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赵薇相似，我第一次碰见徐静蕾，是在拍摄《北京杂种》的时候。那时候徐静蕾刚刚十六岁，也是个跑来片场看热闹的小孩儿。在《北京杂种》里，她当了一回只有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我想当时她恐怕也是在稀里糊涂间，便完成了自己的银幕“处女秀”吧。
有人说，在我的电影里，总是能看到当时还未成名、未来却成为巨星的演员的身影。回想起来，似乎也的确如此。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中的主角是一个十二岁的弱智孩子，在试过很多小孩儿以后，终于选中一位，却因为父母不同意而告吹，我们只得继续找。有一天，副导演正带着一群孩子过来，人还没到，电话先打过来了，说估计今天我会满意。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儿张着嘴，拧着脖子走了进来，我问他问题，他的表现也是傻傻的。实际上他特别聪明，已经暗暗打听到这是个什么角色，从走进门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表演了。这个小孩儿就是黄海波，那时候他正好十二岁。
包括《我爱你》里面的佟大为，那几乎也是他第一次出演男主角，剪完片子之后，我知道找他是找对了。如果说在选角上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要算拍摄《北京杂种》时，没有让王菲出演一个角色。当时她还跟窦唯在一起，因此我在片场也见过她几次。当时的感觉是她个子很高，很漂亮，在人群中特别出众。但正因如此，跟我当时想要在电影中呈现出的纪实性和记录风格有所冲突。现在想想，可能也算一桩憾事。
前面说了这么多选角的故事，也多少反映出选角对于一部影片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现在的电影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演员和明星为最重要主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没有一个好演员或者明星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今天这个时代也真的变成一个演员的时代，电影和电视剧进入到很多人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亲人之间还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演员却时常浮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我估计在未来，明星会成为在构建影片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无须去质疑，因为它是规律，也是电影另外一种本质：一部好电影，除了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和好的导演，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明星来讲好这个故事。
存在的独立电影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家未曾看到的东西。但，也许正是因为还没有被看到，这些东西因此更具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影像之所以弥足珍贵，全拜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赐。因为，就在多年前，在这里，赤裸裸地讲述人性的电影作品，是不可以存在的。
我的童年，是十部革命样板戏的天下，是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时代。人们看电影都有点疯狂，如同那个年代，不是被无产阶级弄得哭哭啼啼，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那会儿，第五代导演们都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然而，中国的电影体制依旧遵循着苏联的老一套：将电影置放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他们把电影当成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所以，当时只有十六家国家电影制片厂拥有拍摄电影的权利。
在未毕业之前，我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一部影片的筹备工作。但可怜那部影片经过了两个国家电影制片厂，也未能审核通过，悲剧地下马。懵懂之时，我筹集了很少的钱，在西单的小胡同里，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场景，用十四天拍摄了处女作《妈妈》。电影拍完了，剪定了，我才发现，原来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完成一部电影。那会儿，王小帅、娄烨也相继完成了《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再后来，一批独立电影接踵而来……当然，这些作品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地下电影、禁片。这些影片的命运，是不可以进入国内院线，它们只能被一个个牛皮纸袋装着，像手抄本一般，在少数人中间传阅。我们这些被称为地下导演的同志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作品，找寻一切可以放映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电影的出世，人们就可能回到那个只有样板戏的时代了。
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影片，你就会发现，正是由这些人代表的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电影的表达，他们才能代表中国独立的声音，赢得各国的掌声和奖项。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电影的痴迷。
再让我们想象一下，中国的独立电影，如果没有数字技术，也很难使这么多人拍上自己想拍的电影。不像当初那会儿，胶片是最大的问题。我拍《妈妈》用的是保定的过期胶片；拍《北京杂种》那会儿，是杜可风一卷卷从香港背过来的胶片。现在任何有拍摄冲动的人，都可以拿着佳能5D甚至是手机，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这让拍摄成本不再昂贵，电影也不再是个奢侈品。所以，真的感谢数字时代的到来。
在国内，很多独立电影依然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或者流转于各个电影节。殷亮、甘小二的影片，我就是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电影节看的；赵晔圣地--南京独立影展。在那里，这些独立影片很幸运地能够跟自己祖国的观众相遇，这些年轻的导演很幸运地能够跟自己祖国的影迷相见。你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影片还存在着？那是因为这些年轻导演有着顽强的意志。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历经艰难后才完成了作品。
电影，我常常想，它应该是门有个性的艺术。虽然它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也就出现了一百多年。但是我们肯定不想回到歌颂纳粹的《意志胜利》的时代，也不想回到十部革命样板戏的时代。今天的数字化工具，已让我们实现理想变得不再困难。数字拍摄成为现实，它完全可以像作家的纸、笔，可以像画家的油彩、画布，让年轻的创作者不会把电影再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奢侈品，让他们能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让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感觉到还是会有希望的。因为，至少可以使用电影这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独立电影都是以人为中心、尊重人性和自由的产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是受限于自己的眼睛。大多数人会对未知事物有所渴望，可大多数人也都是安于现状。但总还是有那么些少数人，选择先走一步。但先走的人，总是遭遇不幸。到今天，一定还有很多人不把独立电影当回事。但，我想说，你们可以不欣赏，却无法否认这些作品的存在。而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我们时代的点滴、人性的变异才得以被记录。
