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正说明朝十八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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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六、调羹巨擘杨士奇

个人档案

姓名:杨寓

字:士奇

号:东里

生卒:1365―1444

享年:80岁

谥号:文贞

著作:《东里文集》、《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

名言: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杨士奇像

杨士奇,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入学,全凭自修成才。34岁时应召做编纂官,从此,青云直上,寒门拜相,官至兵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历事五朝五帝,辅佐君王40余年,一直为内阁重臣,参与咨询议事,制定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失误,为明朝出现仁宣之治的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治国能臣,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其子因杀人伏法,自己也抑郁而终。

家贫难挡少年志职轻依旧报君恩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杨寓出生在江西泰和县郊,祖父辈均以务农为生。几代人里,没出过一个可以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家境虽然比较贫寒,但日子还算过得去。杨寓六岁的时候,父亲患瘟疫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杨母昼夜纺纱织布,杨寓给财主放牛,母子艰难度日。杨寓自小天资聪慧,杨母略通些文字,从其五岁起便开始教其读书,到十四岁时,杨寓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

按理说,这时候的杨寓应该入吉安府的郡学去深造,但家中实在无力供给。杨母不忍心见杨寓这块璞玉就这样被埋没在山村野乡之中,遂狠狠心,改嫁了一个老实厚道的罗姓鳏夫,让他来供杨寓继续读书,杨寓也就此从改随继父的罗姓。

杨寓进入吉安府郡学之后,学习刻苦,广泛涉猎,他不但学习天文、地理、军事等知识,还深入研读《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并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此时的杨寓已经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气及高远的志向。一日大雪纷飞,他与好友陈孟洁一道去拜见当时的名士刘伯川。三人饮酒正到酣畅处,正巧雪停。刘要他俩赋诗言志,陈孟洁先吟道:

十年勤苦事击窗,有志青云白玉堂。

会侍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杨寓则是即景赋诗,就眼前之景借题发挥,抒发情怀:

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

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旱桥。

刘伯川听罢,笑对陈孟洁道:“你十年勤苦,难道只是为了博得红楼一看吗?你日后只会是个风流进士。”接着又对杨寓道:“寒士,寒士,日后必为国家之栋梁。你要好好努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可惜我已年老,以后的事恐怕看不到了。”后来陈孟洁果然中了进士,但终身为庶吉士(明朝时在翰林院进修、没有官职的进士),而杨寓却一直做到内阁首辅。两人的结局皆被刘伯川言中。

洪武十八年(1385),杨寓的继父去世,郡学读书不得不中断。他又归宗杨姓,以教授学生为生。杨寓教书认真,因材施教,讲究方法,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一时间,泰和县境内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私塾先生,书、经讲得都好,于是杨寓受到了争相聘用。他还常常在湖广等地游学,并在江夏设馆招集数百学生,亲自授课。杨寓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学识更加渊博,成为吉安府一带儒学之佼佼者。

建文元年(1399),朝廷于全国各地征召诸儒撰修《太祖实录》。吉安府向翰林院学士黄子澄推荐杨寓,黄子澄命其进京考核,再决定录用与否。在考核中,杨寓以惊人的才华与学识,令主考官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刮目相看,而他对于《史记》的熟知与领悟,更让王叔英钦佩不已。过了几天,考核结果张榜公布,敕修《太祖实录》者,以礼部侍郎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升、高孙志为副总裁官。征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寓、罗恢、程本立等为纂修。其中只有杨寓以布衣身份被选征,授教授衔。

杨寓即将上任时,王叔英又把他举荐给惠帝,认为杨寓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位难得的史才,可入翰林院,充当编撰官。惠帝批准王叔英的奏疏,并降旨命侍讲学士方孝孺为《太祖实录》的总编辑,杨寓充当其助手。

杨寓参与编撰《太祖实录》,成绩显著,受到礼部侍郎董伦和侍讲学士方孝孺的表彰,他们都认为杨寓是编撰史书的奇才。

当时,朝廷采用方孝孺的建议,更定官制,命吏部考核翰林院诸儒,让每人写一篇策书,吏部尚书张看到杨寓的策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道:“杨寓的策书,不是一般儒生的言论,没有高深的学识是写不出来的。”

方孝孺像张奏请惠帝以杨寓的策书为第一名,还特意接见了杨寓,亲切地对其说:“老夫为官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佳作,也算是一饱眼福了。老夫尚有一个建议,你的名为寓,字音并不响亮,送你一个表字‘士奇’如何?”

