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一文中，提到了“尤为世间所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价不算很高。“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者谈笑之资而已。”
作者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因为常被人误解为茧仁，即蚕蛹，遂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开始他的卖字生涯，一生写作甚丰，为晚清一代的多产作家之最。
现在，他的书，除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能够在出售古典文学的书架上找到，其他的三四十种著作，即使到稍大一点的图书馆里也难以借到。吴趼人，和他的笔名“我佛山人”，已不大为人知。
在读者的心目中，古往今来的作家，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顶好级的，不论经过多少岁月，还能家弦户诵，谈出个子午卯酉者；
二，尚好级的，作品，作者名，若干年后，仍被人知悉，但已经不常常挂在嘴边；
三，次好级的，若干年后，作品名知，作者名倒不大被人知，一下子很难说得出来是谁写的；
四，还算好的一级，作者名也许能知，但若干年后，写了什么作品，或有过什么代表作，已不为人知；
五，较不好的一级，若干年过去后，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在一般读者记忆中，已无任何印象，不过，在起码有五百至一千页以上的厚厚文学史里的边缝里，能够如获至宝地找到；
六，最差的一级，还没有等若干年，就是零了，说不定作者活得好好地，作品早死了，也就毋须说了。
假定这个若干年，姑且以五十年至一百年计，吴趼人大概是属于三、四级之间的作家；要以五百年到一千年计，他还得往后靠靠。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一位以卖文为生的专栏作家，写了几十部著作，最后有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能将将就就，结结巴巴地存活下来，也就不简单了。作品的生命力，能维持一个世纪还要多，也就值得如今为文谋生的人艳羡。
当年在上海办报时：“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魂灵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
在先生文中，看起来只不过记述其事，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存焉！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责备，只是他的做人准则。其实，放在当代作家眼里，可以说屁事一桩，不会在意的，说不定嫌他开价太低，便宜了商人，让人家抓了大头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见诸报刊的“广告文学”或“收费文学”，哪一篇不得万把元的进账？早先，编辑和作家，还有“逼良为娼”的感慨，后来，钱不扎手，便乐不得地干，大有越干越欢之势，凡报刊上登出来的吹捧名不见经传的厂长经理们的文章，十之八九是付费的，其中包括介绍人的回扣。这类在文坛上司空见惯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了。吴趼人算什么，小儿科一桩。鲁迅先生太古典主义，一点也不通脱，时下大手笔的老板，掏钱雇两个作家写他和找两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来，为某企业写一篇报告文学，报酬为一辆轿车，为某老版写一部长篇小说，赏金是一幢房子，为某名流写一本文学传记，采五五拆账分红，为海外巨子写什么白手起家记，那所得几乎是一笔不小的横财，诸如此类的写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初级阶段题内之意。吴趼人的三百大洋，只有甘拜下风。说到底，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关系呢？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只要有钱可赚就行了。但这些人不如吴趼人坦真，明明拿钱，还要撇清，本是图利，更想求名，鱼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议的吴趼人高明得多。这就不能不佩服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还是现代人厉害和狡滑。
清代末年的吴趼人，很大程度上是拘于面子，答应了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某（据曹聚仁先生说，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头），写了一篇短文《还我魂灵记》，吹嘘其制造的“艾罗补脑汁”。说他服用此药后，如何“文思不涩”，如何“劳久不倦”，证明该药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黄老板馈送大洋三百块，表示酬谢。写字付润笔，作文给报酬，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行为。
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讲起阿堵物来，也是很在乎，而且并不很清高的。《谭宾录》记载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长碑石，前后所制，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郑燮，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扬州八怪”之一，但也不耻谈钱，他在《板桥润格》里公开侃价：“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即或是三千枚当十铜钱，也不亚吴趼人每个字值不足大洋半块的开价，比之前人，吴先生该算得上是一位君子了。
