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
一九五〇年深秋，我刚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一天，上级突然通知我，把我从大西北调到了遥远的首都北京。不久，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更加遥远的朝鲜战场。从此，我就离开了侦察参谋的岗位，警卫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同欢乐，共忧患，一直跟随了他十七年。
起初，我并不知道分配我干什么。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当天，机关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你到彭司令员那里当警卫员。”
我一听，连问了几声：“是不是彭老总，彭德怀同志？”他点点头，我紧张了，好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啥也不懂，文化水平恁低，怎么给选到他那去工作？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彭老总，在西北听部队老同志讲他的英雄故事就多了。所以，听说要到彭老总身边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同时又十分担心。
“我能搞得好吗？”
我到彭老总的办公室报到时，办公室主任说：“你休息两天吧，这两天暂且不要见他。”我心里纳闷：当警卫员怎能不见首长？见首长还要选日子？
彭总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山沟里。靠山脚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只是太潮湿，因而在洞口搭了一些木板棚子。彭总就住在作战室旁边一个小棚里。
我很想见到彭总。他原来的警卫员鄄友才看到我有些心急，问我：“想见见他？”我连连点头。他就叫我跟在他后面进到小棚子里去。他嘱咐我：“他不问话，你也就别吭声。”
友才是进去倒开水的。他推门、走路都很轻。我站在门边，连大气也不敢出。彭总坐在一个木头箱子垒成的写字台前，抬头看了一眼，接着又低头看文件去了。就这一眼，我着实被吓了一跳：“这个人样子好厉害啊！”他粗眉毛，厚嘴唇，宽肩膀，表情又像生气又像发愁。屋子里很冷，板壁缝里冒出一股股白雾，凝结成了冰霜。地上有一条小水沟，流着从山洞里淌出来的一股水，可以闻到硫黄的气味。一张行军床，就放在水沟旁边。总之，这里没有一点叫人稀奇的东西。要不是彭总坐在眼前，我真不会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住宿、办公的地方。
出门来，我问友才：“怎么样，很厉害吧？”
友才说：“嗯，很厉害。不过你不用怕，他不会骂我们。有时批评干部，干部越大他越不客气。这些天，我们都得小心点，他正在气头上！”
“不是前方刚打了大胜仗吗？他气什么？”
友才坐下来，抱着脑袋摇了摇，说：“你没听说？咳！我们这些人，都该死！没有把毛岸英同志照顾好。他牺牲后，彭总好些天都这样，吃一点点，睡一会儿，话也很少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主任叫我等两天才见彭总。
过了两天，主任把我带去见彭总了。他跟彭总报告说：“司令员，这是从西北军区调来的警卫员景希珍同志。”
彭总取下老花眼镜，望着我：“哦，你是哪个军的？”
“报告首长！七军。”
“是彭绍辉那个军。他叫你来的？”
我说：“不，我不知道谁叫我来的。”
他笑了笑，叫我坐下，问了我名字的写法和年龄，然后说：“我们以后就在一块干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吗？”
我只顾点头，心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彭总晚上有散步的习惯。他出去我都跟着他。第一天，他问我：“西北军区叫你来，怎么对你说的？”
我照实回答：“他们没有告诉我，只说调我到北京。”
“这么说，他们是把你哄出来的？”
我说：“不！不是哄，是保密。到你这儿，我很高兴，就怕干不好。”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你怎么拖到这时候才来？”
