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曾宣读于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所举办之“明清小说戏曲国际研讨会”（2003年11月28—29日），后宣读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沙培德（PeterG.Zarrow）教授主持的“记忆与认同研究群”讨论会（2004年3月26日），与会之同道和《汉学研究》两位审稿学者提出珍贵之意见，在此一并谨志谢忱。
一、前言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想象里，拿破仑（BonapartNapoleon，1769—1821）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行文一律使用“拿破仑”这一译名，凡征引材料与此不同者，如“拿坡仑”等，均依原文。他的风流韵事受影戏、戏剧、小说、画报等传媒的眷宠，因此妇孺皆知。他武功盖世，称霸欧洲，对19世纪世界史走向影向至巨。他既能宏扬帝制，挽狂澜于既倒，又能代表现代民主、自由之价值，因此更投合受历史重创的中国人的心理需要，加之法国革命的英雄悲剧、帝国的辉煌复兴与花都巴黎的浪漫气质，更使国人情有独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想象，映射出未来中国的憧憬。不光梁启超（1873—1929）一再召唤拿氏英魂，民国伊始黄兴将袁世凯比作拿破仑，虽然结果闹了笑话，但中国人魂附拿氏，历史想象却鲜活无比。
事实上自1830年代拿翁事迹传入中国之后，某种意义上在传播一部西学。其英雄传奇的东土之旅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形成不可或缺，此间尚须寻木见林，烛幽洞天。但“拿破仑”作为语言指符和文学表述，与“革命”、“民主”、“科学”等关键词不尽相同，虽然在造成中国近代思想方面其意义和效能毫不见逊。或者说“拿破仑”本身是个关键词，然而是软性的，以形象、譬喻、情节等影响于感知的层面。随着其文本从历史到文学的深入传播，衍生出丰富复杂的含意，更像海登·怀特（HaydenWhite）所说的“话语辞格”（tropicsofdiscourse），难以定义，却赋形生动，羚羊挂角，意在象外。参HaydenWhite，“Introduction：Tropology，Discourse，andtheModesofHumanConsciousness，”inTropicsofDiscourse：EssaysinCulturalCriticism（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8），pp.125。参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顿·怀特与历史语艺论》，《新史学》，14卷3期（2003年9月），页81—121。在文化接受过程中，它常常套上传统的表述模式，例如楚霸王“英雄末路”的悲剧模式，在记忆银幕上演出新的活剧，雅俗文化各为之提供不同的版本。
本文以梁启超为契机透视拿破仑的中国传奇，而切入20世纪初思想和文学的交界转折处。当梁氏以如簧之舌鼓吹保皇“革命”时，也极力推颂拿破仑作为拯救帝国于危亡的英雄，其中依稀投射出光绪皇帝的影子。尽管梁氏已经皈依民主、进化的现代价值，帝国殖民的辉煌往昔仍残留在他的记忆中。这看上去似乎荒诞，但拿破仑作为法国革命之子而恢复帝制，再造光荣的历史，这一形象广为中国人所崇拜，却是其英雄传奇自19世纪以来不断传播的结果。
梁启超在1902年提倡“小说界革命”时，一方面鼓吹“新小说”应当表现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人物，借此重铸民族之魂；另一方面极力抨击《水浒传》、《红楼梦》中的“绿林豪杰”、“才子佳人”，把整个旧小说斥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小说界革命”旨在改造文学传统，涉及民族主体及文学现代性问题，对于新文学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遂使20世纪“小说中国”展开奥德赛史诗之旅，儿女英雄上演一幕幕可歌可泣之活剧。然而，不无反讽的是，这却使拿翁的英雄传奇发生有意味的转折，即一旦诉诸小说，把拿破仑交付受大众欲望支配的文学想象，结果就难以一厢情愿，如本文所示，发生在“小说界革命”中的拿破仑插曲，对于理解救国理想与大众欲望、小说传统与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吊诡关系，或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二、《泰西新史揽要》：拿破仑东渐及其变形
早在1837年，在传教士郭实猎（KarlGützlaff，1803—1851）主办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WesternMonthlyMagazine）上，即出现介绍拿破仑的传略。此后通过大量的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或使外游记或日记，拿翁事迹在中土不断传播，使国人大为倾倒的是他的用兵如神，叱咤一世，以盖世武功称霸欧洲，如徐继畬（1795—1873）《瀛环志略》（1849）说拿氏“战胜攻取，所向无敌，诸国畏之如虎”。徐继畬：《瀛环志略》（棪云楼刊本，1873），卷7，叶2b—3a；（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页203—204。容闳（YungWing，1828—1912）在他的《西学东渐记》里叙到他在1847年初出国门时，赴美途中经过拿破仑最后流放的圣海伦纳岛，于是“予等咸往登临，抚今吊古，怅触余怀”。他在拿氏坟上折了一条柳枝，携至美国，后来把它种植在纽约省某校，居然“长成茂树，垂条万缕”。