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在行事之前绝不可能做出任何计划。他们可以被前后完全矛盾的观点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到此刻刺激的影响。他们仿佛是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四处飞散后飘落地面。
在概括的阐述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更具体的研究这些特征。
我们应当注意到，冲动、暴躁、缺乏理性、判断力与批判精神、态度极端等群体特点，几乎在女性、野蛮人和儿童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体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我只是顺便提及，本书将不对此做论证。因为，这不仅对那些熟悉原始人类心理的人无多大意义，而且也很难使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信服。
下面我将逐一探讨出现在大多数群体中的不同特征。
冲动的奴隶
我们研究群体基本特征时曾表示，群体几乎只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换句话说，他的行为主要是受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中枢神经的支配。就这一点来说，群体与原始人类十分接近。就群体执行力而言，他们可以表现得近乎完美，但是这些行为也不是受大脑控制，而是由其所受刺激因素决定。所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因素都会对群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且群体的反应总是会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他们的言行。
群体是冲动的奴隶。与群体成员一样，独立个体同样会受到这种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告诉他不要冲动、这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们会及时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不被影响。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即是独立个体具备控制本能的能力，而群体缺乏这种能力。
根据群体受到刺激因素的不同，他们听从的冲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既可能是仁慈的或残暴的，也可能是英勇的或怯懦的。但是有一点不变，即这些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即使是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护意识都无法控制它。群体受到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并且总是屈从于刺激支配，因此他们极端善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群体能够在转瞬间由凶猛残暴变得英勇仁慈。群体既可以充当刽子手屠杀生灵，也可以如烈士般英勇就义。他们可以为了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
若想见证群体做出的种种壮举，我们不必重返英雄时代。因为他们在起义中同样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不久前，一位声名鹊起的将军轻易的赢得了上万人的支持，这些人为了他的事业甘愿赴汤蹈火。
因此，群体在行事之前绝不可能做出任何计划。他们可以被前后完全矛盾的观点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到此刻刺激的影响。他们仿佛是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四处飞散后飘落地面。下面我们将研究革命群体，并通过一些例子来证明群体态度的易变性。
群体的易变性使他们难以被控制，尤其是当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公共权力之后这种特性变得更加明显。当日常生活的各种必然规律不再具备潜在的调控力时，民主便不可能再维持。群体虽有各种狂乱的想法，却无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做出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
群体不仅冲动、善变，而且野蛮暴躁。他们从未想过有什么事情或者任何人可以阻止其欲望的实现。因为人数上的优势让他们觉得无所不能，所以他们根本不理解这种障碍。对群体成员而言，不可能的概念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本不存在。
独立个体清楚得知道，孤身一人时他是不可能向宫殿纵火或抢劫商店的，即使有了这样的念头他也能轻易摆脱。成为群体一员后，他会意识到群体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唤起他杀人、抢劫的念头并立即将其付诸行动。任何意料之外的障碍都会被他们狂暴的摧毁。人类机体确实可以产生这种激愤情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群体欲望受阻的正常状态正是这种激愤情绪。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对事物产生不同态度的不变原因，它一直影响着群体暴躁、冲动和善变的性情，就像一直影响着我们必须研究的民意一样。
所有群体都是暴躁、冲动的，但程度却大有不同。例如拉丁人与安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关这一点，最近的法国历史事件为其提供了十分生动的说明。25年前，据说一份有辱某位大使的电报被公布后，引爆众怒，立即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越南谅山一份有关无足轻重的失败战役电文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结果导致政府立即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苏丹喀土穆时遭遇了一场相当严重的失败，但在英国国内只引起了轻微的反响，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因此受到牵连而被革职。
任何地域的群体都有些女性特质，拉丁族群最为显著。凡是被他们深信不疑的人，命运都会发生极大改变。但是这样做无异于行走在悬崖边缘，有天注定会摔入深渊。
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
我们在给群体下定义时曾提到，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群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解释了群体态度为何能迅速的朝某个方向转变的原因。通常，群体总是在期待中关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尽管人们认为这点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经过相互传染后进入群体所有成员的大脑，接着群体态度趋于一致并很快成为既成事实。
当所有个体处于暗示作用的影响下时，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转变为行动，无论是纵火焚毁宫殿还是自我牺牲，他们都一样毫不犹豫。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不像独立个体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为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
因此，群体永远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挥。他们所表现出的所有强烈的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极端轻信的人所独有的。我们要牢记，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这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理解群体为什么会有编造并传播各种神话故事的能力了。
在群体中能够轻易传播神话的原因，不仅仅源于他们极端轻信的禀性，还是群体奇思妙想、过度歪曲的结果。受到群体关注的最简单的事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因为群体往往会通过形象思维将一连串前后毫无逻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如同我们有时因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出一连串的联想一样，群体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理性告诉我们这些联想是零散且不连贯的，而群体不仅无视这一点，还将扭曲的想象与真实相混淆。
群体很少对主客观的概念加以区分。他们把脑中出现的虚幻形象当作真实的，尽管这些假象常常与我们看到的事实之间仅有一丝微弱的联系。
由于群体成员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们歪曲所见事情的方式也应该不计其数、多种多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相互传染的作用下，群体歪曲事实的方式是一致的并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呈现相同形态。