微电影的前世今生
近几年我也有意无意地在网上看了一些短片。这次上海电影节，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由上海大学和美国夏威夷洛杉矶大学联合举办的中美电影节，他们请我做评委会主席。我与另外两位评委一起，用一天欣赏了中美十几个大学生做的一批短片。我发现包括美国学生拍的片子，价值观都是特别正确的。另一方的作品就有几十部，最近56网又拿出一百万现金，鼓励高校的学生拍短片，再加上社会上各种公司机构拍摄的微电影，以及网友自发拍摄的短片，这个量实在太大了。
事实上，有了近几年网络的发展，全民有机会拍电影的时代已经来临。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拿着手机或照相机，就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如果灯光和演员有保证，甚至能够玩出一部非常专业化的影片。一个有电影理想的人，能非常方便地利用手中的这支笔--一台小摄像机、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甚至一部手机--通过影像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影像过于泛滥，由于它太过自由随意，真正的精品也特别少，需要一些网站进行筛选和推荐。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拍过很多短片，毕业以后，当我碰到有拍摄短片机会的时候，我还愿意去拍，包括为崔健、艾敬、张雨生、周迅他们拍摄的一系列MV。因为我在电影里面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一些好玩的、轻巧的东西，在这些短片里可以过过小瘾，做一些小小的实验。
我拍的第一支MV是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我们当时完全是把它当成电影来拍，拉来两卡车塑料泡沫，又找来一个飞机头负责吹风，飞机头的力量很大，老崔拍摄的时候都有些站不住脚，但这么一吹，他的英雄形象也就立马出来了。那时候国内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MV，拍摄之前，老崔找来很多国外的MV给我们看，但我始终认为要真正拍出味道，还需要我们自己的内容。拍摄完毕之后，老崔一直很担心，觉得片子不好，心里没底。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发生争执。有一天争得着急了，老崔脱口而出一句：“我要是不对，我能这么有名吗？”我一听乐了，老崔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充满担忧的老崔后来从好莱坞找来《野战排》的摄影师帮忙看片，当时港台的杜可风和谭家明也要来给老崔拍MV，杜可风看完这支MV以后，当场就对我说：“你拍得太好了，我们干脆就别拍了。”也是通过这段经历，我跟杜可这支MV播出以后，成为了亚洲第一支在美国MTV颁奖礼上拿到最佳录影带奖的MV，这尊小宇宙人到现在也一直摆放在老崔的家里。
归根结底，我们现在说的“微电影”概念，也是近四五年才慢慢兴起的。它们最初的基础，还是电影史当中的这些短片。在美国和欧洲，如果一个人想要证明自己有做导演的能力，几乎都要从拍摄短片做起。每一年圣丹斯电影节，除了正式竞赛的独立电影以外，也大量汇集了许多精彩的短片。从整个电影史来看，最著名的一部短片当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布努埃尔与艺术家达利合作的《一条安达鲁狗》。这部短片真正融进了艺术家达利奇异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同时布努埃尔强烈的影像风格能够一下子扎入人的精神世界。通过二十几分钟的短片，表达出一种极端分裂的状态。再向前回溯，最早的电影史就是以单镜头或几个镜头的短片写就，比如《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在电影发展了一百多年以后，大家又开始回归到短片，回归到“微电影”，细想之下，饶有一番趣味。
好故事不在长短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今年《新周刊》主办的年度汉字评选中，“微”字最后当选为年度汉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在微博、微电影的时兴。
最近我也导演了一部微电影《床上关系》，起因是一个企业希望能做一部关于床的短片，托朋友找到了我，正好我有空档。有些人质疑电影是否应该与企业挂钩，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电影创作者就是一个手艺人，凭借自己的手艺为企业做事情也不是一种羞耻。商业与艺术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年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运动，为什么会诞生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正是因为威尼斯商人的出现。为了让达·芬奇创作出《蒙娜丽莎》，威尼斯商人不但给了位、有文化良知的企业，能够让艺术家不仅仅为一个组织服务，而是服务民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愚蠢的企业，只是一味地强调在作品中植入品牌，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自然也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感。当然，前提是免费送给观众们去看，最好不要去影院骗取大家的票钱。
《床上关系》虽然只是一个三十几分钟的影片，但我们在策划的过程中，所费的工夫和气力与一部长片几乎没有区别。不论是在剧本的创作还是在演员的推敲上，《床上关系》都是以与长片相同的标准来衡量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把故事发生的场景限定在一个房间里，三个人在同一空间中，既有感情上的冲突和误解，又有陌生人的侵入和窥视。因此它既像一台戏剧，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将当下的语言和剧情冲突融入其中。片子的台词也正如阿乙所形容的那样，像演员穿的合身衣服，给大家提供了特别有共鸣的细节。
实际上，这部片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我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拍摄一部喜剧。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参加一个颁奖活动，冯小刚在领奖时流下了眼泪，提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想要拍摄《一九四二》的愿望，虽然这部电影在票房上没有得到承认。在那一瞬间，我也很感动，我感动于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想证明自己。
我认为冯小刚其实无须证明了，他的喜剧既有王朔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深入人心，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每一个导演都想证明自己无论什么类型的电影都能拍。我也是如此，像我过去拍的《绿茶》，与《过年回家》完全不同，《看上去很美》与《有种》也是不同的两种类型。因此《床上关系》这部喜剧短片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随着微电影的流行乃至于泛滥，我们也不难“见微知著”，从中看出中国电影的一些弊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很多微电影，并没有很好地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是“微”电影的，就不需要叙事，它终究也要服从所有电影的叙事规律和审美定义，那就是为观众讲述一个好的故事。
原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