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苏辙散文理论的渊源
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①正是这样，苏辙因散文成就了不朽的盛名，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辙的散文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其丰富的散文创作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因此，探讨苏辙的散文理论，尤为必要。苏辙散文理论的形成有着各种复杂的渊源关系，探讨它们对其理论的形成影响，从中可以观照苏辙的人生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因此，本文将从蜀地文化与学术的影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当时文坛人物的影响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节 蜀地文化与学术的影响
苏辙的家乡眉山，地处四川，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地，风景优美，南宋诗人陆游曾赞叹：“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①蜀地物产丰富，文化独特。早在汉代，在这个江山秀美之地，民众好为文雅，据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②蜀地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氛，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到此游历，于是就有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说法。清代文学家李调元也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③蜀地的确给无数文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就孕育过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等文学才俊。蜀地独特的地理风貌不但影响了生长在这里的文化士人，也成为北宋蜀学生成与发展的土壤。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来讲，广义的蜀学主要指巴蜀地区的文化学术，狭义的蜀学是指以三苏为代表的学术。苏氏蜀学是由苏洵开创、苏轼苏辙兄弟发展成熟的。”④在北宋中期，苏氏蜀学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全祖望曾云：“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⑤他们父子三人，博贯诸经，兼融百家，留下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就苏辙而言，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学术著作流传于世，这些著作在明清时期影响很大。苏辙作为苏氏蜀学中的重要人物，蜀学对他的人生、思想和文学影响很深。
苏氏蜀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人情论”①。蜀学的开创者苏洵批评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他在《辨奸论》中言：“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②他将人情作为评判忠奸好坏的标准，认为王安石不近人情。苏轼继承其父的观点，认为自古圣人之道皆出自人情，他说：“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则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③苏轼借圣人所持之道支持其说。苏辙的“人情论”大体与父兄相同，如“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④，“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⑤，“臣闻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⑥ 他认为礼要符合人情，治理天下不能违背人情，只有顺应民心所向，才能天下太平。可见，在“人情论”这个观点上，三苏是一脉相承的。
苏辙所持的“人情论”，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藐视人情，不通民意，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反对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认为这是违背人情的，他说：“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①苏辙由于与改革派政见不同，忤逆新政而出朝，以及受其兄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还有哲宗亲政时被指为元祐奸党，“岁经三黜”，出知汝州，再贬袁州，三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后又贬雷州、循州等地。他的一生仕途坎坷，与此不无关系。
苏辙的“人情论”，是以儒家的思想观念评判人事是非，在对待士人的要求上，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一致，而在人生仕途的进退上，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则又贯穿了苏辙的一生，苏辙曾云：
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②
在这样思想的影响下，苏辙秉承父兄之学，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③，将自己投身到创作之中，创作了一批“矫拂切直之过”④的文章。据统计，他的《栾城集》中，论时事的文章有129篇，而在《栾城应诏集》中，有25篇《进策》，可见其关注时事之心。这与苏辙所受蜀地的文化和学术的影响不无关系。