杨寓答道:“大人过誉了,晚生的文章毛病很多,尚需加倍努力。更感谢大人所赐之表字,‘士奇’二字甚合吾心。”

辅佐太子呕心力布衣寒士冠人臣

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篡位登基,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即位后,命杨士奇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选入内阁,主管机务。杨士奇成为皇帝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数月后,又被晋升为侍讲,成为正三品的大臣。

永乐二年(1404),成祖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再三考察后,又命杨士奇为左中允,每日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并协助太子处理成祖交给的一些事务。

永乐五年(1407),杨士奇因在东宫辅佐太子工作出色,被晋升为左谕德。

永乐六年(1408),成祖率大臣及官兵数万人北巡,命杨士奇、蹇义(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留下辅佐太子。这三人均是成祖的心腹,让他们来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成祖是比较放心的。

太子喜欢写诗,杨士奇便劝说道:“殿下应当留意《六经》,有空闲的时候则看看两汉的诏令。做诗是雕虫小技,不必专门学习。”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六经》,并将两汉的诏令反复阅读、研讨,对两汉朝廷的大事有了深入的了解,学识不断长进。

永乐九年(1411),成祖北巡回京,立刻召杨士奇问其太子的情况,杨士奇道:“太子殿下每天刻苦读书,对皇后十分孝敬。殿下的天资很高,有过必知,知则必改,绝不会辜负陛下的托付。”成祖听了很高兴,赞誉杨士奇三人辅佐太子有功。

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率兵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京师。

在“靖难之役”时,汉王朱高煦多次拼死作战,功勋显著,成祖答应成功后立其为太子。后来未能得到册立,他便心怀怨恨。成祖又特别宠爱幼小的赵王朱高燧,赵王恃宠而骄,也起了二心。因此两王联合起来离间太子。

成祖北征刚刚归来,就听说太子留守京师,好吃懒做,还微服去秦淮河妓院嫖娼等等。等他回到皇宫,文武百官前来迎接,唯独不见太子。成祖大怒,命太监立即去传太子。正在此时,太子率领东宫僚属黄淮等人姗姗来迟。成祖命锦衣卫将黄淮等人全部下狱。

杨士奇最后一个前来迎驾,成祖对其比较宽容,未曾治罪。回朝后,又召他问太子事道:“朕北征期间,东宫在京师留守,饮食起居情况如何?”

“太子早起晚寝,御膳节俭,日勤不怠,孝敬如前。”

“可曾微服出访,胡作非为?”

“此事纯系子虚乌有,微臣可以用人头相保。”

“那么,朕北征回来,太子迎驾来迟是何道理?”

“此必臣等听错了皇上回到京师的时刻,皆为臣的罪过,与太子毫无关系。”

经过杨士奇的解释,成祖的怒气消解。但是宫中的大臣们认为辅佐太子者人数众多,只将黄淮等人下狱,单单宽免了杨士奇,有些不公平,纷纷上奏弹劾。成祖无法,亦将杨士奇下狱,数日后,与黄淮等人一起释放。

在永乐朝,虽然成祖多次北征,耗费巨资,但国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多亏几位大臣的忠心辅佐,如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此二人并称“蹇夏”;还有杨荣、杨溥,此二人与杨士奇并称为“三杨”,“三杨”都共事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且久任阁臣,其中杨士奇刚直敢言;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

其他“二杨”均是进士出身,唯有杨士奇出自寒门而被擢选,与他们同朝称相,可见杨士奇政治才能之一斑。

伴君伴臣善调羹为国为民步从容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

仁宗即位后,任命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此,他在内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居高位而不骄,是杨士奇为人称道的作风。他接人待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偶有小过错,他常常为之掩盖。

早在永乐六年(1408),成祖派杨士奇作为钦差去广东视察。广东当时正与南洋等岛国通商,十分繁华。当地官吏见朝廷派来了钦差大臣,便百般逢迎,请客送礼,百般讨好。但杨士奇除了赠诗外,拒收一切礼物。

