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艺术批评方式的产生，往往是人们对艺术本质的共同体认，是一定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积淀的产物。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们总是趋向把艺术作品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文艺鉴赏中，总是以把握艺术对象的整体生命为批评目的，在这种把握中常常又借助整体直观顿悟等方式对艺术对象进行审美品评、价值定向，直感、体验和主动的参与创造往往成为他们的批评工具或批评方式。这种有别于西方注重知性分析、注重逻辑演绎与推理的批评方式，使得中国古代的艺术批评与鉴赏更侧重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体认与建构。因之，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即鉴赏艺术的艺术。“品”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是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现象之网上的一个纽结，解开它，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批评观念与思维模式的认知和了解。笔者试图对作为一种批评现象的“品”作一番纵横方面的钩沉与梳理；对“品”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所包含的基本思维特征以及作为艺术批评的“品”之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作一番探求。从中大抵可以看出：作为艺术批评的“品”，堪称一种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艺术批评范式。
一、“品”作为一种批评现象
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在消长兴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绵延、回转、跌宕了数千年。“品”作为一种批评范式，不仅能在漫长的艺术史画卷中钩沉出其固有的逻辑演化轨迹，即便考察艺术批评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同样也能梳理出其共有的审美联系。因此，只有对“品”做纵横方面的立体把握，才可能较为公允地评骘这种批评现象。
一般认为，“品”作为批评概念的出现，兴于东汉后期，盛于魏晋，而其余波流响又荡及整个南北朝。如果不单把“品”看做一种狭义的文学批评，则最早的品评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季札观周乐，其实质就是“品”周乐。如品《周南》等曰“勤而不怨”，品《邯》等曰“忧而不困”，品《王》曰“思而不惧”，品《豳》曰“乐而不淫”等。历代文论家们的批评意识由于局限于从正统诗文理论角度来考察艺术现象，所以忽略了这一艺术批评史实。季札观乐是针对歌乐舞艺术而言的，在观乐过程中，不仅有听，有品味，还有评判。品评中不仅有情感的参与，如“美哉”“思深哉”“荡乎”“泱泱乎”等出自肺腑的赞叹，而且还有客观的评价，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弥而不逼”“远而不携”等。完全有理由说《左传》这一记载中就有最初的中国艺术批评活动的模式，只不过没有单独拈出一个“品”字而已。
东汉以降，品评活动最初迈在功利化道路上，其具体表现是人伦品鉴。它以儒家伦理为依据，以政治实用功利为目的，以人物德行操守和才能学识的高下为评判标准。随着政治上的“征辟”“察举”乃至“九品中正法”等选拔措施应运而生，臧否和品藻人物蔚成风气，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但这时的“品”尚未完成向艺术性鉴赏与批评的转换，尚未摆脱功利观念的束缚与笼罩，还潜藏着以“清议”相标榜的士大夫观风察世、攻讦朝政的暗流，因而缺乏作为艺术批评的自觉意识和独立品格而处于依附地位。魏晋以来，随着老庄思想的抬头，玄风逐渐兴起，对朝政的“清议”之风因现实的黑暗与恐怖而逐渐转为富于思辨色彩的远离现实之岸的“清谈”之风。对人物的品藻也由人伦品鉴或善恶价值评价逐渐转为对人物自身仪形、气度、风神及生命情调的品评。品评之风开始从政治、道德领域泛化到整个文化领域，而其焦点随后又集中在艺术领域。但这一转换阶段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还经历了对山水自然的品评和赏会。在世界多种文化系统中，也许难以再找出另外一种像中国这样人与自然有着异常亲和的关系的文化系统。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19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山水、自然成为中国艺术家精神得以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与家园。山水的空、灵、趣、媚最易诱发人的情感与想象，对山水的赏会也因之出现想象化、情感化等审美倾向。在赏会中，审美经验得到了积累，审美触觉得到了拓展。对自然、山水的品藻与赏会不仅启发了艺术家们从自然美中去寻找人格美的投影，也启发着批评家们将这种品藻方式嫁接到对艺术的品评中。