苏辙的散文理论及其创作与蜀学密切相关。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说提出，与苏辙早年处于蜀地的文化很有关系。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⑤中言：“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此文作于苏辙十九岁时，是苏辙离开蜀地到京城拜见韩琦的干谒之文。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苏辙饱读儒家之书，对圣人之道非常推崇，在“三苏”的蜀学体系中，孟子的圣人之道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此苏辙借用孟子之言来论“文者气之所形”说。二是苏辙从小在蜀地长大，在这次离乡到京的途中，第一次感受到沿途绚丽无比的山河，感觉蜀地虽地茂形胜，但地处西南，偏于一隅，“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因此苏辙提出要养成“浩然之气”，周游天下，开阔胸襟，结交天下豪俊，以“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的途径来养气。
第二节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北宋是一个重儒、崇佛、尚道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卿希泰先生曾说：“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故使三家在此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三家发展史上的新时期。”①苏辙遭逢其时，在他的身上也熔铸着三教合一的特色。
苏辙一生在政治上颠簸起伏，饱尝颠沛流离贬谪之苦，并且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诸子百家都有所涉及，“及既长，乃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①总体来说，苏辙早年的人生思想以儒家为主。他的晚年，在经历了仕途的坎坷之后，释、道两家思想又渐渐占了主导地位，最终他闭门谢客，在清净中感悟释、道精神，寻求心灵的自由和慰藉。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苏辙作为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诞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书香之家。其远祖苏味道，是唐朝有名的诗人，曾任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与杜审言、李峤、崔融并称为“文章四友”。父亲苏洵精通儒学经典，“遂通六经、百家之说。”②苏辙家中书籍众多，他曾说：“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③可见，苏辙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成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深深地熏陶着他。
苏辙非常钦佩“亚圣”孟子，他继承孟子之道，在《上两制诸公书》说：“盖晚而读《孟子》，而后遍观乎百家而不乱也。……然其所以泛观天下之异说，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盖其学出于孟子而不可诬也。”④推崇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⑤，因此苏辙“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①苏辙还向儒家典范人物颜渊学习，“颜曾本吾师，终身美藜藿。”②另外，在《答黄庭坚书》中云：“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③苏辙对于颜渊的安贫乐道给予高度称赞。
苏辙在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时期就心怀大志，准备为国效力。苏轼曾言他们兄弟青年时期的志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④嘉祐二年（1057），苏氏父子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支配下，参加了由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进士考试，十九岁的苏辙与其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061），苏辙又与兄一起参加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苏辙因直言，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担任齐州掌书记之任期间，面对旱灾，他积极赈灾救民，体现了他造福百姓的奉献精神。由此可见，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苏辙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北宋统治者鉴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自太祖朝就削弱武将权力，同时，大力提高文人待遇。在这种重文抑武的政策之下，他们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上之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权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⑤，形成了对文人有利的国策。正是源于此，导致宋代军队中“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军力羸弱，宋朝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乘机窥伺入侵，多次骚扰宋人边防，同时宋廷在对外的战争中，屡有失败，引起一些士人的不满。针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北宋中期形成了士大夫议论时政、品判历史的社会风气。
在苏辙的青、中年时期，面对北宋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关心政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写了大量政论文，如《上神宗皇帝书》、《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主张治国“以礼乐为本，刑政为末”①，推崇“禹、稷汲汲于天下”②。到了苏辙的晚年，他创作了大量的史论文，以《历代论》为代表，如《汉景帝》、《唐太宗》等，显示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注，其实也就是提醒统治者，注意借鉴古今成败得失，不再重蹈覆辙。这些都是儒家进取思想的体现。而当苏辙身处逆境之时，亦不忘修身养性。在贬地龙川，写出了《龙川志略》那样的好作品。苏辙晚年隐居颍滨，便闭门不出，“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外尘恶，且忍闲居苦。”③文学创作虽然减少，但埋头于学术研究，真可谓是“独善其身”。