容闳：《西学东渐记》，载于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51。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是回忆录，其英文本出版于1909年，中译本见世于1915年。活跃在这种崇仰情愫中的拿氏，已带有传奇色彩。同样吸引中国人的是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奢张的性格。王韬（1828—1897）在《漫游随录》中记载了他在1867年游历法国，巴黎的繁华使他震惊：“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游观之处，无论是剧场酒楼，街道商铺，从光怪陆离的幻灯影戏到罗浮宫里临摹名画的少女，都使他心醉，倾倒之情溢于言表。王韬：《漫游随录》，载于钟叔和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页85—86。
到1890年代，拿翁传奇明显切入中国政治生活。此时出现了几种新的有关世界史的著作，有西方传教士编译的，也有从日本引进的，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值得提及的是王韬的《法国志略》，乃根据日本冈千仞（1832—1913）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1839—1905）的《万国史记》等书编译而成。书中系统介绍了近代法国政治体制，渗透了他对“民主”思想的憧憬。对于拿破仑，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生平及其政治军事的业绩，出现了几个前所未有的特征。首先叙其家世，凸显的是他的平民性，说他“少时即英迈不群，峥嵘露头角”，举了好几个拿氏儿提时代的趣闻逸事。其次叙及王政倾覆的“恐怖之世”时，侧重了拿破仑站在革命一边，“与诸论共和者议改革方法，主张自由之说”。这就突破了国人局限于“武功”的认识。另外介绍了拿氏的容貌和性格。王韬此时的评语渗入了主观感性的认同，无疑更为深入和生动：
余尝读法史而叹拿破仑崛起于卒伍中，数年之间，遂成帝业。其雄才大略与罗马帝儒略该撒相仿佛，固海外异人之一也。拿破仑天性沉默如不能言者。当其对众发辞，议论风生，四座惊慑，聪明果决，洞察未然，不惧危难，能任大事，有人主之量。躯干短小，而仪表凛然，双眸炯若岩下电，不可逼视。用兵如神，屡立武功，居然以帝号自娱，威名耀于寰宇，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使始终以功名显，岂不善哉！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上海：淞隐庐刊本，1890），卷6，页2a—2b。
由于对拿破仑兴衰始末的叙述卷入褒贬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纠葛，遂使其形象复杂化。本来在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中，对法国革命的叙述含有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法国革命被冠之以“革命”的尊称，肯定了“民主”、“自由”等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日人也称明治维新为“革命”；另一方面，明治维新是王政复兴，所以日人一般对“法国革命”持排斥态度。《万国史记》充分体现了这一吊诡，即在正面叙述法国1789年暴动时，称之为“大乱”，称巴黎市民为“叛党”，但“法国革命”一词却词意闪烁地出现在拿破仑失败及波旁皇朝复辟之后。王韬对这一段暴风骤雨的法国史同样爱恨交加。他一面谴责路易十六骄奢淫纵，践踏民意，一面骇叹：“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弒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王韬：《重订法国志略》（上海：淞隐庐刊本，1890），卷5，页33a—33b。因此王韬几乎照搬了《万国史记》有关“法国革命”的段落：
一千八百十五年十一月，联合诸邦既逐拿破仑，流之荒岛，遂会于法京巴黎斯，与法人议和。……法国自革命以来，全欧战斗二十余年，至是兵事始息，庶民得以目击升平，额手称庆。同上书，卷7，页1a—1b。
如这里所暗示的，拿破仑被视作法国革命的一部分，事实上，与“法国革命”一起，拿破仑这一指符的意义也变得模棱两可。照字面上看，经年不断的战争终于结束，法人松了口气，然而对拿破仑悲剧的同情亦与追怀革命、自由和辉煌往昔联结在一起。自从现代的“革命”话语转自日本引进中土之后，对20世纪中国不仅产生持续而决定的影响，且给意识结构的转换带来契机。参陈建华：《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世纪初“革命”、“かくめぃ”和“Revolution”的翻译过程》，《“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页1—22。
戊戌变法前后，随着改革呼声的高涨，作为观察比较西方近代史的结果，有关未来中国的国族想象，围绕着“民主”、“君主”、“君民共和”等数种国体模式而展开，其关键部分涉及对法国革命的反应和争论，这甚至延续到1905年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大论战。并非偶然的是，在这期间，一些世界史新译著，甚至直接有关法国史或拿破仑传记的，纷纷见世，对于改革潮流推波助澜。此时传教士积极参与了编撰和出版，如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和蔡尔康（1858—192？）的《泰西新史揽要》、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潘松的《法国新志》和李思（J.LambertRees）的《万国通史》等。来自日本方面的有高桥二郎《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等。一般来说，日人译著则表现了双重标准，即不像传教士甚至讳言“革命”，一面反对法国革命，一面抽象肯定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这也成为赞颂拿破仑的依据。而在传教士译著中，出于天主普世仁爱的立场，显然偏袒英国式的温和变革的政治模式，将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恐怖万状，而且对拿破仑亦多持否定态度，不光是他穷兵黩武，也因为他蔑视教会。
