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梁启超来说，把“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世界人”心态仿佛昙花一现。几乎在三年之后提出“小说界革命”时，与《夏威夷游记》里的“诗界革命”的宣言相对照，显示另一种历史性变化。他不再那么乐观地、一厢情愿地要求文学表现西方的抽象理念，也不再那么关注文学的形式问题，如他把“古风格”作为“诗界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他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时，文学的基本目标是政治的、民族的，已经和“群治”这一更具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规划相联系。也就是说，这时，梁的视角又从“世界人”回到“国人”，但这不再是单纯地朝世界瞭望，在世界地图上寻找自己的立足点；这是一种想象的然而是辩证的视角，中国已经成为进化的历史之镜中的一个被设计的具象。
梁启超的美洲之行意味着他的空间好奇心的终结。美国这个他原先满抱企望的“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使他失望。在对“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的认识加深的同时，他调整了他的民族的立场，也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他对现代和传统的立场。这些变化体现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写作上。最明显的他不再鼓吹代表开辟诗界新大陆的“诗王”，实即他所崇拜的殖民英雄——哥仑布和玛赛郎；这时他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华盛顿、拿破仑，还加上释迦和孔子。当他希望通过小说的表现，使读者“化身”为这些中外伟人时，他对国民灵魂的楷模已经设计了某种文化保守的折衷方案。同样《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写作风格在使用独特的修辞时，最有创意的或许是运用佛家语汇诠释小说之所以支配人心的四种力——熏、浸、刺、提。不像他别的文章搬用了日本人的西学译名，也很少套用日本人的小说理论。这一“独创”之处已由斋藤希史提及。见《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页305。
“小说界革命”的提出看似一种偶发的事件，如果没有庚子事变以来国势变得危如悬发，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成为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也许没有必要把小说提升到如此绝对的高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梁启超在号召“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之前，已经在提倡并翻译“政治小说”，如果他当时还没有文学“革命”的念头，那么他既然提出了诗界和文界革命，完全可以补之以“小说界革命”，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没这么做。
“小说界革命”之所以被推迟，可以推测各种主客观原因。表面上，从文类的角度看，梁启超先是提倡“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称之为文学的“最上乘”，似乎意味着对传统文类等级的不无诡谲的服从和反抗。但这里我们须提防可能形成的误解：似乎他从某种传统的轻视小说的观念或教条出发。事实上，即使隐含着传统偏见，却经由一种新的思路，通过一系列新概念的仲介。这是在现代境遇中展开的方式，在文学和政治、理论和实践等交相错综的关系中，梁启超在探寻、铸塑新的语言、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达到小说是文学最上乘的结论。
须注意的是，对梁氏来说，开展“小说界革命”须具有实践的意义，于是产生一系列问题：谁来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这些不光涉及理论问题，也涉及具体的技术性，比方说语言问题，其间存在不小的空白需要填充。与其他改良派同道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付诸实践。在190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新中国未来记》时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那得回到戊戌新政之际，他和谭嗣同（1865—1898）、夏曾佑（1861—1924）等人实验光怪陆离的“新诗”，诗中杂用“佛、孔、耶三教”的“经典语”。另外他在《时务报》上发表“新文体”的文章，惊骇一时，被视作“野狐禅”。应当说，那时梁已萌生改良小说之念，但“小说界革命”之所以难产，比较起来，既然一向浸润于诗文，那么提倡“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仿佛囊中取物，而对于小说，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缺乏基础。后来，当他提倡的“诗界革命”在《清议报》的诗文栏里蓬勃开展时，也另辟专栏，连续发表他自己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他自己承认，用俗语转译日语小说，每小时仅能译千字，如果用文言，则能译二千五百字。尽管他自己的小说难产，正是这种实践精神在背后推动，事实上后来《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正式宣称“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开了风气的，的确是他的亲事实践。