苏辙不满于王安石变法，用儒家的礼义思想批评王安石新政，其云：“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而以为礼义之教，皆圣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乃欲务矫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恶。”④苏辙对王安石新学的牵强附会，委曲莫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⑤
苏辙的人生、文学都受到了很深的儒学思想沾溉。他的前半生积极进取，为北宋统治者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建议，后期则独善其身，沉醉于学术研究之中，这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深刻的体现。吕公著曾评云：“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至于如此。”①虽是强调苏辙为政的练达，但从一个方面也表明苏辙所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事实。
二、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隋唐时期，中国的佛教达到鼎盛，中国佛教的几个流派如净土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由于政局的不稳与战乱，佛教一度衰落。随着北宋政权的建立，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佛教又开始兴旺起来，它的一些思想、教义影响士人的文化生活。宋朝的文人，大都有过接触佛教的经历，甚至一些文人也参禅入佛，成为居士。
在苏辙的家乡四川，佛教十分兴盛。有“秀甲天下”之美誉的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这两个地方都距苏辙家乡眉山不远。这种浓厚的佛教文化自然会影响到苏氏一家。苏辙的父亲苏洵与庐山的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关系密切，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谪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纳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经去已十一年。”②苏辙的母亲也信佛教，苏轼在元丰八年所写《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说：“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③ 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所写《答毕仲举二首》中提到：“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常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①苏轼在人生失意时，从佛教中寻求解脱的办法，使自己精神超脱，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无所动其心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和家庭的熏陶下，苏辙自然会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宋代，流派众多，然而宋代的文人甚喜禅宗，他们喜欢禅师参禅论佛。苏辙与著名的禅师道潜交往较多。苏辙所作的《杭州龙井院讷斋记》②一文，便是应道潜之请，为杭州龙井院的僧舍“讷斋”写的一篇“记”，记载了辩才大法师的故事以及“讷斋”的来历，字里行间充满着禅味。
苏辙早年就有游历佛教寺院的记载。至和二年（1055），苏辙十七岁，就随同父亲苏洵到成都，游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见僧惟简（宝月）。“辙方志学，从先君子东游故都，览观药市。解鞍精舍，时始见兄。颀然如鹄，介而善鸣。宗党之故，情若旧识。屈信臂项，阅岁四十。”③次年，嘉祐元年（1056）三月二十八日，与兄轼游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观卢楞伽笔迹。④这年五六月间，到达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⑤“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① 嘉祐四年（1059），苏辙游三游洞，有《寄题清溪寺》。熙宁二年（1069），秀州僧本莹来访，题其净照堂，有《秀州僧本莹净照堂》。同年，苏辙游净因院，有《游净因院寄琏禅师》、《赠净因臻长老》留世。由此可见，青年时的苏辙虽然没有直接入佛，但已开始通过游历佛寺，结交寺僧，这对他的人生思想产生了影响。
苏辙虽少年得志，但后来由于反对新法，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而多次出朝，“乌台诗案”中替苏轼赎罪，受牵连，贬监筠州盐酒税，生活困顿。苏辙尽管在元祐年间一度平步青云，曾居位副相，可是绍圣年间，“岁经三黜”，官场险恶，仕途蹭蹬，使苏辙备遭打击，一方面为了避祸，另一方面为了在精神上寻求解脱，他不自觉地接触佛教。
随着年龄的增长，苏辙经历了一系列的宦海起伏，逐渐体会到人生的悲苦。在他的中年时期，佛教在他生命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神宗元丰四年（1081），他作有《庐山新修僧堂记》、《圣寿院法堂记》和《黄州师中庵记》。他在《渔家傲·和门人祝寿》中说：“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斝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早岁文章供事用，中年禅味宜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谁与共？人间天上随它送。”②可见，苏辙早年的文章主要是经世致用之文，中年时期的文章禅味十足。苏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时，曾作《东轩记》，有“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③之句，表达出他想远离世俗的退隐的心态，难怪有人称其为“东轩长老”。他任绩溪令时，有《病退》诗一首：“冷枕单衣小竹床，卧闻秋雨滴心凉。此间本净何须洗，是病皆空岂有方。”④而且在《赠德仲》也言：“世间取舍竟谁是，惟有古佛终难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净持律师。”①这些都是苏辙参禅体会的感悟。
