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她问。“给你吃的。”行健说。他让自己瞪大眼，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胆量。他也担心眼睛一闭自己就哭出来。他很想把眼睛闭上，七瓶啤酒的重量都压在眼皮上。
她带他进屋。酒喝多了鼻塞，行健还是闻到了一股与脂粉不同的怡人暖香。她的长头发散开披在肩膀上，穿着拖鞋，粉白的光脚跟有点向外歪。日光灯放大了她的影子，其实他比她高半个头。只有一把椅子，行健坐着，蛋糕还捧在手里。她坐在床上，两腿并拢，拖鞋自然就吊在了脚尖上。床单是天蓝色的。一本书打开后倒扣在床头边的桌面上。她像在店里看着门外一样看着他，似笑非笑。行健避开她的目光，努力睁大眼，捧着蛋糕走到她跟前，说：
“我十九了。”她接过蛋糕，抹了一块奶油连食指一起放进嘴里。“蓬蓬松松的甜，”她说，“都十九了。”她又抹了一块奶油送进嘴里，看着他垂在她身边的两只一直在哆嗦的手。看了足有两个钟头。这是行健的感觉，他觉得度日如年，不知道此刻该继续站着还是退回到椅子上坐下。“送你件礼物，”她说，“去，把门关上。”
关上门。她对他招招手，行健重新走到她床边。她用纸巾擦了手，开始给站着的行健解衬衫的纽扣。
现在想起来行健还觉得像在做梦。七瓶啤酒都喝到了头脑里，他昏昏沉沉人，他可以像专家一样条分缕析地把每一个环节都说清楚，但事到临头，他只能相信的确是喝多了。脑子里的酒变成糨糊，整个人都在抖。他只记得她光着身子躺下后，对他说：
“到我身上来。深呼吸。听话。”像一次溺水，艰难、漫长又短暂，有种窒息一般的美。喷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过了电一样火红透亮，然后是从头皮开始贯穿全身的爆炸。他趴在她身上，眼角滴出泪来。离开家这么久，他头一次饥肠辘辘地想家。
她抚着他的后背说：“好，听话。”他知道自己弄得一团糟，时间短得她都没来得及出声。但她在收拾的时候还是跟他说：“非常好。”穿好衣服，她坐在床上，他坐回到椅子上，就好像他们的位置没有变化过。
“你经常站在屋顶上看我。”她说。行健不吭声。“我问了小叶，她不记得你欠过三块钱。”“真欠了。”“好吧。”她笑笑，“来北京多久了？”“一年。”
“这么小。为什么不念书？”“念不动。就被亲戚带出来了。”“你还小。”
“我十八了。”“知道。”她笑起来，“我是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来。”行健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念不好书，家里人说，不能闲养着，出门找点钱，磨练一下也好。他就来了。碰巧陈兴多在北京，如果他在上海或者广州、“十八岁那年我中师毕业，在镇上一所小学当老师。”她说，“那时候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市里念师范学校，离家四十五公里。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县城有个小火车站，有趟车去北京，两天一班。从小我就想坐上那趟火车，跑得越远越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往远的地方去。直到我中师毕业，一次火车都没坐过。--我有个故事，你想听么？”
“想。”“十八岁那年，我当了小学语文老师。在一间玻璃碎了一半的教室里，红瓦的房子，四十个学生。学校隔壁是中学。那年分了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听说是北大的，犯了大错误，又是拦车又是演讲，还到处散发文章，都说没坐牢是给了他恩典。但他课讲得好，整天读书，认识很多我们没见过的字。带我的师傅跟他熟，经常让我帮他借书、请教个问题，就认识了。帅？呵呵，没你帅。但他人好，不喜欢笑，一天到晚板着脸。我们都知道他心情不好，这事搁谁身上谁心情也不会好。小镇哪盛得下这样的大才子，可他别的地方也去不了，很可能一辈子只能待在我们那地方了。但他跟我说，你要多出去看看。我问去哪里，他说，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别在一个地方蹲死圈了。蹲死圈你知道吗？我们那里的方言，就是猪一直待在圈里，哪也去不了，哪也不敢去，直到被抬出去杀了，死了。
“你可能猜出来了。对，我喜欢他，没什么难为情的。当然，那时候喜欢一个人还是挺害羞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去找他，那天是端午节，他的舍友回家过节了，他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我们在一起了。我也哭了，但我很开心，我愿意。他送了我两本书还有一句话当生日礼物，那句话他说过好多次：你要多出去看看。你困了？”
