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礡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以拿破仑旷世之才，气吞地球八九于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壮图，泡灭如梦，亦惟反抗此主义之故。《清议报》，第95号（1901年10月）。
在梁氏笔下，拿破仑一下子由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动力”变为“反抗”“民族主义”的反派角色，这固然暴露出他自身的思想矛盾，但无论是使拿氏认同于“法国大革命”或对抗“民族主义”，都说明他接受了进化史观，而脱离了传教士的思想影响，结果却陷入某种“革命”的困境。众所周知，初至日本时，梁氏接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且大肆鼓吹“破坏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对“革命”仍具戒心，因此提倡“宗教革命”、“诗界革命”等，试图给“革命”套上和平的外衣，从话语内部转换“汤武革命”的暴力语码，借此实现其改革之理想。但这么做并未能取代传统的“革命”记忆，而恰恰在鼓吹拿破仑的英雄传奇时，也把“法国大革命”誉为历史进化的雄辩证据，就无异为革命派义务输送了弹药。
在19、20世纪之交，《清议报》为拿破仑传奇的中国之旅提供了一个跨文化舞台，通过日本文献的转译，改良派接受并建构了一个“革命”的拿翁，其英雄形象更富戏剧性，折射出新的国族想象，混合着历史进化的革命图景和帝国中兴的狂想。“拿破仑”更似一个语言符号，在不同的境遇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又在不断开展的阅读空间中衍生出新的意义。梁启超在对华盛顿、拿破仑、卢梭等不同英雄角色作“难易高下”的考量时，也为他们在中国舞台上的表演作形象设计。1902年初，继《清议报》之后，梁氏创办《新民丛报》，从第一号起连载其《新民说》，标志着他的启蒙论述进入新阶段，且继续推崇拿破仑的“进取冒险”精神，作为“新民”的必具品格。第一号也刊出拿破仑的大幅画像，可说是启风气之先，拜日本先进照相印刷术之赐，当时的国内杂志图片还处于石印制版的阶段。这意味着拿氏的表现被诉诸新的方式。事实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新民”方案，“小说界革命”也即将出台，而在“新小说”中拿氏更被赋予一种英雄角色，作为“新民”的楷模。
四、“小说界革命”：拿破仑与“新民”
如果说，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意味着晚清文学革命的发轫，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在帝制中国，诗代表汉语与士阶级的至尊地位，所以梁氏在疾呼“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时，固然是借“诗运”而占卜国运，旨在“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重铸诗运与国运，同时亦亟亟可危地诉诸中国精英分子的现代意识及其民族使命。但曾几何时，在1902年11月，他又揭橥“小说界革命”，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将负载国运的文学从诗转移到小说；确实，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宣称中，传统文类的秩序被倾覆，仿佛经历了一次“政变”。无论幸与不幸，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向来说，这一象征性的理论变动却是历史性的，意味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趋势无可逆转。
与梁氏在提倡“诗界革命”时相似，受制于政治危机意识的压迫，文学地位得到急遽提升，其实用功能却被加强；而在他的国族想象及其“新民”蓝图里，小说将扮演尤为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不难明白的是，虽然小说取代了诗，但创造文学的主体仍是精英的士人，梁氏的言说对象首先是原来的诗人们。此时对他们的大多数来说，已不难在理论上接受小说是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但像这样一刀切地要求他们趋骛于小说，所面对的情势多少有点尴尬。不光是他们一时还放不下身架，真要写起小说来，也难称当行本色，更何况什么是“新小说”？为什么“新民”要靠“新小说”？怎样通过“新小说”达到“新民”？梁氏这篇类似小说界革命的“宣言”正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在口气上与其是专断，勿宁说是热烈的、极修辞之能事的劝导。尽管如此，文章归文章，一个难掩的事实是：所谓藉小说而达到“群治”，展示出梁氏的政治想象，由此传达出噩梦似的预言：当小说戴上文学冠冕时，文本外的政治现实里，却活跃着酝酿暴力的群众，正移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命运依违振荡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而对“革命”及群众运动的迷恋终于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将中国退向狭隘的文化“区域主义”。这里借用列文森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从“五四”至“文化大革命”，在建设现代文化过程中，既有“五四”反偶像主义者热烈拥抱“世界主义”，当然指西欧的“启蒙”思潮而言。其流风余韵，甚至在50年代的大陆——以翻译莎士比亚等作品为例——仍未消歇。“文革”则意味着文化上某种传统的回归，其中“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几乎是同义语。参JosephR.Levenson，RevolutionandCosmopolitanism：TheWesternStageandtheChineseStage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从这一角度看，梁启超鼓吹以“群治”为中心的“小说界革命”，确乎不无远见。在具体历史境遇里，从义和团运动及接踵而至的庚子国耻以及正在风响云从的反清“革命”中，梁氏已意识到群众运动所赋予的暴力形式，并深具惊恐和戒心。可以说“小说”受命于国族危难之际，既是世纪初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的反映，也是梁氏既及时而又不无吊诡的回应。