苏辙暮年服膺于佛教，研习佛理，在参禅拜佛中安度晚年。绍圣二年（1094），逍遥聪长老卒，苏辙作《祭逍遥聪长老文》；绍圣三年（1095），苏辙作有《祭宝月大师文》、《送成都僧法舟西归》；元符元年（1098），诏辙移循州安置。八月，辙至循州，寓居城东之圣寿寺，他在《书白乐天集后二首》其一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谪龙川，……庐于城东圣寿僧舍，闭门索然，无以终日。……乃得白乐天文集阅之。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及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②白居易从佛理中学到了处世的圆通，因此在从政不如意时便进退自如。而苏辙也从白居易学佛处世中学到了启示，苏辙曾言：“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③因此他在晚年退居许昌后，便闭门不出，研读佛书，慰藉自己。《楞严经》是佛教经典经书，对苏辙也有重要影响，他说：“昔尝诵楞严，闻有乞食师。”④崇宁二年（1103），苏辙离家独居蔡州，杜门谢客，反复诵读《楞严经》，其后作文云：“予自十年来，于佛法中渐有所悟，经历忧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乱，每得安乐。崇宁癸未，自许还蔡，杜门幽坐，取《楞严经》翻复熟读，乃知诸佛涅槃正路从六根入。”⑤他相信佛家的因缘说、宿命说，“因缘宿世非今日，赖有阴功许旋还。”⑥苏过评价他：“聊清一室地，仅作跏趺处。”①看来，为祈求安宁、像佛教徒一样打坐，已经是苏辙的日常功课了。苏辙还说：“十年来渐悟佛法，经历忧患，真心不乱，今反复熟读，乃知诸佛惠我无生法，忍无漏胜果，愿心心护持，勿令失坠。”②晚年的苏辙，对于佛法感悟很深，虽历经贬谪，然而内心平静，不为世间琐事烦乱。从《夜坐》中可看出此时的苏辙已完全沉醉于佛教，“老僧劝我习禅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无著徐自静，六尘消尽何曾扫。湛然已似须陀泊，久尔不负瞿昙老。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枣。知有毗卢一迳通，信脚直前无别巧。”③进入禅定的境界，内心清净自如，对人生又是另种感悟，甚至认为自己曾经与道士的交往是错误的。
三、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晋代的葛洪曾在《神仙传》中提到：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用药物，依法修炼。……”④因此人们把东汉沛国人张陵在蜀郡鹤鸣山造作道书、创立“五斗米教”作为道教的起点。可见，蜀地是道教的发源地。苏辙家乡附近的峨眉山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它的道教宫观也闻名天下。
北宋时，道教得以长足发展，太宗、真宗、徽宗都崇道。统治者的好道行为影响了士大夫崇道的风尚。苏辙父兄皆好庄子。苏轼曾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①庆历四年（1044），苏洵与郫县处士张俞交游，苏辙在天庆观读书，苏辙曾记载随兄轼向道士学习的经历，“予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②苏辙从小就好道，他说“老佛同一源，出山便异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③嘉祐元年（1056），苏辙十八岁，经过凤翔时有“东游至岐下，始见吴道子画，乃惊曰：‘信矣，画必以此为极也！’”④看来，他对于“画圣”——“吴道真君”的画极为称赞。嘉祐四年（1059），苏辙游仙都观，作《留题仙都观》：“道士白发尊，面黑岚气染。自言王方平，学道古有验。道成白昼飞，人世不留窆。后有阴长生，此地亦所占。并骑双翔龙，霞绶紫云襜。扬扬玉堂上，与世作丰歉。”⑤治平元年（1064），苏辙在《和子瞻读道藏》提到：“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⑥虽然这些是他游道观、研读老庄之书的感想，但也体现了苏辙少年时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辙在《自写真赞》中评价自己：“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⑦ 晚年他迁谪龙川后，便“颀然一道士”。⑧他由一个政治家、文人变成以道士自居了。政和元年（1111）十月，苏辙在《卜居赋并引》中说：“然平昔好道，今三十余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术之余，此心了然，或未随物沦散。然则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赋》，以示知者。”⑨可见，道家的思想一直伴他到老。
刘大魁在《论文偶记》谈到《庄子》时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① 苏辙也有即物明理的作品，他在《黄州快哉亭记》中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②随遇而安，保持内心坦然的思想使他无往而不乐，积极面对生活。老子讲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影响他的人生与创作，如《乞分别邪正札子》中说：“至于在外臣子，一以恩义待之，使嫌隙无自而生，爱戴以忘其死，则垂拱无为，安意为善，愈久而愈无患矣。”③主张统治者用恩义对待在外的臣子，实行无为而治、静心寡欲，国可无忧。又《王氏清虚堂记》：“将旷焉黜去外累而独求诸内，意其有真清虚者在焉，而未之见也。王君浮沉京师，多世外之交，而又娶于梁张公氏。张公超达远骛，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④展现了王氏能够旷达地摆脱外在的负累，求其内心的清虚，并且与他交往的张公也有超脱、随遇而安的真性情。唐顺之评价：“此文亦有箴规言，其所以为清虚者，不足为清虚也。议论亦本庄子。”⑤
道家思想对苏辙影响深远，我们从苏辙的学术著作《老子解》可以窥之；苏辙为文“汪洋澹泊”，可见庄子文学的痕迹；《宋史》称苏辙为人“沉静淡泊”，其精神内涵与道家一脉相通。苏辙做事沉稳，淡泊为人，所以在党争中所受的祸害少于苏轼，正如苏洵所说：“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⑥显然，这与苏辙的道家思想有关。
