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拿破崙受职大将军，带领人马，向意大利进发，真是势如破竹，杀得意大利片甲不回，从此不敢拿正眼觑他一觑。二年之内，又把把守意大利的奥兵击退，奥国有许多属地在意大利界内，却一例为拿破崙执管。那时罗马教皇的权力最重，据有城池，拿破崙趁着百战百胜之时，就掉转脸来，与他打仗，罗马教皇一败涂地。拿破崙攻破了他的城池，只见府库中珠玉辉煌，金银灿烂，还有许多珍宝，什么琥珀玛瑙犀角象牙，一古脑儿把他载之后车，送回本国。又带兵侵犯意大利北半部，所有意大利属国，一律刬平。拿破崙乘马而过，见各处城池上面，高揭法兰西旗帜，龙蛇飞舞，不觉掀髯笑曰：“孤始愿不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遂命撤队趱赴巴黎。一路之上，灯烛香花，连绵不绝。等到将及巴黎城下，百姓们蜂屯蚁集，如雾如烟，唤弟呼兄，扶妻携子，一个个躬身迎接，拿破崙那年刚刚二十九岁，正在青年，一部浓须，根根疏朗，顶盔贯甲，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众人尊为欧洲第一大将军。《泰西历史演义》，《绣像小说》，第1号（1903年6月），页2a—2b。
年轻时代的拿破仑长得颇英俊，不蓄须参ProctorPattersonJones，ed.，Napoleon：AnIntimateAccountoftheYearsofSupremacy：18001814（SanFrancisco：ProctorJonesPublishingCompany，1992）。该书收集了不少拿破仑画像，包括其年轻时代的。，这里说他“一部浓须”，的确显得可笑。不过这也难怪作者，1903年的中国人不容易见到拿破仑的模样，虽然在前一年的《新民丛报》上已经出现他的画像，洗红盦主还不能看到比他的小说迟两个月在《新小说》刊出的《拿破仑与普鲁士皇后会于的尔薛之图》——一个风流的拿破仑，更看不到次年出版的《万国通史续编》，其中一幅拿破仑头像，由铜版制作极其精细，看上去更年轻。
然而这一段小说叙述喧闹而令人兴奋。叙述是快速的，在译作中的历史细节都被剪掉，留下的是画面、动作与声音，像一组电影镜头，当拿破仑回到巴黎，镜头放慢，从一路上的百姓移到主人公的大胡子脸部。在这里，拿破仑的英雄形象从历史转译到小说，触发了大众想象，释放出新的能源。
拿破仑是天神，也是魔君。小说先是写他在叙利亚，“攻破了城池一座，砍瓜切菜，杀了四千余人”。后来写他虐待奥地利人“惨无人理，普国那些百姓，恨不得食拿破仑的肉，寝拿破仑的皮”。关键的是奥儿斯打之役，拿破仑和普鲁士军队遭遇：
在奥尔斯打，堵塞普兵的归路。普兵八万，见了拿破崙面，觉得毛骨悚然。拿破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当下切菜砍瓜，收拾得干干净净。《泰西历史演义》，第3号（1903年7月），页2b。
关于这一点，在麦肯齐原著中，仅说“普军八万人被俘”（eightythousandprisonersweretaken），没交代结果。《揽要》使之具体化，渲染成“普师八万人，或死或伤，或遁或降，无一生还”。小说显然受了“无一生还”的误导，但同李提摩太等不同的是，对洗红盦主来说，道德的考量在其次，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使他的叙述更有趣，更能耸动听闻，刺激感觉。其中“见了拿破崙面，觉得毛骨悚然”，是被图像化、诉诸视觉效果的显例。
小说也描写拿破仑神机妙算，智慧过人，然而跟既定的“性急”基调一致，表现的常常是他的急智，不是诸葛亮那种老谋深算，较戏剧性的是写到拿破仑行军埃及，千里沙漠，赤日悬中，士兵不堪其苦：
行了数百里，看见一个处所，松楸郁郁，竹柏森森，四面打了一个绝大的围墙，门前建了一块极长的碑碣。拿破崙滚鞍下马，剔去了苔藓，拂去了灰尘，仔细一观，是四千余年历代帝王的陵寝。原来埃及是非洲故国，自从开辟，不知换了几回朝代，那些戴冲天冠、穿赭黄袍的，都丛葬于此。拿破崙不觉心生一计，对着众兵士道：“尔等静听我言，此四千年古墓中，俱有神灵潜观默察，看尔等能否同心戮力。尔等不信，只看阴云冉冉，积雾沉沉，有些龙旗羽葆的威仪，凤辇鸾的形迹。”兵士们抬头仰望，一个个毛骨悚然，当下奋勇直前，杀得埃及见影而逃。《泰西历史演义》，第1号（1903年5月），页3a。
对于熟悉《三国演义》里曹操“望梅止渴”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会觉得这段情节所表现的拿破仑的狡猾颇为新鲜，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吸引。所谓“陵寝”和“碑碣”云，其实在麦肯齐原书里指的是Pyramids（金字塔），在《揽要》里虽然没有出现这个专有名词，却也解释说它“高即与山等，实为五洲古迹之冠”。《演义》在照搬“陵寝”和“碑碣”时，忽略了这些细节，否则异国情调还要浓些。更有趣的是，在麦氏原书中，拿破仑“提醒他的兵士们，四千年历史在埃及金字塔上注视他们的成就”。《揽要》把这句话改成第一人称直述式：“拿坡仑恐士心之涣也，号于军中：‘三军之士，敬听予言，此四千年之古墓，中有神灵，默观尔等之能戮力与否也。’众军闻之，勇气百倍。”在《演义》中，这一句话被敷演成一段情节。
