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鳅》中所写的人物大多是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怀着朴素的改善生活的理想离开了故土，他们刚刚来到城市时，是怀有“正派做人，认真做事”的朴素道德观念的，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力气去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无法维系自己的信念，只能一步一步地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然就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要改变自己就必然带来灵魂的挣扎和痛苦，这也是在《鲁班的子孙》中出现的黄志亮那样道德的守护者在《泥鳅》中不再作为一条叙述线索着力展开的原因，因为如黄志亮那样的人，在《泥鳅》所展开的生活中是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的。《泥鳅》中的国瑞是首先需要我们分析的一个人物。国瑞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是有着“重义轻利”的道德人格力量的，当他想开一个“发仔发屋”时，他的经营方针是“要做成一个真正的发屋，正正派派做生意，他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清楚目前这个行业的不洁，很大程度上涉足了色情业或准色情业”，他开的发屋内绝不允许小姐们去做这种事。他对“女性”的态度也体现出他的道德感，他与未婚妻陶风始终没有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寇兰和他同居一床，他也抑制着自己的冲动不去做对不起人的事；当他在痛苦中去找“小姐”发泄情绪时，他发现侍候他的小姐是他心中想见的“小齐”，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逃之夭夭。后来他作为“玉姐”的“近仆”，与其发生性关系后，内心里面也是把两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两情相悦”的结果，而不认为是“买卖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纯朴的“乡下人”，却被一步步推入了“犯罪”的圈套里面，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乡村民间社会的道德力量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所体现出的某种悲剧性。国瑞在城里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生存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他内心里面依然保持着“重义轻利”的道德精神，但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已无法让他坚持下去。国瑞的未婚妻陶凤是试图在现时生活中保持道德化人格和精神尊严的一个女性，但是她的道德守护与精神坚持在和现实所提供给她的生存方式的尖锐冲突中，却导致了她的人生不幸。陶凤在从乡下到城里时，寄居在“表姨”家中，“表姨父”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龌龊的行为让陶凤无法在那里生存，独自到社会上闯荡，但每一次生存的挣扎都会被那些所谓的“体面人”淫邪的目光所笼罩，她似乎只有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们，才能换回自己起码的生存条件，在这里，“生存”与“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带来了陶凤灵魂的剧烈动荡，直至发疯。在这里，“主题原型”中所包含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训诫功能似乎失去了力量，这些具有“善行”的人物都未能有好的结果，而是有着悲剧性的悲凉，相反那些放弃了“道德底线”的乡村男女青年，混迹于喧嚣的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内心的不安，但终究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太阳山故事”和《鲁班的子孙》中对道德人格和非道德化物欲人格那样明晰的判断，在《泥鳅》中已难以再有，因为在“道德”面前横亘着一个跨不过去的沟坎——生存。像国瑞、陶凤这样的人不是死就是疯，而像吴姐、寇兰、小齐那样放弃道德底线的人才能生存，面对这样的现实，尤凤伟自然难以再像王润滋那样在惶惑、矛盾中执著地歌颂道德和良心的力量，但这不等于说尤凤伟内心就认同这样的现实，他在道德、良心怎样被毁灭的叙述过程中，仍然有着对“道德人格”的呼唤，并且追问着、批判着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只不过这种“道德精神”内化于作家的情感中，潜隐于作家叙述的过程中，构成了作品的精神性底色，正是这种精神使“太阳山故事”——《鲁班的子孙》——《泥鳅》之间建立了深层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尤凤伟小说中的“主题原型”为什么呈现形态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我们不妨把尤凤伟的《泥鳅》和其它相关作品联系起来讨论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