主要的症结是心理上的，反映了梁对小说本质的某种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或某种戒心。梁似乎意识到，“小说为国民之魂”的观念来自于西方，要套到中国环境里，得有一番调整。既是民族启蒙的工具，影响力远远超过诗文，因此在进行“小说界革命”之前，不仅应当确定他的具体政治目标和社会改造方案，也应当确定小说与再造“国民之魂”的关系。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准备一个全新的基础，一套全新的典律，不然的话，如果“小说界革命”重蹈旧小说覆辙，仍然会毒害“国民之魂”，效果适得其反。梁对小说的这种谨慎态度，在义和团事件之后显得更为突出。这期间康有为（1858—1927）也发挥其“教主”角色，听说丘炜萲（1874—1941）要写政治小说，就极力鼓动，并提到“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对梁启超未能如愿写成小说表示惋惜。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康南海先生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页35—37。这“灵药”的比喻生动地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改良派对小说的期盼愈加迫切了。
正因为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学话语，在中国传统里，它一向属于“小道”，根植于民间，有其自身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和艺术形式。梁启超对此是一喜一惧，喜的是小说具有转移人心的伟力，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更以“熏”、“浸”、“刺”、“提”等语加以形容发挥；惧的是中国小说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唇齿相依，已经陷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之境，沦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梁氏所谓的“新小说”，已被赋予某种文学的现代性，意味着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改造。
三、“小说”与“革命”终成眷属
黄锦珠在《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一书中提到，“‘小说界革命’一词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内提出以后，很少再被沿用或讨论，即使梁启超本人也几乎未再提起”。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页123。有趣的是，不光这“小说界革命”出现在梁氏这篇论文的最后，好似一个尾巴，其时“革命”话语在梁氏那里也几成强弩之末。这里我想进一步从“小说”和“革命”两词词义现代转换的内在逻辑来说明“小说界革命”被推迟的原因。“小说界革命”在今天的理解，意谓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自身的变革，这“革命”的用法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一样，这不足为奇。但在梁启超时代，情况大不一样。这两个词在中国本土各有长长的历史，都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相浮沉。一般来说，“革命”与至尊的皇冕帝号相关，“小说”属于不齿于士夫的“小道”，因此它们的现代结合——由于雅、俗的文类分野所决定——不像“诗界革命”或“文界革命”那么较少困难。因此“小说”和“革命”之间的联姻，各自必须经历一番脱胎换骨，一种意义的裂变，才能在新的价值基础上成其好事。梁氏作为它们的仲介，之所以显得犹豫，除了别的原因，一方面出于具体策略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一时难以排除它们所负荷的阴暗的历史记忆。
“革命”在传统中国一向属政治话语，根据儒家经典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基本上指的是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梁氏最初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这“革命”从日本的翻译语借来，源自英语revolution，意为广义的变革，不光指政治上，也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当时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已在国内蔓延，人们所理解的只是那个传统意义的暴力“革命”。因此像“诗界革命”这样的口号在它的“革命”新义被理解和接受之前，很可能被旧的“革命”吃掉，在旧的机体里转换成暴力革命的激素。事实上梁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一再鼓吹“诗界革命”，不少诗作在表达反清的愤怒情绪时，已经和激进革命的思潮相汇合。
但是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黄遵宪（1848—1905）等，对梁启超这样使用“革命”的反应是冷淡或忧虑。如严复（1853—1921）忿然反诘道：“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因为梁文批评了他的翻译文体“太务渊雅”，不便于“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严复又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7号（1902年5月）。这里的焦点是文体和语言，反映了两人在启蒙民智方面的不同取向，背后是政治分歧。严复此时更趋保守，正如他在翻译上坚持用“战国汉唐”文体来过滤西方思想，他在传统的政治“革命”的语境中理解并指斥“文界革命”。在他的眼里，梁氏如此滥用“革命”，简直是投机、冒险，向“革命党”献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此时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严复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的确，他是近代最早肯定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如果说，他当初已经对“浅学之人”受“说部之毒”深怀警惕，那么这时他更反对用“近俗之辞”作为启蒙民智的手段，则意味着他对小说持一种根本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小说界革命”这一口号不啻表现为彻底的荒唐和无知。
