个持续2000年之久的全能的神，并在他的名义下创造最重要的文明；一帮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帝国更强大的帝国；在欧洲某个十分发达的时期，权力已被严格等级化，一个小小的炮兵中尉是不可能征服众多民族与他们的国王的。
因此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坚持它对人类的控制。尽管常常存在着理性，但是一切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情感却不是由理性产生的。这些情感包括尊敬、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热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