要较之时贤呢，这价码会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见近日有书商某某，斥资百万悬赏他所需要的小说，出手比之前两年某刊的大奖十万，阔绰了十倍。但文学能否因注入资金而产生类此倍数的进步，恐怕连鬼都不信的。但放心，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释中所说的利润的驱动力，肯定会有作家脱得光光地，甘愿被这位书商量身订做，制造中国的马克吐温式百万英镑的故事。
这种“老板出钞票，作家出笔杆”的商业组合式的写作，不知为什么，气味有些不对，总让人回忆十年“文化大革命”，神州陆沉时，旗手号召的“领导出题目，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手段，难免有三突出之嫌。但愿这一次不是老戏法，新翻版的障眼术，也许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红楼梦》也未可知，那中国文学就有福了。
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吴趼人，他虽在清代文学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说到底，文学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读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我佛山人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读者，我就是一个。至今还能记得念中学时代，读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欣快热辣，捧腹大笑的乐趣，所以，对这著作一生，风流一生，嬉笑怒骂一生的吴沃尧，颇具兴味。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去年，因广东文学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吴趼人的原籍广东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乡看到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惜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归。吴趼人甚爱自己的家乡，故笔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见故土对于这位名家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深感文人之寂寞无闻。继而一想，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对故去的文人，说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静些。
因为文坛，实在够闹的了。
爆炒文学，爆炒作家，是当今时尚，其实并非好事，因为在放大阁下那张漂亮脸孔的同时，尊脸上那块难看的疤痕，也同样放大了数十倍，而十分显眼。举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甚于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时让更多读者为之不耻乎？而唾弃之乎？难道因为到处印他的《苦雨》，能够抹煞其当汉奸的罪恶嘛！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旗手摇旗呐喊者，为虎作伥者，进写作组做刀笔吏者，举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于时下的美化，而会使人淡忘他们身上那三种人的气味吗！
凡炒人者都有所图，或为附骥，或攀门庭，或抬人也跟着水涨船高，或垄断以作发财资本，我佛山人无人来炒，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所提到的被“訾议”的三百大洋，也就没有什么好事之徒感到兴趣，他在九泉下讨个安生，倒也不错。不像前不久一位写样板的作家逝世，马上被一窝蜂的人围上去，出现热烈盛大的场面。凡在旧社会看见过大出殡场面的人，都会感受到吃死人，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要不得的恶习。特别是吃死的名人，如蝇集蚊聚，更是热闹。于是，你也写悼词，我也写祭文，有得写的写，子午卯酉，还能头头是道，无得写的也写，就难免添枝加叶，胡说八道。写来写去，甚至把应为死者讳的一些，也写出来了。所以，无论炒死的人，炒活的人，都绝不应提倡。
但据《文集》中就这三百大洋事，引《涤庵丛话》的记述：“吴趼人先生，小说巨子，其在横滨，则著《痛史》，在歇浦，则作《上海游骖录》与《怪现状》，识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还我魂灵记》，又何说也？因作挽联曰：‘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为完人。’”这下句挽联，倒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