作为新旧思想日日交战于胸中的梁启超，不会不意识到，在“小说”和“革命”还没有重新界定之前，把这两者拉郎配，是一种“危险的联姻”（adangerousliaison）。和“诗界革命”或“文界革命”不同的是，在“小说”和“革命”之间，有一个特殊联结点，即群众。梁把小说比作“空气”和“菽栗”，中国人“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小说对大众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属于高雅的诗文所能比拟。至于传统的“革命”话语，根据历来儒者的诠释，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民心向背是“天命”的召示，也是“汤武革命”法定化的依据。这个群众问题从一开始就使改良派感到困惑，在理论上抽象肯定和实际上恐惧之间游移不定。尤其是随着反清思潮的急速高涨，群众之于“革命党”如鱼得水，却更使改良派陷入窘境。终于，使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解决的是梁启超。他迅速发展出一套理想的以君主立宪为前提的“群治”和“新民”的理论。所谓“新民”也是他设计的体现资产阶级公民为蓝本的“国民之魂”——一个自觉的、爱国的、有公德、有学养、有进取心的新民族。
主要是这个“新民”理论，给“小说”和“革命”注射了新的生命，使这两者终成眷属。在标举“群治”时，政治与文学交相错缠，既蕴涵令人沮丧的历史现实，亦带着未来乌托邦理想的投影；小说既是自为的“群治”之物，却必须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治”“群”之具。简言之，“新小说”的出台，已含有梁氏一番深谋远虑的考虑。绝非偶然的是，正是在发动“小说界革命”之后，在1902年12月发表的《释革》一文，针对他以往发表的暧昧的激进言论事实上已为反清运动提供了弹药的窘况，梁氏郑重声明他所宣传的“革命”，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指的是“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这“革命”是日人从英语revolution翻译过来的，与中国汤武式的易姓“革命”毫不相干，与政治暴力绝缘。《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也勾画出大致的轮廓，在未来国族想象的框架中勾画了理想的“国民”形态。与这些理论阐述相映照，“新小说”与“群治”的现代意义显得更为充分与显豁。
四、“群治”出台：以“新民”为国族想象主体
关于梁氏的“新民说”，史家间作了很多讨论。如果从“小说”的视窗来观察，或另有一番风景。如张灏指出，在“新民说”中，“群”的概念居核心位置，源自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信念。1902年梁氏“新民说”出炉时，“群”的含意发生转折，即疏离了康有为的“天下”群体的和谐理想，而在“国家”的范畴内界定个人与群体的理想秩序。HaoChang，LiangCh’ich’aoandIntellectualTraditionin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pp.150155.另见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页74—75。或如狭间直树认为，“梁启超所说的国家，国与民被严整地合到了一起，而且作为有机体承担着各自的功能”。但这里我觉得更有启迪的是狭间把这一“新民”的国家看作一种“理念投影形态”。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页79。确实，梁氏的“新民说”也好，“群治”也好，都是特殊的理论话语形态，具有强烈的“想象”的特征。这里所谓“想象”，分两层意思。首先在“国家”范畴中展开的“群”的概念本身犹如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共同体”。
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一语点破民族意识建构于个人及群体有限的想象之上，及其作为某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制成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页4。尤其是报纸和小说通过资本主义印刷媒体的传播，更史无前例地唤醒读者的民族想象。在中国，民族认同以同种同文为基础，源远流长，且在历史上形成于同异族的冲突中。参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3卷4辑（2002年），页187—206。然而越来越具危机感从世界民族之林的情景中界定中国性，却是19世纪中叶之后的现代现象。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一书，对19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和观念的演变作了多角度的探讨。另一层意思是梁的“新民说”在他的“想象”过程中不断展开。如果追溯到戊戌期间梁氏和改良派之间对于“群”的讨论，可发现对国族想象的不同表述事实上反映了他们集体的“文明的憧憬”——对民族和国家典范的追寻。参鲍绍麟：《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此书殊具灼见，然而史料爬梳有欠周详处，如忽略日本明治时代对法国革命的接受情况。参陈建华：《“革命”及其流传——王韬与“法国革命”东渐》，《读书》，1998年第6期，页80—86。对政治典范的选择大致摇摆在法国革命式抑是英日立宪式的政体之间，遂形成他们之间激进与保守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