我本来是从兰州坐军用飞机去北京的。行前，军区参谋长交给我一封密信，向我交代说，飞机落地就到北京了，要我拿着信直接到北京饭店找陈赓同志。还要我注意保密，旅途上不要把信掏给人家看。我一一记住了。谁知飞机中途加油，在西安降落——陈赓同志我没找着，飞机又起飞了。后来，请求一个军事机关协助，才搭上火车去北京。我叙述了上边的情况，有点不安地说：“在西安上了火车，火车再怎么停我也不下车了，一直到了终点站北京。可就晚了这些天。”
彭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小家伙，也太死板了！”
我说：“不是我死板，是上级交代了的，说飞机落地就到，还要我不要轻易对别人说是去哪里……”
彭总拍着我的肩，说道：“对！看得出来，他们给我选来了个老实的小伙子，一个好兵！”
慰问品
从我们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天起，祖国人民便全力注视和支援着这场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久，各类生活物资也大批运到了前线。这当中，有一些包裹、箱子，写明直接寄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里面大都装着烟、酒、糖、茶和罐头等食品，还夹着一些信，向他表示慰问，要求他一定领受祖国人民的心意。
军邮知道彭总的脾气，不敢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他那里去，总是朝我住的地点搬，一下子把屋里屋外都塞满了。彭总看到了，对我说：“你就负责把这些东西管起来，分下去。”还告诉我，要分得公平合理，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有一点。第一次分不够下次再补。还说，分到东西的单位，要写一封给祖国人民的感谢信。
一天，我正忙着分发慰问品，办公室有个干部派了通讯员来，留这个、要那个，打算当场拿去一些东西。我不让他拿，我说：“司令员有指示，这个事我管。”一会儿，那个干部亲自来了，说：“你是不想干了吧？不想干了就到三八线上去！”我说：“三八线就三八线，你这是什么作风？”我们吵起来了，叮呀当的，不可开交。彭总走出来，问了问情况，当着我的面把那个干部批评了一顿。彭总对我说：“我支持你，就按你的主张办，谁也不能私自装腰包！”
晚上散步的时候，彭总还对我说：“你今天做得对！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保得住一个‘公’！”
这三条，我记得很牢。这不只是因为他当时说了这样一番给人深思的话，而是在此后的十七年中，我在他的行动上看到，他就是这样管“公”的。他管的是很大很大的“公”，掌的是很大很大的权，却从没有说过他自己需要什么，更没有叫我到哪里去要过什么。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嗜好，总是给他什么穿就穿什么，给他什么吃就吃什么。他除了领取自己的一份薪金，从来没有占用过非分的东西。他应得的那一份。还经常地拿出来帮助这个、帮助那个。
指挥所里
雨季到来了。
彭总的小板棚是头顶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正在这时，来了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同来的还有一些朝鲜人民军的战友和乡亲。
开头，我只顾忙着招待客人。后来，看到慰问团和朝鲜同志都往彭总的小板棚走去——那里出啥事了？我连忙跑去。祖国人民慰问团和朝鲜同志围在彭总的办公台前，像在瞻仰一个年代久远了的古迹，静静地肃立着，只听得从办公台上边那张遮漏的雨布上，发出均匀的嘀嗒嘀嗒的水滴声。
“小同志，我们彭总平时就坐在这儿？”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我。
我说：“是的。彭总忙得很，能安静地在这儿坐一会也难得咧！”
那个老同志推了推办公台，并在一起的木头箱子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他转身又从彭总行军床上抱起了那床被漏下来的雨水浸湿了一大块的发潮的被子，让人们看了一阵，然后问我：“他在这儿安睡片刻的机会都难得，对吗？”
我“嗯”了一声。
这个老同志又去摸了摸湿漉漉的板墙，激动地拉着长声说：“这里呀，住着百万英雄大军的统帅，这里就是他的指挥台。就是从这里，发出了使敌人胆寒、人民欢欣的号令；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无往而不胜！”他同我使劲地握手时，我看到，他的眼眶内闪动着泪花。