杨士奇回京后,广东布政使徐奇派人驾车拉着土特产馈赠廷臣,为了不致送错,徐奇写了一份名册,由使者按名册分送各位廷臣府第。待土特产送毕,使者却将名册丢失在应天府城中。有人拾到了写有朝廷主要大臣的名册,不知是何用意,便辗转交给了成祖。

成祖阅后,知道是地方官吏向朝廷主要大臣行贿的名单,但行贿者是何人,行贿物品为何,却不甚清楚。成祖立即让吏部调查。吏部尚书蹇义看到名册后,见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甚为悚惧,便请来名字也在其上的兵部尚书金忠、翰林院侍读黄淮等人,当场研讨,共同认定是广东布政使徐奇向廷臣馈赠土特产的名册。这些大臣们顿时惶恐起来。徐奇送的东西不多,但毕竟他们都接受了,行贿受贿,这在洪武年间是绝对禁止的,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杀头。

蹇义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即如实向成祖作了汇报。成祖见名册上有蹇义的名字,便对其汇报半信半疑,他仔细看了名册,发现上面竟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杨士奇此时已经官居侍讲,又是太子殿下的老师,地位十分显赫,况且不久前他还代表朝廷去广东巡察,馈赠廷臣没有他,成祖感到颇为奇怪,于是传来杨士奇,问道:“广东布政使徐奇向朝廷主要大臣送礼,爱卿可曾知晓?”

“微臣知晓。”

“朕这里有一份礼品名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是何缘故?”

“微臣去广东时,群官赠诗辞行,已经受之有愧。在他们研讨给谁送礼时,微臣恰巧有病没有与会,所以这次送礼独没有臣。现在尚不知道群臣是否接受了徐奇的礼品,况且礼物十分微薄,据微臣推测,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成祖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命太监将名册焚毁了事。

接受礼品的各位大臣,战战兢兢,过了数日,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诸臣奇怪,纷纷找到杨士奇,询问成祖传他问话的情况。杨士奇笑道:“诸位大臣请安心为朝廷效命,别无他事,详情无可奉告。”此后,大臣们都知道了杨士奇宽仁厚德的品性。

但这类事情在杨荣和杨溥看来却不值一提,他们认为杨士奇左右逢源,毫无立场且出身布衣,虽与其同朝为相,心下却对之颇为鄙视。

有一次,“三杨”相聚,以松、竹、梅为题各做一诗。杨荣、杨溥做好后,都故意在落款处写上“进士某某”几个字。杨士奇看了,知道他俩是在取笑自己不是进士出身,于是便奋笔写了首题梅诗:

竹君子,

松大夫,

梅花何独无称呼。

回头试问松与竹,

也有调羹手段无?

明仁宗像“二杨”读后,甚为尴尬,从此再也不敢小瞧这位调羹大师的手艺了。

杨士奇虽然宽厚,但也有刚直敢言的一面,朝廷之事,但有不妥之处,他亦会极力进谏。一天,藩司守令来朝,兵部尚书李庆建议拨军伍余马给藩司,由其每年上交繁殖的马驹以充税款。杨士奇道:“朝廷选贤授官,而让他们牧马,这是贵牲而贱士人,怎么能面对天下后世呢?”

仁宗觉得杨士奇说得有道理,准备由宫内出旨罢除。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此事仍无声息。杨士奇极力申述。过了些日子,仁宗到召见杨士奇,说道:“朕并非忘记了此事,而是听说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你,朕又念你孤立,恐为他们所伤,不愿因你所言即罢除,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于是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说养马不便的奏疏,让他立即起草敕书罢除牧马。

又有一日,临近岁尾,按照惯例,群臣要练习正月初一朝拜仪礼,有人提出要用音乐伴奏。杨士奇和黄淮商议,认为此举耗费颇大,没有必要,便上疏请求制止。仁宗没有批复,杨士奇又奏,直到夜半时分仍等在廷中。仁宗反复考虑,终于批复同意不用音乐。过了一天,仁宗召杨士奇等说道:“错误的意见会误事,要不是你们进言,朕将悔之莫及矣。”