其中影响最巨的是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下简称《揽要》），且与本文课题直接有关，须略加分析。此书译自英国史家罗伯特·麦肯齐（Robert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部分章节先在《万国公报》上刊出，全书在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后，风行一时。由于书中叙述近世西欧诸国的革命或改革风潮及制度衍变，其中的现代历史意识对国内知识界发生震撼性影响，尤其对康、梁等维新人士起到启蒙教科书的作用。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1896）中认为此书“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页597—602。另参马军：《点校说明》，《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1—3。。有趣的是，从《十九世纪史》到《揽要》，拿翁已经历了一次翻译之旅，却被扭曲变形，说明翻译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旅程，其间充斥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调和。从后来它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乃至小说《泰西历史演义》的连续影响来看，拿破仑的“英雄”传奇由西至东、由雅至俗，其形象演变颇有一波三折的意味。
《十九世纪史》是一部综述性的历史著作。书中将19世纪的欧洲作为当时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并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称霸为枢纽，展示了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的变革。麦肯齐通过含有道德和情感倾向的修辞和叙述，对法国革命的惨酷不仁及拿破仑的专事征伐颇有微词，但同时也处处维护“革命”的正义性及其所伴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在他的笔下，拿破仑成为这些价值的体现者，而“革命”则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动力。在“革命”被描绘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运动时，此书灌输了流行于欧洲19世纪末期的“进化”史观。
《揽要》最初在1894年《万国公报》上以“欧洲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开始连载。但从3月至9月，仅仅刊出有关英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章节，从原书中间抽出。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欧洲近百年来大事记》，《万国公报》，第61—68号（1894年3—9月）。这体现了李提摩太的政治倾向，从刊出章节的小标题“郅隆之治”来看，他对英国式体制的褒扬溢于言表，也正是他对此书情有独钟所在。次年，全书译出并由广学会出版。原书分10章，译本分为24卷，颇可注意的是书中叙及法国革命之处，将revolution译为“大乱”或“民叛”，而不译为“革命”。如《十九世纪史》记载了在1879年7月14日晚上，法皇路易十六听说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与其侍臣之间那一段著名的对话：
ButinthemiddleofthenightacourtierenteredthekingschamberandtoldhimthatPariswasinarmsandtheBastilletaken.Thedismayedmonarchsatlonginsilence.“Why，thisisarevolt！”hesaidatlength.“Sire，”repliedthecourtier，“itisarevolution！”RobertMackenzie，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London：ThomasNelsonandSons，1893，14thedition），p.21.（可是至半夜，一个朝臣进入国王的内室，告诉他巴黎已经全民皆兵，巴士底狱已被攻陷。国王愁苦莫名，久坐着，一言不发。他终于说道：“怎么，这是造反！”“陛下”，朝臣回答，“这是革命！”）
《揽要》中译为：
至夜，谍报百姓尽挟兵刃，巴士的狱已破，王始悚然，而无言可答。既而问曰：“我民竟尽反乎？”某官侍侧，对曰：“民叛事小，恐非民叛，直欲为国家整顿，事正大也。”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泰西新史揽要》（上海：美华书馆，1895），卷1，页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