“小说界革命”的基本目的是“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对此学者们曾作过大量研究。关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研究，仅略举主要者。C.T.Hsia，“YenFuandLiangCh’ich’aoasAdvocatesofNewFiction，”inAdeleAustinRickett，ed.，Chin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ConfuciustoLiangCh’ich’ao（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8），pp.221257；斋藤希史对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的日本思想文化脉络作了仔细梳理，见《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页289—320。对于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历史意义，赖芳伶作了较全面的评价：“它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唤起小说家提高国民的政冶认识，推动晚清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并引发小说理论的辩驳和建立，不论在质或量上，都上升到另一个新的阶段。”见《清末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1895—1911》，页61。另如黄锦珠认为“小说界革命”是一场“包罗广泛、内涵复杂的改革运动”，在理论、创作两方面体现了“革新”“精神”。见《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页123。不过，如果将“群治”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些考察，其形态与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说的民族政治“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有异曲同工之处。按照安氏的基本定义，所谓“民族”乃属“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民尽管同处一国之中，互不相识，但不妨害他们以想象维系同种同文的亲密关系，且在想象的空间里界定自身作为国民的个体的存在。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f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RevisedEdition（LondonandNewYork：Verso，1991），pp.56.当时梁启超高倡“民族主义”，借以抵抗国际间虎视中国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而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频频出现的“四万万同胞”一语，在某种程度上已蕴涵着这一共同体的想象。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在《说群自序》一文中说：“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卒而不涣。”《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6号（1897年5月）。这种理想的“合群”形态是根据欧美政体的模式而为中国设计的蓝本，本身含有乌托邦性质的想象成分，尽管梁氏并未拈出“想象”一词。
本来如儒文化的圣人“与民同乐”，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说法，中国也有类似的上古三代的政治想象。但梁启超所说的“合群之道”则落实到个人，君主亦是“同为一群中之一人”，则意味着“圣人之道”的失落；在那种“所以然之理”的背后，应当运作着现代的“社会契约”。梁氏认为，要实行这样的“群治”之道，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历来只有“独术”，而没有“群术”，“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民众缺乏“群”的观念，不知自己的“自由”之权，因此造成了“独夫”的专制。在提倡“新小说”以重造国民精神的同时，梁氏对中国传统小说大加鞭挞，斥之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水浒》和《红楼》被当作靶子，指斥它们“诲盗”、“诲淫”，其小说人物不是“江湖盗贼”，就是“才子佳人”，一无可取。这样强调小说的道德，似乎重蹈了“文以载道”的覆辙，但“群治之道”含有现代性转型，其间却具有质的区别。参本书《民族“想象”的魔力》一文。
因此英雄人物成为“新小说”或“新民”的核心问题。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说：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这里提出的“主人翁”涉及谁应当是“新小说”的英雄人物、谁应当是“小说界革命”的主体性问题，即《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中心议题。这一段话说明的是小说主人公的移情作用，而将华盛顿、拿破仑、释迦和孔子作为小说“主人翁”，具有样本的选择性，他们固然是梁氏心目中的英雄豪杰，也是一种比喻，为“新小说”表现英雄人物定下某种道德和政治的标尺。有趣的是，选择这四位英雄人物（其实他们代表了欧美中印文化，与今日提倡的“多元文化”颇有暗合之处欤？一笑），似非信手拈来，其中蕴涵着梁氏的英雄史观，这对于理解“新民”及“新小说”的特征至关重要。
当时的梁氏热狂地宣扬“英雄”、“豪杰”，大谈英雄史观，宣称“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饮冰室自由书·豪杰之公脑》，《清议报》，第32号（1899年12月）。。他又说：“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饮冰室自由书·英雄与时势》，《清议报》，第27号（1899年9月）。看来在梁氏的国族想象里，尽管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其间还是有“英雄”和随其“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梁氏看似褒扬法国革命及自由民权，但深入骨髓的却是传统的精英主义。
在梁启超的英雄史观里，拿破仑显然是主轴之一，在对拿氏定位时，也确定他自身的英雄角色。但有趣的是，拿氏并非他真正心仪的英雄。在《清议报》第一百号中，他发表《康南海先生传》，认为拿破仑属于“应时之人物”，卢梭属于“先时之人物”，前者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只要时机成熟，就不难出现；后者为“造时势之英雄”，即属于国民的精神导师，则百不得一。康有为当然属于“先时之人物”，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英雄。《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其实梁氏本人至日本后不久，就自觉地从政治实践转向思想论述，立志作“先时之人物”。在两年前提倡“诗界革命”时，他即以“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为己任，并作诗自述：“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汗漫录·壮别二十六首》，《清议报》，第36号（1900年2月）。即对于华盛顿、拿破仑都不那么在乎，而更向往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了，似乎确认了他自己重铸国魂的导师身份。
虽然梁启超自己并不认同拿破仑，却不妨碍他在《新民说》里继续推崇拿氏的“进取冒险”精神，为“新民”树立表率：
法国大革命后，风潮迅激，大陆震慑，举国不宁。时则有一小军队中一小将校，奋其功名心，征埃及，征义大利，席卷全欧，建大帝国。犹率四十万貔貅，临强俄，逐北千里，虽败而其气不挫，则法皇拿破仑其人也。《新民说五·论进取冒险》，《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
小说既与“新民”理论相表里，成为国族想象中的“群治”机制，因此当拿破仑被纳入国民启蒙的规划中，并进入大众想象和商品流通的领域，意味着他的中国之旅进入文学语言的丛林，更感性而具象，却充满不可预测之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