仁宗深感杨士奇勤忠为国,便降旨命其兼任兵部尚书,连前职共领取三个职位的俸禄。对于这样显赫的官职,杨士奇却固辞不受,他说:“少傅、大学士之职我已力不能任,尚书的职位更不敢当。”仁宗很严肃地对他说:“黄淮、金幼孜都任三职,只有你任二职,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推辞。”杨士奇只好答应任职,但提出不要尚书的俸禄。仁宗又说:“你为我辛劳20年,应该享有这样的俸禄,怎么还辞掉呢?”杨士奇回答道:“尚书月俸60石粮食,可养壮士60人,我得二俸已过分,怎么能再加一俸?”大臣蹇义提出折中方案,建议停发学士俸,发少傅、尚书俸。杨士奇不同意他的建议,道:“辞禄当辞厚(辞工资多的),不能搞虚名。”在杨士奇的一再恳切要求下,仁宗才答应不给他增加尚书月俸。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暴病而亡,在位仅十个月。临终前,特制“杨贞一印”赐予杨士奇,以表彰他的坚贞如一,没有二心,并希望他能与即将继承大统的太子朱瞻基互相勉励,“以成明君良臣之善”。杨士奇跪哭领旨。

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在杨士奇的建议下,宣宗亲自征讨,平息叛乱,处死汉王。

大军凯旋,驻扎在献县的单家桥,侍郎陈山拜见,说汉王和赵王是一条心,请求宣宗乘势袭击彰德,捉拿赵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却道:“这样的事情应当有证据,难道可以欺瞒天地鬼神吗?”

杨荣厉声道:“你想要阻挠这重大的谋划吗!现在叛党说赵王与汉王同谋,怎么说没有口供?”

“太宗皇帝(成祖朱棣死后,被尊为太宗)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以赦免,而没有罪的应该宽厚对待,有怀疑的话可以防备,不发生意外就是了。为什么突然发兵攻打他,而伤害在天皇祖的感情呢?”

当时只有杨溥和杨士奇意见相同。他们打算到宣宗处去进谏。杨溥先进去,杨士奇随后来到,但没能进入。不久,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他们俩把杨士奇的意见告诉了宣宗。宣宗本不欲惩治赵王,调动军队攻打彰德的事便得以停止。

回到京师以后,宣宗请教杨士奇:“现在人们纷纷议论赵王之事,怎么办?”

“赵王和陛下最亲,陛下应该保全他,不要被人们的话所迷惑。”

“朕想把群臣上的奏章封起来送给赵王看,让他自行处理,怎么样?”

“如能再有一封玺书就更好了。”

于是宣宗派使者捧玺书去赵王那里,赵王得到玺书非常高兴,哭泣着说:“我能活了。”随即上表谢恩,并且献出护卫部队,外面对他的议论才平息下来。从此宣宗对待赵王日益亲近,他对杨士奇道:“赵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靠了你的努力。”

杨士奇主持内阁期间,为了扩大宣宗的仁治,上了不少对朝廷对百姓有益的奏章,除减免赋税外,他还奏请安抚逃亡到各县的流民;举荐文博武勇之人,使受极刑之家的子孙都能得到进士的机会;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吏各举所知,推荐可以任郡守的人选等等,他的每项奏议都得到宣宗的批准。

再辅帝王挥余热养子不教抱憾终

宣德十年(1435)正月,年轻有为的宣宗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突患重病,不幸驾崩,年仅38岁。临终前,又将太子朱祁镇托付给了杨士奇。

同月,年仅九岁的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次年改元正统。

杨荣像在这时,内阁老臣只剩下“三杨”了。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病逝,蹇义则在宣德十年(1435)追随宣宗而去,而杨士奇已年逾古稀,杨荣65岁,杨溥也早过了花甲之年。但朝中无人,三人也只好随同英国公张辅、尚书胡?一同发挥余热了。

当时兵部尚书由杨荣担任。杨士奇便与杨荣商议兵部训练士卒、严守边关、加强戒备等事宜。杨荣提出朝廷的御林军和地方卫所的军队要进行春、秋两次大训练的建议。杨士奇非常赞同,立刻从户部拨出银两,首先开始春季士卒训练。他还根据下属官吏的上疏,与四位大臣磋商,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以便加强管理南方有关兵部事宜。又分头派遣精选的文武大臣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罢去有名无实、危害朝廷官吏的侦事校尉之职。