不久，朝鲜人民军派来了一个工兵连，要给彭总把屋子重新修过，但彭总只叫他们修理通讯人员和我们警卫排住的房子。以后，不知是国内还是朝鲜，给彭总送来了一个大电炉。这个电炉像一面大镜子，可以平着、竖着烤。每到晚上，电动机响起来时，彭总屋子里立刻热烘烘的。半夜，连我们睡在隔壁屋子里也盖不住被子了。因为他等我们睡下后，就把电炉移来放在门口，并且把炉嘴对着我们的铺位。我们发现后，又把它调了过去。但第二天起来，我们发现电炉又转过脸来了。有时，夜里他要办公，电炉不便搬动。他就把自己的被子、军毯、大衣悄悄地盖在我们的身上。
那位赞扬彭总的老同志，不知是不是郭老？当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从电影上看，觉得有点像，但有的同志又说是作家巴金同志。不管是郭老还是巴金，他们的话说出了我们解放军、志愿军战士共同的体会：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和他统帅的士兵过一样的生活，这个军队自然是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
仗打得很紧张的时候
头一年吧，仗打得可紧张了。白天，晚上，彭总难得倒在床上睡个觉。有时睡，也只是脱了鞋坐在行军床上，或者坐在我给他铺了一块棉垫的木箱上，背靠着墙，那么养养神而已。参谋人员报告了情况，他便马上走到地图跟前做标记，作指示。
当前沿正进行战前准备的时候，或者暂时听不到新的战况的时候，彭总就在屋子里转，在外头转，有时一转两三个小时，不说话，也不吃不喝。我们喊他，他听不见；催急了，他还难免骂两句，他不让别人打断他的思路。
前线的战况，彭总的心情，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从不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遇到战事不顺利，我们便看到他表情严肃，眉头紧皱，忘了吃、忘了喝，有时凝神静思，有时迅速地走动。这时候，指挥所里，人们走路、咳嗽都格外小声。打了胜仗，他就喊叫：“小鬼，拿东西来吃！”他吃，也叫大家吃。有时他还哼上几句湖南花鼓戏，逗得大家发笑。
我还记得。他有时实在困极了，就坐在木头箱上，背靠板墙，眼睛闭着。但是右手还是捏着电筒，左手还拿放大镜，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在那些日子里，这就是他难得的睡眠了。这样的睡觉，每次最多也不过十来分钟。一醒来，他就问：“有谁来过没有？”怎么会没有人来呢？多少条战壕连到他那里啊！但是志司首长和同志们对他非常体贴，只要不是极其紧要的事。就不让我唤醒他。后来他察觉了，先是批评我，然后又向我讲道理。还说：“解决这问题。我要‘自力更生’！”从此，为了使头脑保持清醒，他时常跑去外边走一走，哪怕是风雪连天的冬夜也是这样。出门前，他总要打声招呼：“我去透透气。”意思是有了情况，叫值班员及时报告。常常刚到洞外，情况就来了，他抓起一把雪擦擦手，再把冰凉的手在脑门上按按，又奔向了自己的指挥位置。
彭总的身体很好，在朝鲜那样劳累，也不生病，连感冒也很少。往后的十几年也如此。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肠胃病，有点痔疮。他什么药也不吃。他说，防病最好的方子是劳动和锻炼，治病的最好方子是多喝水。更没有见他吃过什么补药。从朝鲜回国后，傅连璋同志拉彭总去检查身体，他说：“我才不去。你们医生乱弹琴，没有病也要查出几分病来。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其实，当时他晚上老是睡不好，离不得安眠药，后来形成了习惯，每晚都要吃两片或三片。这就是在朝鲜那无数的不眠不息的夜晚留给他的后遗症。
他没有时间顾自己
有一次响空袭警报，我在洞子里没有听到。见大家都往洞里来，才忙着往彭总平时防空的地方奔去。到那里一看，不见人！我拔腿就朝洞外跑。洞门口有人喊道：“你疯了？”这时天刚黑，但是，洞外被敌机抛撒的照明弹照得明晃晃的，一股股声浪冲进洞子里来，震得人耳朵发麻。我顾不得看敌机的来去方向，也顾不得看哪些地方挨了轰炸扫射，直朝彭总在门外的小屋跑去。他的小屋靠洞最近，有一个后门和洞口相通，几步就到了。这是特意为了他能随时进洞防空而安排的。
