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派的全盛期处于十九世纪末。正是西方的文学、文化思潮伴随着武力侵入中国之时，同光体派作家们身为传统的士大夫，将异质文化伴随着武力侵入看做是对自己所属文化体系的侮辱和挑战。当中国在抗击侵略战争失败的时候，他们相信中国是输在了技术层面的枪炮船舰上，同时也更坚定地认为，只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前文所述同治中兴的文化意义。面对这种情形，有识之士纷纷起来以复兴传统相号召。张之洞在上海强学会的章程中写道：“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考鉴万国强盛弱衰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今日学校颓废，士无学术，只课利禄之业，间考文史，不周世用。”邓实等人组织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认为“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他们都试图将学术作为保卫国家、强盛民族的必要条件。
同光体派几位领袖人物都是这样坚定的传统文化守卫者。同治中兴使他们看到了文化在国家民族复兴中的重大作用，并且以文化传承者自任。随着国家一天天走向衰落，他们认为，正是传统文化的失落，才导致国家衰落，礼教秩序混乱，使人心涣散、国家没有凝聚力。因此，他们对文化传统和礼教秩序满怀敬意，并以之为衡量事物的准则。在个人方面，他们重视节操，不断地以品行自励。沈曾植说：“巧慧之人，善揆人情，然难以申述情愫也，当励我风操。”在国家方面，反对仅依“谋利”作为强国之手段，提倡“仁义礼智”，“今日天下眼光，无智愚贤否，止注在义利一处，仁礼智或姑置之矣。愚不肖一生事业，止以谋利了之；贤智一生事业，亦止以不求利了之。此紫阳生今，必另有一副手眼，切不可作自了汉”。欧阳竟无论陈三立说：“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之”。吴宓则别具眼光地指出了义宁陈氏的文化意义：“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据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认为陈三立一家之言行，不是个人的行藏出处，而是“据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的一个载体，他们肩负着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历史使命。
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在同治、光绪时期的新政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革故鼎新的意愿，说明他们并非顽固守旧之人。但在辛亥后，除陈衍外，同光体派的几位领袖都不约而同地作了遗老，这反映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封建王朝是不可分割的。沈曾植公开表示自己愿意为这种文化价值而献出生命，一方面突出了个人的节操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失落的悲愤之言：“武昌革命军起……辜汤生欲北上援于某巨公，公（沈曾植）握其手嘅然曰：‘豺虎纵横，去无幸理，慎自葆。我辈当图共死之道，来日大难，自有同死之时也’”。陈三立对故国的怀念使他对与故国相关的外在形式也有着一种依恋之情。辛亥后陈三立犹留辫发，“尝至张园，有革党欲强剪之，伯严叱曰：‘必致若于捕房，囚半年乃释。’其人逡巡逸去。”在陈三立眼中，已经把辫子和个人的节操大义联系在一起，成为自己留恋故国的情感体现。
葛兆光先生深刻地分析了晚清遗老们的文化心态，他说：“沈曾植们的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稳定秩序的企昐，在社会变动中，他们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变化，于是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于那些有高度文化修养、已经拥有了应付社会知识，并且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人来说，心理上的冲击尤为强烈，他们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的确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并不改变社会的文化构成，“旧经验”可以适应新王朝。但晚清的社会变动，完全打破了数千年来的国家结构形式，文化传统失去了其最强大的保障和用武之地，对那些“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人来说”，他们的价值和尊严与文化传统是不可分割的。
清王朝在同治中兴的短暂繁荣后，国势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最后走向灭亡。巨大的文化震荡和文化转型让同光体派这群旧文化精英感到震惊和困惑。陈三立曾描述辛亥革命后的情形道：“余尝以为辛亥之乱兴，动杀焚烧荡烈于率兽。农废于野，贾辍于市，骸骨崇邱山，流血成江河，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其稍稍获其偿而荷其赐者，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穷无所复之，举冤苦烦毒愤痛毕宣于诗，固宜弥工而寖盛。”辛亥革命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并没能建立切实可行的新秩序，出现的混乱状态让陈三立等遗老们痛心不已，他们也因此而更加怀念那个没落封建帝国曾经有过的安宁，怀念同治中兴那段充满希望的时期，并且渴望能重建封建王朝，恢复社会秩序。
陈寅恪先生曾就王国维之死解释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迨即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个时候，王国维之死是对文化衰落的一种极端抗争方式。对同光体派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兴树立了他们文化精神，他们在完成了自身的文化精神构成之后，却眼见其所信奉的文化精神和信念一天天失去支撑，面对着文化的衰落，他们这批“为此文化所化之人”难免要“必感痛苦”，诗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是他们文化情感的一种宣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