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主流观念中，最为大众认同的观念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人，使人不断完善，甚至最终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观念一再的被重复，最终成为了最坚定的民主信条之一。今天要想抨击这个观念就像过去抨击宗教教义一样的困难。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如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得出的结论和经验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轻易的证明了教育既不能使人更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既不能改变人的天性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而且，如果受到不良引导，教育的作用就会弊大于利。
统计学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他们告诉我们，由于教育的普及或者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教育普及导致了犯罪率的增加；往往那些与社会为敌或目无法纪的人，都曾是学校奖状的获得者。
著名的地方官阿道夫·吉约（AdolpheGuillot）在最近一本著作中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与文盲罪犯之间的比率是3：1。此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口的犯罪率也在迅速的猛增，过去每10万居民中有227人犯罪如今却上升到552人，增长了133%。尤其引起他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增长率上升的最快。众所周知，为了他们的成长，法国已经用免费义务教育取代了学费制教育。我们不能断定，即使正确引导教育也不会带来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而且也没有人这样坚持过。即使它不能提高道德水平，至少会使专业能力得到提高。遗憾的是，尤其是在过去的25年里，拉丁民族将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布吕尔、古朗士、泰纳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曾提出了意见，可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造成了令人惋惜的结果。我曾在以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教育者变成了社会的对立者，使他们成为了强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徒。
这种教育制度可能十分适合拉丁民族的特征，它的主要危险源于错误的心理学基本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智力是通过熟记教科书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的强化许多手册里的内容。从上小学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在缺乏个人主动性的情况下只知道背书，他们的判断力和主见就这样被消磨殆尽。对他们而言，教育就是背书和听话。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尔斯·西蒙（JulesSimon）写道：“熟记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流利的复述并出色的模仿，这就是上课，一种荒唐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个步骤都是一项默认的信仰行为，即对老师绝对的信任。这种教育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让学生自我轻视、失去主见。”
如果教育真的一无是处，我们还可以对不幸的孩子们表示同情，他们虽然在学校里学到的不是任何有用的知识，但是毕竟学会了一些有关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有关动物分类的知识。然而这种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危害比这要大得多。它使接受教育的人强烈的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极度希望摆脱这种状态，工人不再想当工人、农民不再想当农民、地位最卑微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后代和他们一样继续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铁饭碗。
法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为了使学生更好的生活，而只是为他们从事公职做好准备。在这种职业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自我定位或表现出个人的主动性。
这种教育制度在社会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各自的命运感到不满并随时准备起来反抗；在社会顶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愚蠢的资产阶级，他们多疑而轻信；他们将国家视为天道并抱有极端信任，又总是不忘对它表示敌意。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可是离开政府力量的干预又总是会一事无成。
国家利用课本制造出一批有文凭的人，然而它能用到的人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于是不得不让大多数人失业。由于国家只能把工作分给先来的人，于是剩下没有得到工作的人便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
在社会的金字塔里，从最卑微的职员到教授、高级行政长官，吹嘘炫耀文凭的庞大群体，正纷纷涌向政府的各个职位。商人要找一个帮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比登天还难，可是成千上万闲置在家的人却拼命的在谋求最低级的政府职员位置。仅塞纳一省，就有2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不屑做农民或工人，只想在政府里谋求一官半职。
被选中的人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就必然会让多数人不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随时准备参加改革，无论由谁领导，无论目标是什么。因此，掌握无用的知识成为了他们反抗政府的直接因素。
显然，亡羊补牢为时晚矣。只有经验这位人类最重要的老师，会煞费苦心的为我们指出错误，并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教育之路：用实业教育代替可恶的课本和可悲的考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年轻人重返田间劳作、重回工厂上班，重新开始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所有开明人士强调的职业教育，正是我们祖先曾受的教育。今天，在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主动的创新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控制世界的国家中，这种教育仍然十分盛行。伟大的思想家泰恩在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过去的教育制度与现在英、美两国的教育制度十分相似；同时，他在比较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时，清楚得指出了这两种制度带来的影响。稍后我将引用其中某些重要的段落。