“没困。”行健说，把力气都用到眼皮上，睁大，再睁大。眼皮很沉，但他很清醒。“我在听。你继续讲。”
“又过了一年，他考上研究生走了。我知道他迟早会走。这样的人只要给是读书的料，很多书我都看不懂。但我逐渐明白了他说的要多出去看看的意思了。我越来越想出去走走了。我不好高骛远，就是想到远处去看看。我们不再联系，一年以后我有了男朋友，他是我同事。我们的关系很好，双方父母都满意，开始谈婚论嫁了。有一天我去县城买教学资料，顺路经过火车站，开往北京的火车正好在启动，车头冒着白烟像头牛闷头向前跑，我突然觉得很难受，眼泪就下来了。回到学校我跟男朋友说，我要去北京。”
“他怎么说？”“他说好啊，放暑假我带你去，看看故宫、天安门和长城。可是你知道我不是想旅游，我想到北京待一段时间，现在就去，刻不容缓。他想不明白。我们开始吵架。他暴跳如雷，我不说话。最后，他把一个包和一个行李箱捆到摩托车上，送我到火车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包在怀里，行李箱在他脚前。他不打算从窗口把箱子递给我。他希望我下车拎箱子时再也不上去了。他把箱子放在站台上，看着手表对我说，我在车站门口等你，五分钟你还不到我就回家。离开车只有三分钟。他从站台上消失。我下车，抓着箱子拉杆站在原地，看着火车在我面前缓慢地开始前行，然后我跟着火车往前走。乘务员在关车门时对我喊，上不上呀你？我跑起来。”
“你上了车？”“没有。我到了车站门口，已经过了十分钟，我男朋友走了。”“你回家了。”“我在县城住了两个晚上，坐下一班火车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找……找过那个人么？”
“没有。我只是生活，做自己能做的事。谋生，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实实在在地生活。火烧店会是最后一个工作。”
“你打算--”
“嗯，回家。六七年了，该回去了。”“必须走？”
她点头。“北京不好？”
“跟好不好没关系。你不明白。人到了一定时候，你要听自己的，听从你最真实的那个想法，不管你面临的是什么。我想回家了。”
“叶姐也回去了？”“嗯，你叶姐。小叶决定回去的时候我还想，她被打败了，妥协了，认命了。她扛不住了，我要挺住。后来想明白了，出来和回去都不是较劲儿，只是顺其自然。其实回去比留下来更难。”她把反扣在桌面上的书拿起来，行健只看见用白纸包住的干净封面，“这书上说，法国有最好的信鸽，过去战争的时候常用。在前线把它们放飞，带着战况信息往家飞。它们必须横穿整个战场。
这个过程里，它们不能低头，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血腥和恐怖的战争场面；它们只能向前看，要不到不了家。你明白吗？”
行健不明白。但他瞬间有了勇气承认这一点，他说：“我没听明白。”“我在说小叶的勇敢。出来难，回去更难，还有比梗着脖子不低头地跨过一片战场更勇敢的吗？”行健说：“我明白了。”“你只是听明白了。以后你会懂的。”
“我还是有点糊涂。”米箩说。“以后你就懂了。”行健说。“故弄玄虚！”米箩哼了一声，“懒得明白。”“接下来呢？”我问。
“我离开了，她睡了。”“我是说，再接下来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那两天晚饭我继续去吃火烧，她还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看门外。我们没说多余的话。不该说的都是多余的。晚上我来来回回地在她院门前走，每一次推门都是闩上的。又过了两天，我想我不能考虑那么多，我就是想听她说说话。她说了，要听从你最真实的那个想法。我就敲了门。半天门才打开，房东打着哈欠站在我面前。我问，她呢？房东说，哪个她？你房客呀。哦，她呀，退租了，回老家了。”
我知道故事已经到了结尾，但还是忍不住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我再没见过她。”米箩掰起手指头：“你们别吵，我算算，怪不得行健就喜欢二十八岁的女人。那女的二十八岁吧？”“我没问。”行健说。“那她的名字叫什么？”宝来问。“不知道。”“靠，一问三不知，白让你睡了。”
“米箩你他妈闭嘴！再乱说话我跟你急你信不信！”屋顶上一下子静下来。只有傍晚的风经过院子里柿子树的声音。宝来说：“好了好了，行健二十岁了，该吹蜡烛吃蛋糕了。”我们重新高兴起来，围在蛋糕前，从四个方向挡住风，点上二十根小蜡烛。小火苗摇摇摆摆。米箩说：“这回我不乱说话了。行健，过了二十岁你想干什么？”“好好干，”行健说，“在北京扎下根来。”现在开始吹蜡烛。行健闭上眼，闭上以后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要许什么愿。
他凭感觉把自己移到西南方的那个院子的方向，睁开眼，吹灭了蜡烛。天黑了下来。
（原载《作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