当然，用于吴趼人，显属夸大其辞。未享期颐之年，只不过活了四十五岁，算什么福将；收了三百大洋，写了一篇谀文，难道就不是完人了嘛？未免要求过苛。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阮大铖卖国，钱谦益降清，周作人作汉奸，张爱玲写反共小说，又如何？现在钱的行情相当看好，周、张两位，香火甚至更盛，膜拜供奉者恨不能将他（她）们的牌位，放在文庙里配享，那么，吴趼人区区三百大洋，算得了个屁！
不过，这副挽联中的“十年前死为完人”，倒不失为对年纪一把者十分有用的警语，我想，用在举世闻名的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经历上，大概是最合适的了。这位科西嘉的上尉，身体力行他的格言：一个不想当元师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于1799年“雾月政变”中，建立执政府，为第一执政，接着，1804年把罗马教皇庇护七世搞来，给他加冕称帝，这还不够过瘾，1805年兼任意大利国王。1807年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同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入侵西班牙，这时，虽然他的皇后约瑟芬没少给他戴绿帽子，但情场失意的他，赌场相当得意，骄妄跋扈，不可一世，其势力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但是，到了1812年，他死前九年，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大举进攻俄国，这个战无不胜的家伙，开始走华容道了。
看来，早死十年的这副挽联，有其道理。
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就是这场战争。对这位法国的小个子和那位独眼的库图佐夫的较量，有着生动的笔墨。1813年，他死前八年，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败北，1814年反法联军攻陷巴黎，他被迫宣布退位，流放厄尔巴岛。1815年，死前六年，不甘失败的拿破仑卷土重来，率军于法国南部儒昂登陆，进入巴黎，再登帝座，史称“百日政变”。但“廉颇老矣”，虽蠢蠢欲动，困兽犹斗，又能有几许作为？同年，以兵败滑铁卢战役结束他的戎马征战生涯，从此，小个子彻底完蛋，流放圣赫伦那岛，直到1821年于这个荒岛上病逝拉倒。
若拿破仑恰恰在死前十年，不在横征暴敛，东讨西伐，加剧矛盾，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发动对俄罗斯战争的话，他未必成为一个完人，但以处于成功巅峰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是毫无疑问的，绝不是后来抛弃在荒岛上，“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那种落魄的德行。
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八九不离十”的不求满盈的哲学体系，实在是具有科学道理的生存方式。任何事物玩到了极致程度，进入所谓的临界状态，必然要发生质的变化，并且那势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拿破仑只有一百八十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毫无转缓余地，非滑铁卢不可。如同伍子胥谢申包胥所说的：“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他未必想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这就是人世间悲剧不断的原因。
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扬扬的帝王将相，类似拿破仑下场的也不少。一部《二十四史》，由于最后十年里的荒谬绝伦，而毁了前半生英名者，一数就是一大把。南宋洪迈的笔记小说《容斋随笔》，其中有一篇《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69岁的汉武帝刘彻，70岁的吴大帝孙权，85岁的梁武帝萧衍，69岁的唐高祖李渊和77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死前十年，似乎是一个人变好变坏的大限。政治家也好，文学家也好，大人物也好，普通人也好，隐约有这样一个规律在。真是令吾等上了年纪的人，要引以为戒呢！总是要变的，这是宇宙的发展规律，尽量使自己变得不令后人生厌，就谢天谢地了。
平心而论，这五位高龄帝王，早年都称得上有为的英君，都曾经有其历史上辉煌的一面。即以刘彻来说吧，他即位后，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议，控制思想言论，加强封建统治；采用主父偃的“推恩”策，削弱侯国和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采用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冶铁、煮盐、酿酒官府专卖法规，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且开凿漕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对侵扰不已的北方匈奴，改变汉初所使用的和亲政策，用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大规模出击，赶走匈奴，收复失土，开通西域。汉武帝时的中国版图，疆域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其他几位长寿皇帝，握权早期，也很有一番作为过的。譬如孙权在魏、蜀、吴三国争雄中，是个头角峥嵘的领袖人物。任命周瑜为赤壁之战的元帅，打败了曹操，委派陆逊为夷陵之战的司令，打败刘备，都是和孙权的英明决断，果敢行事分不开的。他能据有江东一隅五十二年，“国险而民附”，南辟疆土，北御强敌，碧眼儿的英武，连曹操都佩服得恨不能生这样一个儿子。