必要时，人们仍会继续接受传统教育的所有弊端，尽管这种教育只会使人产生不满并且无法适应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大量获取表面知识、准确无误的复述课本确实可以提高智力水平。然而它真的能提高能力吗？当然不会！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经验、主动性和性格，这些是不能从课本中获得的。书籍就像字典，可以用来查阅，但是把它们大量的存储于脑中却毫无用处。
职业教育如何通过传统教育无法企及的方式使智力得到提高呢？泰恩对此做了精彩的说明：
观念只有在自然、正常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所以培养观念需要受到无数感官印象的刺激，这些感官印象来自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而且需要人们亲眼目睹各种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和操作过程，与顾客、工人和劳动者在一起，无论他们干的是好是坏，是赚是赔。这样我们才会对来自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的各种细节产生细微的感知能力。
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这些认识后，会慢慢的分析形成条理，并迟早会受到某些暗示，使其对这些认知进行新的组合、简化、整合、改良或是发明。
法国年轻人正是在最佳的学习期被剥夺了一切与外界接触的宝贵机会以及学习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他们有七八年的时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途径和机会，而这些体验能让他们敏锐而准确的了解各种人和事，以及与他们打交道的不同方式。……至少有90%的人将数年的时间和努力付诸东流，这正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甚至十分关键的黄金年华。
其中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在考试中惨遭淘汰，另一半或接近三分之二的优胜者，他们通过超负荷学习获得了学位、各种证书或毕业证。对这些优胜者的要求极为严苛，在规定的日子里，他们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组评委老师，在2小时内正确回答出评委提出的所有关于理科知识的提问，譬如人类发展史上所有知识的纲要。虽然，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这样做到了或是几乎做到了，但一个月以后他们却不再具备这种能力。
他们无法再次通过考试。他们脑中大量过于沉重的知识不断丢失，但却没有用新的知识填充。他们的思想活力开始衰退，促进成长的丰富才能逐渐干涸，这时一个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结婚过上安定的生活，陷入某种循环，并永无止境的重复下去；他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工作中，尽职尽力，仅此而已。他们最终成为了平庸之辈，当然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89年以前，法国与英美一样采用了相反的办法，得到的结果一样甚至更好。
此后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指出了我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教育制度的差别。他们不像我们拥有无数专门的教育机构。他们的教育不是死读书，而是以实物教学为主。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工厂训练出来的，而不是学校。这种方法使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其智力水平能够达到的界限。如果他能力有限，他可以当个工人或工头；如果他天资卓越，他可以成为工程师。与将个人前程寄托于19或20岁时那几个小时考试上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民主，对社会更有益。
在医院、矿山、工厂、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刚开始参加实践的年轻学生，一步步完成他们的学徒期，就像办公室里的律师助理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一样。在参加实践之前，他们也会有机会参加一般性的速成课程，因为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架，所以他们随时可以快速地将观察的结果存储进去；同时，他可以将空闲时学来的各种技能进行操练，以便协调他在日常中积累的经验。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学生才能相平衡，并且与他将来的任务和今后希望从事的工作需要必备的能力相符合。英美两国正是凭借这种教育制度，使年轻人能够迅速将自己的才能在岗位上尽情的发挥。如果条件具备，在25岁甚至更早，他们不仅能成为一名有用的工作者而且富有创业精神；他不仅是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件还是发动机。与这种制度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的人越来越像中国看齐——因此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有关拉丁民族教育制度越来越偏离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做出如下论断：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孩子们为了考试、学位、文凭和证书，在学校板凳上接受理论教育的时间显得过分漫长而沉重。
仅从这一点看，他们采用了十分糟糕的办法，即通过非自然、反社会的管理体制过分推迟了实践时间，实行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学习负担沉重，不考虑今后时代的发展，不考虑他们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状况，忽视年轻人即将投入生活的现实世界，忽视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必须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忽视了人类需要经历的种种挣扎，挣扎中他要学会保护自己，为了站稳脚跟他需要提前全副武装并意志坚强。
这种必不可少的准备和经验积累，这种强大的常识、勇气和意志力，是我们学校无法给予法国年轻人的。
此外，学校非但不能培养年轻人具备达到自己明确目标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实现目标的能力。因此，当年轻人步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后，经常会受到一连串痛苦失败的打击，给他们造成久久不能痊愈的伤痛，甚至失去生活的能力。这种考验既残酷又危险。他们在接受考验的过程中，精神和道德间的平衡遭到冲击，这种平衡可能一去不返，理想突然之间被彻底击破。这给他们造成的欺骗太大了，于是失望感也就愈加强烈。
我们现在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的主题？显然没有。因为，要了解和预知群体中正在酝酿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的方法，就必须了解为这些信念提供温床的因素。
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当前的教育模式向人们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前景将一片暗淡。群体思想是提高还是堕落，教育确实能够起到部分作用。因此必须指出现行教育制度是如何塑造这种思想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体是如何变成一群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听从空想主义者和雄辩家召唤的大军的。
如今产生这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落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