总之，苏辙所在的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奇观，这种复杂的文化影响了宋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儒家的入世和有为，鼓励他们积极进取；道家的无为思想，又使他们淡泊名利；佛家的清空圆通，启导他们走向圆融和变通。而苏辙一生的主流思想，乃是儒家积极有为的进取思想，而这种思想是苏辙人生哲学的基础。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在前期，他积极进取、议论时事、追求仕途，表现出儒家的经世思想，而当被贬为地方官时和晚年隐居许昌的时侯，他便以佛、道思想来慰藉自己，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现实生活。苏辙一生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斝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早岁文章供事用，中年禅味宜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谁与共？人间天上随它送。”①儒、释、道思想影响了苏辙的人生哲学，自然也影响他的文学创作。
第三节 当时文坛人物的影响
苏辙生活在宋代古文发展的重要时期，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等名家辈出。其中，苏辙与苏洵、苏轼、欧阳修等人交往密切，他们对苏辙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一、父兄的影响
家庭的熏陶对于苏辙的成长和文学创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亲苏洵对苏辙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苏辙说：“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①苏洵因不擅时文，在科场考试中屡屡名落孙山，于是“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它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②，“遂通六经、百家之说”③。苏洵不仅自己学习诸子百家之书和圣贤之文，还教导他的孩子们努力读书，“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④苏辙在《遗老斋记》中说：“予幼从事于诗书”⑤，父亲的悉心栽培，使苏辙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清代性灵派的代表袁枚在《书茅氏八大家文选》中说：“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⑥，台湾学者谢武雄也曾说：“三苏于文章之观点，自成一体系，而其文论，肇始于苏老泉”。⑦可见，苏辙的散文深受其父的影响。苏洵的那些“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⑧的散文，对苏辙影响很大，如苏辙在《进策》中，本着“必见黜”的想法，敢于大胆批判皇帝的耽于女乐，是受了苏洵的熏陶。同时，苏洵“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⑨的做法，也影响了苏辙晚年北归后闭门深锁、专心学术的生活。
苏洵还影响了苏辙的政治思想。如苏洵反对王安石新法中的雇役法，支持差役法，他认为理想的兵役制度是兵农结合，“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①苏辙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同样继承了其父的思想，批判雇役法，“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俱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②作为父亲，苏洵不但抚养苏辙长大，而且言传身教，对苏辙一生影响很大。
苏辙的母亲程氏贤明达理，她是大理司丞程文应的女儿，苏洵在外游学期间，是由她来教育儿子的。苏辙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③ 可见，她在培养子女上也有独到之处。程氏“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④她出身望族，喜欢读书，有气节。《颍滨遗老传》中记载：“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三子必不负吾志’”。司马光在为她写的墓志铭中说，“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其子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已。”⑤她不仅教苏辙兄弟如何读书，还以《范滂传》教育儿子以古代的志士为榜样来砥砺名节。父母的言传身教使苏辙从小就培养了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⑥，这种好学的精神，是与家庭中浓厚的学风分不开的。“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目。宋兴以来，唯故资政殿大学士吴公育，与轼制策入三等。辙所对语尤切直惊人，由夫人素勖之也。若夫人者，可谓知爱其子矣。”①由此看来，苏辙的文学修养与程氏平日的教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辙、苏轼是北宋赫赫有名的兄弟文学家。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②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提到：“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后迫寒饥，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③他们兄弟从小秉承父学，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一起读书、游玩，手足情深。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中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④道出了苏轼与弟弟既兄又友的关系。