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5日，敦煌，从首都机场飞来的波音飞机缓缓下降。
“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几近哽咽地在心里轻轻地呼喊。一下飞机，她便迫不及待地驱车直奔莫高窟，追寻仿佛在三危山上踽踽独行的父亲的灵魂，抚摸仍旧飘散着一家人生活温馨的黄泥小屋，一股热流在她的心中奔腾。
秋风乍起，9层大佛殿上的18只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悠长而苍凉，声声敲打着常沙娜的心弦，那被漫漫黄沙淹没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
1936年，塞纳河畔，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常书鸿走出卢浮宫，步履从容地穿过圣杰曼大道。
9年前，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经过4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朗斯门下深造。翌年，他在巴黎画界声名鹊起，连续4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奖、银奖，得到“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撰文推崇。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常书鸿对自己的前程也踌躇满志。然而，就在这个秋天，一个傍晚的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乃至一家人的生命轨迹。
“先生，请看看这几本画册吧。它们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旧书摊的主人向常书鸿推销道。
常书鸿好奇地打开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
“先生，您是日本人？”旧书摊的主人被如痴如醉的青年画家吸引了。
“不，我是中国人。”常书鸿头也不抬地答道。
“哦？中国人……”旧书摊的主人炫耀道，“这是我们法国英雄伯希和博士探险时从贵国的沙漠中发掘出来的。”
“你说什么？”常书鸿悚然一惊。“这是从贵国敦煌的千佛洞里拍摄而来的。”旧书摊主人的语气不容置疑。
“敦煌？”常书鸿的心底顿时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
“前边不远处有个吉美博物馆，正在展览贵国敦煌的许多绢画。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旧书摊的主人热情地继续说。
“谢谢！谢谢！”常书鸿离开了旧书摊。
次日早晨，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赶到吉美博物馆，留连忘返于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夺来的大唐时代的大幅绢画的展览中。他发现，这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历史已过去了近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他顿悟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
苦难深重的中国，呼唤着这个学贯中西的海外游子。
古老的祖国文化，吸引着这位功名垂成的艺术大师。
走出吉美博物馆，常书鸿的胸中奔突着两个字：敦煌。他不再犹豫，决心离开巴黎回祖国去！
战乱的中国带给艺术家的安定只是暂时的。常书鸿回国不久，卢沟桥事变便发生了。翌年7月，妻子陈芝秀从巴黎携女归来。常书鸿来不及与妻女细诉一年的离愁别绪，便带着她们跟随北平艺专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1年夏天，常书鸿一家终于结束了迁徙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这时，他们的长子嘉陵降生了。
家安顿了，子女有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常书鸿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因为他还未见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了。常书鸿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10月，走马上任的常书鸿携带妻子儿女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了，一路风尘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在古朴的西北城市里，陈芝秀更显得摩登了，她身穿一袭火红的棉旗袍，头烫着40年代国际流行的齐耳鬈发，脚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高跟鞋，成了一道时尚风景。此时，黄河已结冰，陈芝秀那身时髦装束难以抵御大西北的风寒霜雪，常书鸿便给冻得直打哆嗦的妻子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陈芝秀嗅着羊皮袄上的羊膻味，直感到一阵阵恶心，但最后还是噙着泪水把它穿在身上。
常书鸿开始在兰州招兵买马，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们师徒4人加上陈芝秀、沙娜、嘉陵，一行7人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踏上了从兰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
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们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常书鸿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这时，当年常书鸿麾下的高足董希文、潘兹、张琳英等人纷纷从北平、南京、杭州辗转而来，与老师一道治理洞窟黄沙，现场临摹，研究和保护文物。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的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常书鸿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一天，青年军官赵忠清手持介绍信前来找常书鸿，说希望在这里谋一个差事。常书鸿发现他口齿伶俐、精明干练，再说又是妻子陈芝秀诸暨县枫桥镇的同乡，便留他当总务主任，并把他介绍给妻子。
关山万里遇同乡，款款吴语拉近了同乡两个游子的距离。随着交往日益增多，陈芝秀与赵忠清的关系日渐亲密。疯狂地爱上了艺术圣地的常书鸿一心扑在事业上，竟忽略了妻子的感情需要，结果陈芝秀的感情天平开始倾斜，与丈夫的吵闹和战争不断升级。
1945年夏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蒙在鼓里的常书鸿不知道这是她与赵忠清设计的私奔，还交待赵忠清：“忠清老弟，拜托你照顾好夫人。”赵忠清不无尴尬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陈芝秀抛弃了与自己相爱20载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走了。
陈芝秀和赵忠清还没有走出半天的路程，董希文便拿出赵忠清给陈芝秀的情书递给恩师，不无忧虑地说：“师母此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常书鸿恍然大悟，立刻策马往酒泉方向追去，但最后独自返回。
此后，他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接二连三的打击，但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有一位作家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他回答：我还作常书鸿。
1994年，常书鸿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他要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常书鸿，是一位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民族文化英雄。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乐缭绕，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