《揽要》在将原著情节化、小说化方面，为《演义》提供了某些基础，而后者几乎完全由情节、对话和肢体语言构成。小说里还写到拿破仑与他的部下讨论军事，于是编造了策士般的人物，向拿氏献计。大概是作者觉得还应该尊重译作，不能胡乱编造历史人物，就用“智多星”之类的绰号来表示。
在小说再现中，知性的成分减弱，感性跑到了前台。拿破仑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小说使之传奇化，无论描写他的成功或失败，都极度夸张，多少含娱乐成分，可注意的是即使在前几回描写拿破仑节节胜利、不可一世时，小说里却出现不协的音响，如叙及拿破仑从埃及回国途中，遭到英国海上名将奈尔逊的袭击，小说中拿氏自杀的插曲为译本所无：
……一个大弹飞来，兵士们洞穿肠胃者，一百余人。拿破崙顿足槌胸，拔出了腰间所佩的雁翎宝刀，便要自刎，兵士们连忙劝住，都道：“胜败常事，将军何必罣怀，还是驾一小舟，高飞远走，再图报复，以谢战死者之灵。”《泰西历史演义》，第2号（1903年6月），页1a。
这里的英雄形象是大大打了折扣的，胆怯、轻生，他的兵士还比他坚强。读者会觉得可笑可鄙。其实整个小说里，这个英雄是被漫画化了的。与狭窄的道德评判相比，小说里的拿破仑反而互相矛盾，捉摸不定，就像漫画里的线条，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尤其在描写拿破仑由盛转衰时，那种反英雄的成分得到加强。如在第三回又被奈尔逊的水军打败，“拿破崙支援不住，便急急如丧家之狗，茫茫如漏网之鱼，顿时逃了个踪影全无”。在最后一回，写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讽刺和滑稽的成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身边心腹劝他向英国投降：
拿破崙吃惊道：“那不是成了他的砧上肉、釜中鱼么？”那人接着说道：“不妨不妨，我想英国度量宽宏，器局开展，决不至于如此。”拿破崙泪如雨下道：“这真正是楚霸王说的，‘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当下众文武齐声相劝道：“主公，俗语说得好，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目下你只得忍耐些罢，只待时来运转，祸降灾消，一顶天平冠，一件赭黄袍，人家夺的掉的么？”拿破崙方始止住悲声，一面写了一封恳恳切切的归顺文书，差人到英国兵船投递，一面回到宫内，与嫔妃们诀别，直哭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同上书，第6号（1903年8月），页1a。
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拿破仑传奇中最悲剧性的一幕，但读来丝毫没有悲情，只会觉得滑稽。最妙的是，不管小说作者有意无意，从拿氏口中重复楚霸王的临终悲叹，明确地说明这与其是历史，毋宁是小说。不用说拿破仑的性格本身套用了楚霸王的模式，而这一幕的动作和对白也落入传统戏剧的窠臼。
从《揽要》到《演义》，拿破仑在汉语世界里历经不同的阅读、诠释与书写空间，一再转世还阳，重新体验光荣和屈辱，大起大落之时，大约也万难料到被套上楚霸王面具，在通俗搞笑之际，他的“革命”业绩化为子虚乌有。从《揽要》到《演义》，在拿氏传奇的再生产过程中，它们之间出现有趣的互动，都着意渲染拿破仑的穷途末路，虽然手法各异。从深一层观察，各自凸显出读者的主体参与，无论李提摩太、蔡尔康还是洗红盦主，都有意无意地颠覆了拿氏传奇中的“革命”或历史“进化”的主题。李在《〈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中把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归纳为：“观其条目，千端万绪，而要其所谓大事者，无论近百年，即推而上至数千年亦不过教民、养民、新民、安民而已。”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562。丝毫无视原书所具的现代历史意识，由此却可理解何以《揽要》把revolution译成“叛乱”而不是“革命”。事实上在1903年革命思潮开始流行时，李、蔡撰文加以指斥：“比岁以来，恒见中国有数种报纸，屡举自由平等革命流血诸说，妄指为泰西新法之精义。”同上书，页420。他们所谓的“泰西新法之精义”理应根植于基督教义之中，与“自由平等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再就《演义》而言，表面上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但实际上它的拿破仑形象却远离梁启超的“英雄”标准。作者洗红盦主即使与改良派同道，但对他的拿氏形象塑造起制约作用的，不光是与小说杂志密切关联的读者大众及商业操作，小说文类本身即为一重要机制，背后储存着通俗文学的丰厚资源，楚霸王即是一种熟见的套路。换言之，刊登《演义》的《绣像小说》与《清议报》一样，在性质上前者通俗，后者精英，作为话语生产的“场域”受不同的印刷文化及其机制的制约，两者在思想上自然走不到一块去。