我刚跑出洞，就见一位干部已经跑在我的前面了。我们前后脚进了彭总的小屋，发现他半躺在被窝里，披着大衣，点着蜡烛，在看文件。外头响成了一锅粥，屋子里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他全没有觉得似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喊道：“走！”又一齐动手去拉彭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幸好，后面又跑来了警卫排的几个同志，大家连拉带架地把他推进了洞。我们刚离开，“哒哒哒”一长串子弹就擦着屋檐扫射过来，把那张行军床打了几个洞，而另一间房子也被打塌了一个角。过后，他笑着说；“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把我搞进洞，我就见了马克思了。”
事后，志愿军政治部的甘泗淇主任把我找去，先把我表扬了一番，接着再三嘱咐：“今后，你们离开彭总一步，都要给另一个同志交代，看着他，吃的、喝的递到他手里。他，没有时间顾自己啊！”途中在朝鲜，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彭总外出都在天黑以后。有一天出发到一个部队去。彭总心急，下午五时半就催着上路了。
车子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天还没有黑尽。我正担心：这鬼天怎么这么磨蹭，还不黑，可不要出事呀！正想着，事情就来了。前头防空信号枪一响，侧面山沟里就钻出了一大群敌机，歪扭着，怪叫着，向我们前面的警卫车俯冲下来。前面的敌机刚过去，后面的又钻过来了：低层的轰炸扫射，上层的打着掩护。
跟往常遇到这种情况一样，司机一个急刹车，我就把彭总拉下车去隐蔽。可是这回事情来得突然，车刚停，敌机已临到头上，彭总大概不愿在敌人眼鼻下躲闪，甩脱了我，他站在路旁一个田坎下，眼睛盯着头上的飞贼，骂道：“娘的！我不信你把老子吃了！”我紧贴在他身旁，准备随时掩护他。
敌机对着公路俯冲下来，几梭子弹打在离车子只几公尺的地方，我感到一阵阵热风猛扑上脸来。但站在我面前的彭总，不动步、不弯腰，连眉毛都没有皱一皱。一会儿，我们前后响开了高射机枪，两侧不知什么地方的高炮，往天上抛去一朵朵白花，白花很快连成一片白云，敌机不敢再来了。彭总回过头，见我站在那里笑，像夸奖又像生气地说：“你这个小鬼，站着干什么？看把戏吗？走！”
开会回来后，首长和同志们见着我就说；“好险啦！丢了我们的彭老总，美帝国主义还不把牛皮吹上天？”那次，我是够紧张的了。就那一会儿，我一身汗把棉衣都浸湿了，因为甘主任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交代了：“彭老总的安全，不仅我们中朝人民关心，全世界反对侵略、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关心啊！”后来，我还听说了，为了彭总的安全，毛主席专门给志愿军党委发了一个电报。
以后多年，我常想起这一天，也常看到彭总的这个劲：不论是在什么样的艰险危难面前，他不会躲闪、不会退避。好像天塌下来也就是半斤八两；同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他也不会忘记别人，依然在关照别人。
彭总帮我写家信
还是晚上散步的时候。一个从安东留守处来战地的同志喊我：“小景，有你的信！”
“呵，是家里来的！”我接过信。心里很高兴。那时候，接到一封家信好不容易。我也不管彭总在面前，蹦了几蹦，拆开信就看。“怪了，这是谁的信？”信头称我哥，信尾上的名字，三个字我认不得，不知是谁写来的。
“看不懂？”彭总看出我在作难，走过来问我。
我说：“没什么，一会儿我再看。”
“我来帮你看看，行吗？”
我连说：“不用不用。”心想，家里不知请谁写的草草字，哪敢麻烦他？忙把信往兜里揣。
他又说；“我也想知道祖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对我们说些什么，偏偏你又信不过我。”
我忙把信掏给他，一边说：“写信的这个人，我一时想不起是谁来。”
彭总接过信，跟着念出一个名字来。我一听心里咯噔一跳，脸刷地红了。忙说：“行啦，行啦，快给我吧！”
他问：“这是谁？未婚妻？”
我说：“什么未婚妻，我们家乡的封建老规矩，从小给我说的一门亲。光听说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有照过面。我才不理这码事！”说着就要伸手夺信。
彭总说：“先看看她写的什么，再决定理不理。好不好？”我只好同意了。
