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脉望就是蛔虫
成都的作家高起高打，提到我的话题不过是读书。暗含的贬义是认为我“书多”，这明显具有旧式才子的轻狂；褒义的说法是：冉云飞和蒋蓝是两个最勤奋的作家。这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拼命买书、读书，二是抓紧时间写作。比起云飞兄五万多册的藏书以及“每日一博”的效率，我那三万多册藏量与出产自然甘拜下风。这些藏书伴随我的成长，伴随我的人生变异。书在发黄，人在老去。
每次搬家藏书必有损坏。2006年我再次搬家，搬家公司开价400元，进门一看书，他们惊讶万分：“搬家十年，没见过这阵仗。怎么总是’输‘啊？！搬完你的家，我们都弄霉了，一摸牌就放炮。价钱必须翻三倍！”我立即同意，我明白的是，他们还没彻底明白S万多册书的重量。上百个纸箱入不敷出，结果是一辆厢式卡车彻底爆棚，劳动人民怒不可遏再次变卦，威胁加钱。夫人通知了自己公司的十来个员工火速增援，忙活几个小时，将这几吨东西倾倒在客厅。由于动静太大，物管公司以为我家在搞野蛮装修，他们闻讯而来，发现竟然是一座书山，就对我这个疑似“卖旧书的”发话了：“你总不至于在S0层楼开旧书店啊，压塌了楼板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疲惫不堪漫应之，歪倒在书堆抽烟，夫人也累得不行，说：“别以为你的书值钱，存放书是三间大屋啊，外带几十个橡木书柜，成本大大高于这些纸张！”一听在理，嗒然若失，荒腔走板，心里就荒凉透了。所谓荒谬意味，所谓作家加缪的“荒谬”，那种深谙自己与世界隔绝，处于无依无靠的孤独、痛苦、厌烦、绝望之慨，我现在就置身于这样一种荒谬感的深水，脚不沾地，彻底蹈虚。我浑身上下被灰尘弄成了叫花子，关键在于我还将花一两个月才能把书清理归类。当时就觉得，搬一次书，真是比离婚还麻烦。
遥想古代的文人，云游四方，他们至多雇一个书童挑书担子，自己骑上慢速的毛驴，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骑奔跃的骏马，与其说他们穿行于梦境与现实之间，不如说他们是在个人与权力之间的过渡地带--江湖上首鼠两端，目送飞鸿，觊觎机会。这样的出名焦虑症，郁结而成的“书生之累”与汗牛充栋的斑斑血泪，的确不是我生命中的“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邻居视为不走商道或仕途的“书虫”，我撇嘴怪笑，不由得大怒。因为家里除了在客厅里装修一排“假书”为壁的雅人们，他们连书袋也没有，岂敢在此乱“掉”。贪官王立军对重庆市公安局属下训话，有一句妙语：“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我辈岂敢如此张狂，我的书估计可以火化我自己，所以我只能揭露，却无法消泯那些伪币制造者的恶迹。
本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则，我就一锅煮，写一写我读书阅世的“银鱼叙事”--书虫就是《尔雅》里说的覃（蟫，音银）鱼，即衣鱼，具有银子般的颜色。唐朝寒山有“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的名句，说的就是这种雅致但让爱书人讨厌的文字虫。书函成为蠹鱼的生活处所就叫“蟫函”。鱼的命名颇具当然了，在文昌与文祸俱生的时代，它还有一个杰出的名字就叫银鱼，听起来很美。
蠹虫在器物、书页里打洞穿凿，它们生存的痕迹为旁观者带来了意料不及的收获，出现了很多古怪的词汇--蠹怪（蠹虫的精怪）、蠹薮（蛀虫聚集的地方）、蠹贼、蠹蝎（水中的蠹虫）、木蠹，等等，而蠹字（蠹虫所蚀书上字的痕迹）总是以诡谲的走向改变着汉字的内涵，就像一个异端侵入了大脑，在掏空记忆时，也留下了漂浮的手影。
古代热衷仙道的人，都预备一个木盒子，里面养书蠹，拿很多张写有“神仙”二字的宣纸喂养它，书法要尽量神骏、古拙，似乎字体能够传递元气。书虫如果三次都吃掉书中的“神仙”字样，虫就羽化为仙，称为“脉望”。脉望的故事出自《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这成为古文人通过文字与天道沟通的精神证据。