六、小结：拿破仑与“小说中国”现代性
按照伊安·瓦特（Ian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RiseoftheNovel）一书中的说法，在18世纪欧洲形成的“小说”（thenovel）在形式上有别于以前“演义”（theromance），特征之一是小说主角多为市井细民，甚至恶棍无赖。这颇类似中国小说传统中的绿林好汉、才子佳人。因此梁启超提倡把华盛顿、拿破仑作为“新小说”的“主人翁”，显然不合现代小说的逻辑，但这一小说主体的诉求，成为后来新文学展开的动力，且不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
对于“小说界革命”，拿破仑这一指符也意味深长。梁启超提倡将拿破仑和华盛顿作为小说英雄人物，意在重构民族精神，并呼唤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然而《泰西历史演义》中拿破仑与楚霸王纠缠不休，不啻是一个现代性反讽——“传统”从后门跑了进来，而其中“反英雄”的因素对拿破仑形象的文学表现来说，不是一个吉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是小说，就不可能老是一本正经，对伟人也如此。就在《新小说》第一号上，有一则笔记，讲的是某读者错误理解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关于法国罗兰夫人的文章，把拿破仑与梅特涅说成是同母兄弟。学生某：《拿破仑与梅特涅同母》，《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页2。这则笑话讽刺了那种阅读时囫囵吞枣的现象，但从误解伟人或扭曲历史这一点来说，却不无寓意地说明了小说的特性。
如本文所粗略勾画的，拿破仑事迹从历史文本到小说文本的演变，是一个文化旅行与翻译过程，通过报刊杂志传媒的再现和传播而得到一种想象中国的重构，遂形成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现象。拿破仑传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反映了文化心理的转移与价值的重构，更说明大众的文学与文化想象，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不仅是小说，拿破仑进入大众传媒，如戏剧、图画等，成为大众想象的源泉，被通俗化。尽管这一大众想象为“小说界革命”所笼罩，局限在梁启超所向往的“英雄”模铸里，但由于拿破仑指符已含有不同思想潮流的微妙冲突，在小说虚构中体现不同的思想和感情倾向。而且不可避免的，小说再现不受历史或事实的约束，却更受到大众欲望和“形象思维”的操纵，由此所产生“英雄”的反讽或颠覆，实即意味着“小说界革命”的主体的危机。
至20世纪20年代之后，拿破仑失去了神秘，使之扮演角色的民族狂想的舞台也不复存在，有关他的历史被纳入业经完成的现代知识体系，仅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如果说拿破仑是一个“现代性”指符，其所伴随的价值系统从19世纪中叶就介入中国的叙事，尤其至戊戌期间，这一指符更显露其现代性“真面目”，在中土终于酿成思想革命的旋风。从这一意义上说，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热衷西学，绝不限于少数先进之士在理论方面的介绍。这就有必要将视点不光集中在思想观念的层面，而转向有关声光化电、历史人物乃至生活习俗的兴趣和接受方面，其所累积的丰富的文本的矿源，蕴藏着晚清思想和文化的脉络。
由“小说界革命”所掀起的小说创作和大众传播的热潮里，拿破仑传奇还有好戏在后头。在民国初年的小说中，出现又一波对拿破仑的兴趣，更与梁氏的初衷相反，拿破仑这一“英雄”被重新塑造，成为难过美人关的“情种”，甚或成为戴绿帽子的“龟雄”。这一课题涉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趣问题，只能留待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