群体成员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St.George）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应到它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这个人编造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这种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发生，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了真实性的所有特点，因为成千上万人目睹了这些现象。
要想反驳上述所言，无需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因素。因为自他们成为群体一员的那一刻起，有识之士便与无知之辈一样失去了观察力。
这一论点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们深信不疑，必须对大量历史史料进行研究，仅凭所写的几本著作，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
然而，我不希望让读者觉得这些结论是未经证实的。下面我要给读者举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无数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随机抽出来的。
下面这个例子极具典型意义，因为它是发生在受集体幻觉支配的群体身上的事实。该群体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即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博学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JulianFelix）曾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然提及过此例，此外，《科学杂志》也曾引用过。护卫舰“贝尔·波尔号”在公海巡航，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天气极好，阳光明媚，突然一个守卫发现了有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一齐朝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遇难者的木筏被几条显示遇难信号的船只牵引着。然而这只不过是集体幻觉。
舰队司令德斯弗斯（Desfosses）命令船员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士兵。快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在混乱的人群中，到处是伸着双手求救的人，而且还能隐约的听见人们发出的混杂不清的哀号。但是当他们到达目标时却发现，面前漂浮的不过是从附近海岸漂来的几根长着叶子的树枝。在真切的事实面前幻觉消失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上官员在期待中关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卫发现船只失事的信号这一暗示，通过相互传染被在场全体官兵接受。
当眼前发生的事实遭到歪曲，真实被无关的幻觉取代时，并不需要许多群体成员参与这一过程。一旦少数个体聚成群体他们会立刻呈现出在其专业之外群体的所有特征，即使他们一个个学富五车，其独立个体时所具有的观察力、批判精神也会立即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戴维（Davey）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十分恰当的阐释了这一现象，最近曾被《心理学年鉴》引用。
戴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起来，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Wallace）。戴维先生让观察家们检查完物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对物体做好印记后，当众演示了招魂术，即让刻在岩石上的神灵现形的过程，然后让他们写下观察记录。在随后的报告中，这群杰出的观察家一致认为这种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实现，而戴维先生表示他不过是用了点小把戏。
叙述这段事例的作者指出“在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不是神奇的骗术本身，而是外行旁观者极度缺乏说服力的报告。”他说：“很明显，这些旁观者都给出了有充分细节却无法证实的完全错误的描述，但如果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术解释。戴维的方法简单得让人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控制群体思想的能力，让群体相信他们看见了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个事例仍然是催眠者控制被催眠者的魔力。而且当这种魔力作用于那些思维逻辑较强或原先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时都可以发挥效力，那么，普通群体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受骗上当就不难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最初，五六个旁观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清楚地看到了那两个女孩。所有证词一模一样，不容法官再有疑虑，于是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本以为死了的孩子还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死的女孩并无多少相似之处。
就像之前提到的几个案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断言足以影响其他目击者的判断。
在这类事例中，暗示的起点通常是由个人模糊回忆引起的幻觉，当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后，就会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目击者不那么坚持自己的观点，除去所有与真实相似的地方，当他自认为辨认出的尸体呈现出某些让人联想到另一个人的特征时，如一道伤疤或是一些打扮上的细节，就会使他摇摆不定。当这种联想变得清晰具体时就会干扰他的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并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因此，目击者看到的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在他脑海中唤起的幻觉形象。
这就解释了近来被报纸重提的旧闻中，母亲为什么会认错孩子的尸体的现象。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准确的找出上述幻觉作用机制中的两种暗示。
那个男孩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弄错了。接着一系列无根据的辨认开始了。
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那个男孩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叫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到尸体旁，仔细检查了孩子的衣服和五官，突然她发现孩子的额头上有一道疤。她说：“肯定是我儿子，他是去年7月失踪的，他一定是被人拐走害死的。”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Chavandret）。她的妹夫也被传唤来了，而且他也确信：“那是小费利贝（Filibert）。”几个住在这条街的人都把这个在拉弗莱特发现的孩子认作是费利贝·夏凡德雷（FilibertChavandret），其中包括孩子的老师，他是根据孩子佩戴的奖章做出判断的。
然而，邻居们、她的妹夫、老师以及孩子的母亲都错了。6周后，这个孩子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是波尔多人，是遇害后被一伙人运到巴黎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误认常常发生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即最没有主见的人身上。他们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的证词在法庭上丝毫没有价值。尤其是孩子，决不能对他们的证词信以为真。地方长官总是习惯性的重复说孩子不会撒谎，哪怕他们只懂一点心理学常识也会知道，事实正和他们所说的相反，孩子们在不断地撒谎，虽然这种谎言是无心的，但它依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一个孩子的证词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掷硬币的方法来的更好。
让我们再次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观察的结果极有可能出错，多数时候只是个人幻觉，而且这种幻觉在传染过程中极容易影响同伴。无数事实证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体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