据文人们的描述，脉望像“肉的手镯”，但我估计其造型更像消瘦的饕餮，饕餮有狗的天性，总是喂不饱。或者说，脉望就是饕餮肚皮里的蛔虫。外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诗性的模糊感觉，他们喜欢精细。赛尔伐斯特在他的《诗歌的律法》中，以不甚风趣的词句，将它形容为“一种渺小的生物，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当被人发现时，就僵硬得像是一团灰尘一般”。但是，西方最早对蠹虫进行研究的却是R·荷基，他在l665年由英国皇家协会资助出版的《显微画集》中，展示了对蠹虫仔细但有些荒谬的眼光。他说，这是“一种小小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或蛾类，我时常在书籍和纸张堆中发现，料想那些将书页和封面咬烂穿洞的必是它们。它的头部大而且钝，它的身体从头至尾逐渐缩小，愈缩愈小，样子几乎像一根胡萝卜……它头前有两只长角，向前挺直，逐渐向尖端缩小，全部是环节状，并且毛刺蓬松，颇像那种名为马尾的沼地芦苇……尾部末端也有三根尖尾，各种特征极与生在头上的两只角相似。腿上有鳞也有毛。这种动物大概以书籍的纸张和封面为食物，在其中钻出许多小圆中获得一种有益的营养。”（转引自威廉·布列地斯《书的敌人》）尽管使用了工笔描摹的笔致，但读着读着，我突然觉得这银鱼变得好像不认识了，它被显微镜剥离了神光。
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描绘说，蒋观察的藏书重地名叫万卷楼，半为蠹鱼损坏。他“命童子搜捕，尽杀乃止。是夜楼中万声齐哭，几于达旦，主人患之。”这种凄厉的哭叫乃是文字虫的生命之声。蒋观察不得不作一篇《祭蠹文》，以文攻文，于是才平息了蠹鱼们的叫嚷。需要注意的是，此“蒋观察”与本人蒋某毫无瓜葛哟。
书蠹偶尔吃到诲淫诲盗之书，就会变成一种叫“无曹”的可怕动物，在体内安家，人也就纵欲暴虐起来，女色、功名成为了行动指南；如果反其道行之，喂它过量的圣贤书也没有好结果，它吃多了就夜郎自大成为“玄灵”，住进人的大脑，控制思想的脉络。所谓控制思想，大概就是它的革命性转喻。
仅仅寄生在人身和器具不过是书蠹的生存哲学，人们有很多方法驱除它。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把鸡血滴进耳朵能杀死“无曹”和“玄灵”。但虫子可以转战南北，经常在肚皮里自言自语，却是令人惊怖的事情。有个文人叫吴曾，他写的《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条关于应声虫的记载，他是从陈正敏《遯斋闲览》转录的。
书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虫的记载：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
现在的读者可以在《说郛》当中读到这则逸闻，好像这是在夸耀知识的通灵特性，但如果再读《本草纲目》，就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尴尬的变化。李时珍是个诚实的读书人，他说，雷丸又叫雷实、雷矢、竹苓，药性苦、寒、有小毒辣。雷丸是真菌类多孔菌科植物雷丸菌的菌核，对于驱杀绦虫，疗效很好。现在说就是治疗蛔虫病和钩虫病。这样看来，所谓神乎其神的文字虫，从虚幻的灵台现身说法，不过是蛔虫而已，罢啦。
由美丽的银鱼演变为蠹虫以及蛔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文人蜕变的过程。这种钻营和穿凿的特征基本概括了文人在仕途上逶迤而诡谲的路径。因此，在佯狂炒作、卖名卖身之外，如何使文字虫如龙一般见首不见尾，一直是过于聪明的写作人博取权力信任的最大心病。这让我联想起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的观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为猎食，皆可谓书蠹。或曰，此等词义不连之辈，名曰书蠹，犹属过誉。”