彭总就站在灰蒙蒙的夜色里，借着地上白雪的反光，把这封信举在手里，忽远忽近地看了起来。看了一阵，他笑了：“这姑娘不错，思想进步。她说她速成中学毕业了，说你是最可爱的人，很光荣。希望你杀敌立功，还有……”他边笑边说信上的内容。又问：“怎么样？给她写封回信吧！”
我不好意思，说：“我才不写哩。”
“我看应该回封信。先不说别的，人家对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杀敌立功，总该表示个态度嘛。”
我终于说出了我的困难。我文化低，写不成，请别人写又不好意思。他像布置任务似的对我说：“大胆写！写不起的字空着，我帮你改。”
过了两天，彭总他真还记得这事，催我：“写好了没有？”我只好把写得结结巴巴的信稿给了他，他给我又添又改，然后一字一字念给我听，叫我自己抄正之后寄出。此后，他给我改了好几回这样的信。我的这门婚事，以及后来的家庭生活，一直得到他的关心。
我见到了毛主席
那是一九五二年初夏，我又一次随彭总回到北京。这次住的时间长一点。一天晚上，我站在我们临时住所的阳台上，看到北京城的灯火，心里真高兴呀！边看边自个儿打着拍子唱起来了。彭总来到我身后，我还不知道。
他问我：“北京好玩吗？”
“当然好玩啦！”这几天，彭总在开会，就叫我到处去走走看看。“过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地方哇。一进颐和园，把我看呆了，那些皇帝老子们真会享福！”
他说：“那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各民族人民，很了不起。今后，我们一定还会作出更了不起的事情。”
我见彭总心情特别好，就把这些天一直压在心头的问题提出来了：“首长，你们开会，毛主席在吗……”
彭总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你想见毛主席？”
我连忙声明：“不不，我是随便问问。我怎么能……”我想说，我又不是归国代表，在朝鲜前线，谁都知道，只有出色的战斗英雄、功臣模范，才能当上代表，回国观礼，有幸见到毛主席的。
彭总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早起，彭总喊我到面前。上上下下地把我看了一番，然后把我的帽子、风纪扣、皮带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都作了纠正，说：“今天跟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没有问去什么地方。只是想，大概有什么重要活动。
我坐在汽车里。眼睛只顾盯着外面。没有注意到车子已弯进一个大院里。下车后，这里有大湖、红墙、古树、一座座样式和色彩都很好看的房屋。我的热血顿时往上涌。我明白了：彭总是带我来见毛主席的！因为我听同志们说过，毛主席住的地方有个碧绿的海。
正这么想着，就见对面林荫路上，一个高大、结实、匀称的人迎着我们走来了。“啊！毛主席！”我不知应该上去敬礼好，还是赶快走开好。
刚下车的彭总大步迎上前去，向毛主席敬礼，同毛主席握手。
北京初夏的早晨，还稍带寒意，可我们的毛主席只穿了一件白衬衣，袖管高高地挽着。他的脸色红彤彤的，头发青幽幽的。我们的毛主席真健康呀！
彭总在向毛主席说什么，高大的主席微弓着身子听了一阵，突然仰头笑起来，回转身来看着我。我站在车门边一直没敢动。
彭总向我招了招手：“小景，过来。”然后指着主席问我：“认识吗？”
我连忙上前去，向主席敬礼，大声答道：“认识，认识，毛主席！毛主席好！”
毛主席向我跨近两步，伸出手来：“这么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在胸襟前擦了擦双手，迎上去把主席的大手捧住了。
毛主席说：“小朋友，你辛苦了！我向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问好！”
我傻乎乎的，“嗯，嗯……”不知说什么好。彭总代我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问主席好！”
我连忙补上去：“我们志愿军战士问主席好！我们一定好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回来的路上，彭总问我：“见到了毛主席，满意了？”
我说：“满意、满意，我太高兴了！”
他笑了笑，说：“光高兴不行，还要记住你对主席说的话，好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见到毛主席所受的鼓舞，真是用多少话也表达不出来的。我只好向彭总连连点头，回答了一个字：“是！”
同朝鲜同志在一起