他们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在政治主张、学术思想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们虽是兄弟，但性格不同，苏轼性格敏锐，才情纵横，正如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所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⑤而苏辙性格深沉，谨慎内敛。苏轼这种张扬的性格间接地导致了其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他在《狱中寄子由二首》中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⑥此诗对兄弟的那种拳拳之心表现无余。苏辙则向神宗献《为兄轼下狱上书》：“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①，被贬监筠州盐酒税，真可谓“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② 兄弟患难之情，于此见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临终前曾留有遗言要苏辙为他作墓志铭，并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③可见，兄弟情深，令人扼腕叹息。正如《宋史·苏辙传》所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④在险恶的宦海沉浮中，他们兄弟一直是彼此的寄托和安慰。
苏辙、苏轼不仅是生活中罕见的兄弟，更是文学上少有的知己。在聚少离多的坎坷生涯中，他们经常酬唱诗文来勉励彼此。苏轼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中提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⑤他告诫弟弟在官场中要时时小心，不能贪恋官职，这发自肺腑的忠告铭刻在苏辙的内心，使他在官场小心谨慎。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更表达了对弟弟无限的想念之情。此外，《和子由渑池怀旧》、《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和子由苦寒见寄》等唱和诗，不仅展示了他们兄弟间的绵密情意，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坛佳话。
苏辙的文学与学术曾受其兄的影响。苏轼“好谈古今得失”⑥，他敢于对世间的不满进行抨击。苏辙在回忆亡兄时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①苏轼这种对西汉散文的热爱及其“不为空言”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苏辙作品中对现实的关注。此外，苏轼曾经修建或命名之地，苏辙也在其散文中有所体现。如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找到一处废弃的旧台，后经修建，成为一个游览的好地方，邀请苏辙为此台取名，苏辙作《超然台赋并叙》；苏轼贬官黄州时，将张梦得在家西南方造的亭子命名为“快哉”，后来苏辙又写出了著名的《黄州快哉亭记》。治学方面，苏轼认真严谨的态度影响了苏辙，他们都主张“以史传经”，反对“以意说经”②。苏轼对苏辙的教导与影响，正如苏辙所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③
苏辙一生之行迹，大体与苏轼的进退相同，这也是苏辙追随和钦慕苏轼的表现。这对感情淳笃的兄弟曾有约定，功成名就之时要退隐江湖，安享晚年，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就提到：“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④苏轼也曾写《临江仙》：“昔年共采芸香。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⑤ 但他们终其一生在险恶的党争中奋战，苏轼北归后在常州与世长辞，苏辙没能和兄长安享天伦之乐，只能在叹惋中为其写墓志铭，实乃可惜！
综上所述，苏辙能够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一，与他的家庭的濡染和熏陶有密切关系。苏辙在《历代论一并引》中说得好，“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①
二、欧阳修等人的影响
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欧阳修、张方平等人对苏辙的提携和关照，也促使他的散文大放异彩。苏籀在《栾城遗言》中说：“公常云：在朝所见，朝廷遗老数人而已，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子幸获与之周旋，听其诵说，放失旧闻多得其详实。其于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据甚多。”②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苏辙少年时就向欧阳修学习，他在《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中记载：“辙少，获知于文忠公，出入门下，与其诸子游。”③欧阳修喜欢提携有才之士，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④欧阳修的门生甚多，喜欢奖掖后人，曾巩和王安石就出自于其门下，他还曾上《荐布衣苏洵状》引荐苏洵，上《举苏轼应制科状》举荐苏轼，苏辙也在提携之列，《宋史》中记载：“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⑤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大力提倡古文创作，倡导平易朴实的文风，凡是追求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的文章都不录取，当年考中进士的大多是文风平易的才子。“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① 他的这一举动，促进文风的改变，扫除了“西昆体”浮靡文风笼罩文坛的局面，确立了北宋散文的基本风貌。苏辙兄弟的散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②，正符合欧阳修诗文革新的要求。所以这一年，苏轼和苏辙同中进士，欧阳修称赞苏辙为眉山苏门光耀了门庭，“是岁，辙亦中下第，公亦以谓不忝其家。”③