正统初年,各地多次发生旱涝灾害,为了使英宗像他父亲宣宗一样关心百姓疾苦,杨士奇和四位大臣一起研讨,按各地受灾情况,减免租税。地方官吏纷纷上疏,对多次减免租税表示异议,认为粮食少了,国库空虚,官吏们发不了俸粮,此举是对朝政的威胁。而杨士奇却不这样看,他耐心地向各级地方官吏解释道:“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粮食必然要减产。农民没有收获粮食或少收了粮食,还要那么多租税,等于扎上农民的脖子,不让他活命。把农民逼死了,或逼得四处逃荒,还有谁来种庄稼、出粮食?所以,减免租税,使农民休养生息,是仁、宣之世十分成功的政策,这样做,能使受灾的农民安定下来,准备来年多种田,多打粮食。减免租税的结果,最终会使农民多交租税,因此,减免租税,实际等于将来多收租税,何乐而不为?”在杨士奇的主持下,虽然国库的粮食少了,但百姓却还能安居乐业,倒也不失太平盛世的景象。

杨士奇还命刑部审核悬案,将各府、县历年尚未了结的命案,派得力官吏重新调查结案,也使受害百姓感激不尽。同时他还命吏部严格考核文武百官,够晋升者,按时晋升官职;不合格者,及时罢黜。一时间,国内政通人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富裕,都是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等老臣辅佐的结果。正统三年(1438),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宣宗实录》完稿,英宗晋升杨士奇少师称号。

正统四年(1439),杨士奇已经75岁,他上疏英宗请求退休,太皇太后张氏和13岁的小皇帝英宗坚决不同意,只是恩准他回籍省墓,不久杨士奇又返还京师。

正统初年(1436),宦官王振欺负英宗幼小,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统治臣子,一时之间,大臣们“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转眼间就身陷囹圄了。正统五年(1440),靖江王佐敬私自赠杨荣金银。杨荣此时正回籍省墓。王振借这个机会上疏弹劾杨荣。杨士奇返京后,极力解救,才平息此事。杨荣气愤不已,不久罹病而亡。

这时,王振大力培植朋党,气焰日炙。而朝中的正直老臣如张辅、胡?等皆已病老乞休,难以临朝。只剩下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

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殡天,王振无人管束,权势更大,作威作福,更加肆无忌惮。百官对之小有抵触,就被拘捕下狱,廷臣人人自危。杨士奇也不能制止。

这一年,杨士奇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但还要每日坚持上朝,处理政务。一日,他翻阅各部大臣奏章,突然看到吏部一位大臣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杀人的奏议。杨士奇阅后立即晕倒过去,不省人事,宫人唤来御医,再三抢救方醒转过来。杨士奇早年为官,经常在外,只此一子,十分溺爱。母亲、祖母等家人皆难管束。自祖母去世后,杨稷之母多次劝其认真读书,勿打仗斗殴,行凶惹事。但他把母亲的劝告只当耳旁风,凭着杨尚书、杨阁老公子的身份横行霸道,为祸一方。杨士奇早知儿子的劣行,却因忙于政事,疏于教管。此时已至耄耋之年的杨士奇,听说独子杀人犯法的消息,登时受到打击,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

见到这般情形,朝廷计议,暂不立即把杨稷绳之以法,只把他作恶的情状送给杨士奇审阅。不久,又有人揭发杨稷数十件坏事,不得已,朝廷才将杨稷逮捕,下大理寺狱。杨士奇因为有病,正在告假期间,英宗恐伤害杨士奇,暂不处死其子,降诏慰勉。

正统九年(1444)三月,杨士奇在恨子不争、报国不能的忧愤中去世,享年80岁。待杨士奇死后,朝廷才将杨稷处以极刑。

杨士奇出身布衣,自学成才,身为五朝元老,显赫一时。他之所以被称为调羹巨擘,是因为在他的协调周旋之下,朝中重臣团结一心,共效皇命,为江山、为社稷,为君王、为黎民,都尽心竭力。而他的敢于上谏,心系百姓,关注帝王之仁,也为世人所称道;他顾国忘家,导致其子不仁,最后忧郁而终,也让世人叹惜。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三杨”,才使得仁宣之治的盛世出现,其功不可没。当他去世后,宦官王振专权,导致土木之变,明廷备受屈辱,当时有人就说,若是杨阁老尚在,这场耻辱必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