再譬如萧衍，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皇帝，与文人唱和，精通乐律，雅善书法，非一般附庸风雅者写两句臭诗，题两笔孬字可比。他当了皇帝以后，也曾勤勉政事，巡郡恤狱，劝课农桑，禁抑豪强，而且躬行节俭，连他儿子都笑话他过于寒酸。至于李渊，要不是他削平了隋末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也无法统一全中国，创立伟大的唐王朝。而李隆基在人们心目中，虽然几乎成了个恋爱至上主义的风流天子，其实他在位前期，头脑清醒，英武明断，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开元之治，也是著之于史册，一直被称道的。
但洪迈对这五位长寿皇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祸，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如果查一查年表，简直令人骇异，这些皇帝自己制造的动乱，都是在他们死前十年里发生的事情。
刘彻在可怕的变态心理支配下，一手制造的巫蛊事件，是他死前的五年，也就是纪元前的91年，92年发生的。孙权废太子，杀鲁王，凡群臣劝谏者，无不当廷杖杀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是在他死前的两年，公元250年，导致东吴宫廷里一场血腥的清洗。萧衍饿死于549年，而饿死他的，正是死前两年，不顾群臣反对，非要接受东魏降将侯景。此人晚年，昏愦愚钝，受侯景降，以为得计，谁知引狼入室，作孽自毙，建康化为灰烬，而他自己，八十六岁的老汉，成为侯景的阶下囚，饥寒悔恨，也只有一死了之，随之，国也就亡了。而玄武门之变，正是李渊晚年昏愚的结果，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的夺权斗争，两子十孙顷刻间毙命，实际是他死前十年间，发生在他眼前的一次宫廷政变。而唐玄宗从752年拜杨国忠为相，755年酿成安史之乱，756年不得不仓皇奔蜀，不得不于马嵬坡杀妃的一连串的事件，都在他死前十年间发生的。
不知是作吴趼人“十年前死为完人”挽联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人老以后难逃这最后十年的恶变？古代的高龄统治者，在往生命终点走去的时候，好像难以逃脱这十年大限，必定要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老年病。有的皇帝，未必高龄，也存在这种死前十年恶变的可能，如活了六十三岁的隋文帝杨坚，生性俭素，不事繁华，但在595年，他死前九年，背弃自己一贯作风，竟纵容杨素修了一座豪华盖世的仁寿宫。花费巨万，劳民伤财，供驱使的役夫民工，在酷暑下施工，死者相继，连烧尸都来不及。
所以，洪迈不禁嗟叹：“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年，竟何益哉？”言下之意，这几位皇帝活这么长久，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老而不死谓之贼，这个贼，就是贼害后人，贻祸下代，制造灾难，天下不宁，还真不如死了算了，老百姓少受点罪。
孙权清醒时，认识到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袁本初、刘景升废长立幼，兄弟厮杀的覆辙，但他到了晚年，对太子们或囚或废，比袁、刘还要严酷，造成了他死后继承人的大屠杀，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国宫廷里的血腥记录，最骇人听闻的了。李隆基当年为了提倡节俭，甚至烧毁宫内奢侈品，令后妃以下不服珠玉锦绣，罢去两京织锦坊。可他到了晚年，纵容杨氏姐妹的奢靡淫侈，与他早期的廉政行径，判若两人。萧衍老了以后的沉迷佛法，舍身寺院，谁都看得出来侯景的狼子野心，他却荒唐到信之不疑，至死不悟。这位咎由自取的老人，最后饿死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活该了。
如果，这些统治者早死十年，当一个明君，英君，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多活十年，便成反面人物。
年老的统治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是生理的、心理的衰老，更主要的是久握权力必致腐化的结果。由于事不躬亲，偏听偏信，自然拒绝直言，喜爱奉承，由于好大喜功，贪慕虚名，自然宠用非人，群小当政，这些都是政治老人的特点。再加之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深闭后宫，嬖幸用政，最后必定是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穷奢极欲，祸国殃民。有的，哪怕驾崩了，死了，也还贻害未来，得多少代人为他一时的荒谬，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的，历史上写了，有的，历史上没有写，或来不及写，但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
现在来看吴趼人所收下的三百大洋，比之那些造祸于民的帝王遗患，不过沧海一粟而已。但为他所作的这副挽联，却实实在在道出了一个真理：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每个人都要老。老而不背晦，不悖谬，不失态，不张狂；老而不倚老卖老，不驽马恋栈，不疯疯颠颠，不唠唠叨叨；老而不与年轻人为敌，不要总想出风头，不做损人利己，或损人也并不利己的事情，不让他人在背后戳脊梁骨……是值得时刻警惕自己的。
不一定做得成完人，但按中国人不求满盈的哲学，做一个八九不离十的人，还是应该作为奋斗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