苏辙对欧阳修为人、为文极为钦佩。他在作于嘉祐二年（1057）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言貌之秀伟，与其门人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④在他眼中，欧阳修的行为举止都很得体，文章更是集天下之精华于一体。嘉祐五年（1060）11月，欧阳修为枢密副使，苏辙作有《贺欧阳副枢启》，“伏惟枢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余论温纯，和乐海内。……夫富贵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终莫能得；贫贱之士，所急者爵禄，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于当世，而况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未复何加！”⑤对欧阳修超绝的才情进行称赞。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苏辙作《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伏惟致政观文少师，道德在人，学术盖世。早游侍从，蔚为议论之宗；晚入庙堂，隐然众庶之望。属三朝之终始，更万变之勤劳……众皆以力事君，公独以道自任。”⑥苏辙对于欧阳修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苏辙作了《祭欧阳少师文》和三首挽词，“拜公门下，言笑欢欣。杯酒相属，图史纷纭。辩论不衰，志气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书来告衰，情怀酸辛。”① 他回忆了在欧阳修门下学习的欢欣场面，以及失去欧阳修的痛心，寄托对恩公的深切悼念。茅坤云：“子由祭欧文不如子瞻，然亦师生。故人之情泠然可掬。”②苏辙与欧公家人关系笃厚，苏辙还于元祐四年（1089），作《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寄托对欧阳修夫人的哀思。《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栾城先生全集录序》③中说苏辙，“栾城笃于风谊，事欧阳公如父，夫人如母，与其子侄相爱如亲弟昆。”他大力崇扬欧阳修的散文，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说：“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④而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公之于文，云汉之光。昭回洞达，无有采章。学者所仰，以克向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⑤
郭预衡先生指出：“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⑥欧阳修对苏辙的影响显而易见。苏辙散文澹泊自然，与欧阳修提倡的平易自然的文风不无关系。欧阳修散文的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学风格，使苏辙明显受到影响。《困学纪闻》卷一八：“尝观栾城为《欧阳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盛’。栾城评品文章至佳者，独云‘不带声色’盖得于公也。”⑦《义概》卷一：“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盛’。东坡《答张文潜县丞书》谓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邪？”①
张方平也是对苏辙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张方平，字安道，英宗赵曙时，祥翰林学士承旨。神宗赵顼时，拜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变法。《宋史》称：“慷慨有气节，既告老，论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狱，尤反覆言之……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②他对苏辙的仕途和散文均有影响。至和二年（1055），苏洵作《上张益州书》，并在成都谒见张方平，张方平曾向朝廷荐苏洵任成都学官，未果。嘉祐元年（1056），苏辙与苏轼随苏洵赴京师。至成都，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受到赏识，待为国士，随后，成为忘年交。“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③无名氏《瑞桂堂暇录》中记录张方平盛赞苏辙兄弟：“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④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辙因政见不和忤逆王安石而出朝，已是陈州知州的张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同年，吕陶中贤良方正科，苏辙作《代方平答陶启》、《代张方平论时事书》。熙宁九年（1076），苏辙罢任齐州，到京城做了短暂的停留，熙宁十年（1077），又出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苏辙有《谢方平启》、《代方平免陪祀表》留世。“乌台诗案”后，苏辙为兄请罪，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张方平“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曰：‘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①神宗元丰二年（1079），在张方平致仕前后，苏辙分别作有《代张方平乞致仕表》、《代方平谢表》。哲宗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张方平去世，苏辙作《祭方平文》。哲宗元祐七年（1092）8月，张方平葬，苏辙作《再祭张宫保文》和《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
元符末年，苏辙自龙川还颍川，张方平已故数年，读赠诗时，泣不成声，又作诗道：“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②苏辙不仅创作了一些有关张方平的散文作品，还有一篇《张方平父》的作品留世，苏辙与张方平关系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在苏辙的一生中，复杂多元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苏洵、苏轼的言传身教，欧阳修、张方平等当世名人的赏识和奖掖，都对苏辙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