在朝鲜，我常常看到彭总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在一起。
每次，金日成到我们志愿军司令部来，彭总都要亲自动手把他的小屋整理一下，还叫大家把驻地打扫干净，注意军容风纪，并亲自检查一遍。金日成到来之前，彭总都是叫我们站在远处高地上观望着，好及时报告他出来迎接。
彭总去金日成那里的时候，金日成也是很远就迎接着。他们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整天整夜，散步时也说个没完。金日成能说很道地的中国话，也特别能说笑话。不大爱说爱笑的彭总和他在一起。显得活跃得多了。
一天深夜，参谋来报告什么地方遭到敌机轰炸，而当天回去的金日成恰好要经过那个地方。彭总立即问：“金日成同志过去了没有？”回答说：“已经问明，金日成同志安全通过以后才有空袭的。”彭总放心地吁了一口气。
志愿军总部的首长，都知道彭总吃饭快。陈赓同志曾找到我，开玩笑说：“小同志，帮帮忙，你让我以后吃顿饱饭吧！”他开玩笑似的要求我，开饭先通知他，让他先吃一阵，再通知彭总。可是，当金日成派到志愿军总部的联络员、人民军一个部队的政委在的时候，陈赓和别的首长就不用担这个心了。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彭总总是等这位联络员来到之后才进餐。吃完了也还要在一边陪着。连连向联络员说：“慢吃慢吃。”过后，陈赓对我说：“小鬼，你听见没有？我可是头一遭听到彭老总说了个‘慢吃慢吃’啦！”
彭总时常叫我去请联络员来商量事情。他说过自己的意见后，总是问：“你看行吗？”每次会上，都要让联络员畅所欲言，充分体现了彭总对人民军战友非常尊重和亲切的感情。
十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一群青年人质问彭总：“你交代，你在朝鲜搞大国沙文主义的罪行！”
彭总回答说：“小同志们，我这个人是有很多毛病的，也愿意检查我的缺点错误，但你们说的这一条，搞大国沙文主义，而且是罪行的，没有！”
在停战以后的前沿阵地
朝鲜停战签字，本来应该更早一点，因为美帝国主义临时变卦，使得一次预定的签字仪式没有如期举行。
那次，党中央派了几个保卫干部来，专为彭总亲赴板门店签字时做警卫工作。事先，要和美方人员交涉会场的安全保障等问题，我也和他们一起到了板门店。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时候，签字仪式却一再延期。后来我们也就回平壤了。当我见到彭总时，他正在对几个首长说：“我们决不退让半步，敌人耍流氓，我们就给他的油脸上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叫他老实点！”
当晚，他就往指挥部赶。路上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劲催司机：“快，快……”
到指挥部时，各兵团和一些军的首长都在等候着。一连几个白天黑夜，彭总不是开会，就是看地图。我把饭盒递在他手里，他吃喝两口又丢下来，跑到地图前去看去想。后来我才知道，彭总那时正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准备给谈判桌上一再耍滑头的敌人以严厉的教训。
战斗打响后，一连几个昼夜，他吃得少、睡得少，眼盯着地图，手握着电话，他的眼睛熬红了，嗓子也嘶哑了。我不时地听他骂骂咧咧的：“妈的，大便不出来，光流血！”我到他便过的地方一看，可不，一大摊血！我连忙把医生找来。医生要给他治，他说：“现在哪有时间，吃点泻药吧！”泻药吃下去后，他无论坐着、走动，都显得不方便，有时疼得直咬牙！但前线不断传来的战果使他高兴得大挥两臂，大声叫着：“好！好！”
这次反击战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终于坐下来签订了停战协定。
协议生效的当天，彭总就驱车到了最前沿的阵地。那里，刚刚激战过的土地还在发烫，泥土石头都烧成了黑颜色，树木只留下一个炭桩，一棵草都见不到了。
他步行着走了很远，在一个堆放烈士遗体的山头上，他看到一些同志正在清查、登记烈士的名字，便问：“都能记下来吗？”
一个同志回答：“很困难。”
他说：“不要怕麻烦。必要时把他们所在连队的同志找来，要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
然后，彭总来到准备掩埋烈士的地方，脱下了自己的军帽，默默地肃立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