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哥哥大我6岁，从21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时候，父亲在四川当建筑工，每月工资只有64元，寄回家40元。哥哥要考大学了。6月，父亲回来探亲，他忧郁地对哥哥说：“老大，我快干不动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我看，你别考大学了，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吧！”
哥哥却说：“爸，我要考大学，将来考上大学，争取做到不用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在他的压力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到菜市场去帮人卖菜。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他们认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
不久，父亲返回四川工作了。父亲走后，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在众人的劝说下，他带病参加了高考。
哥哥最终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苏联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路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房子。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信，以严厉得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就这样，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愧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回家，来信说要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回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回家。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回不了家。
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母亲一下子呆住了，手拿那封电报，一直坐到了天明。哥哥回来后，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他不分白天黑夜，终日喃喃自语。夜深人静时，那种喃喃自语对家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刑罚。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用棉团堵住耳朵，母亲开始服安眠药，我也开始服安眠药。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每月能挣40多元啊！这样，家里就能给哥哥交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能获救。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菜刀、剪刀都锁在箱子里。母亲的额上有了一处疤，很深。问及原因，母亲说：“是被门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时，脸色都变了。四弟说，哥哥已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那一刻，我内心对哥哥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把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下来，为了能够长期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
母亲临终前，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母亲眼角淌下泪，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死，那样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里大恸，俯身对母亲耳语：“妈，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当天午夜，母亲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多年没见过哥哥了，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所医院，条件很好，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一边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成家立业，我绝不结婚。可惜，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他病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说了那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
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坐下后，问我：“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来，那个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显然也一直在盼着。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那样倒也别有一种圆满的滋味在心头。
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更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