技术就是思想。这是诗人欧阳江河说的，意境超迈，但我是从浅薄的层面理解其含义的，技术更是锦衣玉食和美女如云。鲁迅先生曾经反复使用了“腹诽”一词，其实是从“腹议”化出来的，那么是否可以再分化出诸如“腹赞”、“腹颂”之类的词汇呢？不需要，因为赞扬从来就是高歌猛进的。应声虫在权力话语跟前没有缺席，它以一种复制和放大的功能发出了自己勤学苦练的声音。
科普作家郭正谊指出，中国一直有很多被称为“肚仙”、“灵鸽”的神人，自称有“仙人”藏在他们肚中，可以向“仙人”求问吉凶，去病消灾，十分灵验，招得大批善男信女向其顶礼膜拜。其实“肚仙”讲话是“屏气诡为”，其声音发自“胸以上喉以下”，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肚皮就可以听到含混不清的话音。“腹语”练好了可以发出比较大的声音，不一定要耳朵贴着肚皮去听。有口技的人还可以练出不同声音的腹语。
学腹语不难，至少比拥有独立思想容易得多。只要倒吸气发音，或者强把话音往下咽就行。开始有些不习惯，慢慢就会掌握窍门，发音也逐渐清楚了。如果有兴趣，练上几个月，“肚仙”就练成了。
当“腹语”成为一门与口语、书面语并驾齐驱的言说方式以后，它就摆脱了应声虫的尴尬处境，腹语可以更自如地表示当事人的想法。比如，在权力者一言不发干着一件事情时，腹语者就响亮地发出了一连串“好好好好”的声音，这不是酒足饭饱的饱嗝声，而是一种类似饥饿的咕噜声，权力者明白得很，腹语人是饿了。因为从文字人在豪门高唱“莲花落”开始，必须回报，这是一种传统礼仪。
腹语术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演练已经炉火纯青。事实上，是古罗马人开始使用这个名称的。在l9世纪和20世纪，腹语术成为了极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但也成为了文人们献媚的技术。
腹语术就是读心术。要模仿的不止是对方的表情，还有那些声音。而用腹语术来模仿逝者的语音语调，揣测别人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读心术。权力者的宏大叙事完全敞放出来之后，大众就会惊慌失措露出马脚，这是破除异己的关键所在。虽说如此，但多半是一种梦呓吧！
所以在我二十多年的阅读生涯里，我从来小看“无曹”“玄灵”们的文字。如果承认“艺术最有力的武器是虚构，最危险的敌人是虚伪”是真言，我一直就处于“非虚构”的阅读状态，去亲近心目中的“非虚伪”写作。
奥尔巴赫法则
从2000年开始，成都是中国的“第四大城”的说法甚嚣尘上，这词成为成都的热门词，其出处是朱自清l94l年完成的组题文章《外东消夏录》中的《成都诗》。文章开头即说：“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但“据说”就是据说，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命名的始作俑者是谁。推测起来，估计就像人们的口头禅“听人说”一样吧，就是你在说，但以另一个你来传播。朱自清围绕“闲味”罗列了成都市井的诸多“闲状”，供人追忆之余，倒是更引起我的深思，因为朱自清在文章结尾处，委婉点明了这种“承平风味”的不足。我想，笼罩在细雨中的古老城郭与石板小巷，固然消失于历史的雾霭下，但那些融化在民俗里的文化韵致，却是历久而弥新的。
如今，知道李劼人先生和著名的“菱窠”的人越来越多，但读过先生作品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他的作品就是有关成都平原的风俗长卷，像《湖中旧画》、《编辑室的风波》等短篇，几乎就是对成都生活的工笔式摹写。与朱自清一样，描绘成都人的慵懒，但李劼人先生没有空洞批评，倒是考证了其风俗形成的原委。他认为，成都的生活价廉物美，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进入成都的一切，似乎都慢了起来，照此下去，就有脑满肠肥之嫌了。这个说法未必能放之四海，其实，本地人的聪明与狡黠，如水一般--总可以把你放大，成为一个大人物。下面，就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个哥们儿告诉我，本市有家书店挺火爆，非要拉我去看看。书店怎么会火爆？又不是迪吧，莫非还有更另类的招数？经不起哥们儿再三聒噪，去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