汉魏六朝艺术批评的形象化、诗意化、美感化倾向，如果不到对自然、山水的品藻中去寻根溯源，只能是缺乏逻辑联系的三级跳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人和“文”的自觉时代。“文”的自觉促进了批评目光对艺术领域的关注。这时，对文学艺术的品评进一步摆脱人伦品鉴的影响，并开始与山水品赏相脱离，出现了讨论文学作品本身、探讨创作规律、研究创作主体心理机制以及主客体之间关系的专门论著，如《诗品》《文赋》《文心雕龙》等。品评活动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如品诗中，还体现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出现了画品、书品等。虽然人物品评的风气还影响着对文学艺术的品评，但新的品评活动已开始注意把人物的个性精神风貌同艺术的个性精神风貌联系起来，使得品评活动具有明显的审美倾向和独立的批评品格。它不但促成了魏晋六朝艺术批评的兴盛，而且基本确定了中国传统批评方式的审美化特色。“品”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经历了品藻人物——品赏山水——品评文学艺术的三个基本阶段；从对人物的品藻到品赏山水的会心适意，再到对艺术的审美品评，相应的也经历了体认人格美——自然美——艺术美三个基本过程。这种发展过程逻辑性地说明了中国审美意识的不断自觉与深化，而“品”这种批评活动正是这一深化过程的表征形式。
作为具有独立批评品格的艺术批评，“品”不仅表现在从其逻辑演化轨迹中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与深化，同时还体现在它将触角伸入到艺术的各个门类的批评活动中并获得了回响。《左传》中已记载有季札品乐。文学中品评诗歌的首推钟嵘《诗品》。《诗品》以纯艺术鉴赏态度三品论诗，置品级，辨流派，溯渊源，改变了传统的以史证诗、以意逆志、注重真善而忽视审美的批评方法，并把诗歌的韵味作为品评的标准，品评诗人达一百二十多位，开创了以审美鉴赏为中心的批评方法之先河。至唐代，司空图以二十四品论诗的风格，标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创立了独具风貌的诗歌风格美学。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之《诗评》中，也不乏见解独到之处。清代袁枚惜“司空表圣《诗品》”“只称妙境，未写苦心”，续诗品32首以传世。刘熙载《艺概》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被看做是集诗品、文品、赋品、词品、曲品、书品于一炉的品评大制。当今尚有中国大陆的二十四剧品与中国台湾的二十四品论小说各擅其美。仅文学领域里，品评之风就久倡不衰。绘画领域中，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李嗣真《续画品录》、宋代徐浩《画品》等画品著述名世。直到清代，姚最以《续画品》名世。黄钺则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二十四画品》，谓“涂抹余闲”而“专言林壑理趣”，列举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澹逸等二十四品例品评绘画的风格，虽然不乏仿袭司空图之处，但审美触觉之敏锐不比司空图逊色。书品则有梁庾肩吾《书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唐李嗣真《后书品》等很多著述传世，品及许多有名书家及其作品。唐代张怀瓘论书立神、妙、能三品，可能脱胎于钟嵘以三品论诗，品及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等数十人，内容可谓繁富。在他看来，“方类相袭，且或如彼，况书之臧否，情之爱恶，无偏乎？”（《法书要录》卷九《张怀瓘书断下》）对评书之道的不一致还有着深刻的体会与认识。到明代，随着戏曲的兴盛，戏曲批评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天成《曲品》以右“神、妙、能、具”四品作《旧传奇品》，又“僭分九等，开列左方”作《新传奇品》；卷上、卷下不仅品作者，也品作品，不仅品传奇，还品南剧和散曲，可以说是明代戏剧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另外，当时剧论家祁彪佳还有《远山堂剧品》和《远山堂曲品》传世。纵观以上这些品评著作的问世及品评活动的丰富多彩，“品”这种批评活动从最初的人物品藻已经多方位地移植到艺术各门类的批评当中。如果说品评活动的逻辑演进轨迹从纵向上体现了中国审美意识的自觉与深化，那么，这种多方位的移植则从横向上说明了中国审美意识的敏锐与高超。正是在这种历史嬗变和多方位移植的过程中，“品”逐渐获得了作为艺术批评的独立品格，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意蕴的批评范式。
二、“品”作为一种批评模式
批评模式的确立意味着批评活动的鉴赏心理机制和传达实践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精细化。“品”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固有的批评模式。虽然“品”不像西方文艺批评那样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不像西方文艺批评在操作程序上注重对类似“语境”“情境”“视角”“能指”“所指”“距离”“符码”等艺术元素、艺术结构、艺术功能、艺术系统作知性分析，但它作为颇富东方思维色彩的批评，本身自有其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