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斗转星移，转瞬到了六十年代中叶，神州大地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也是中国十年动乱的开始，又是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十年的开始。
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主席还把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这无疑是可以燎原的火。
从《炮打司令部》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熊熊地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革什么人的命？革这么几种人的命，一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最有名的“头号走资派”，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省、地、市、县，一直到乡镇、基层单位主要领导，大都当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批斗，当时的一二把手恐怕没有一个能幸免的；二是揪“反动学术权威”这主要是针对技术领导干部来的，汤仲明自然而然在列；三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实际是指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汤仲明是“右派”、“反革命”，又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了三料货，在劫难逃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造反派”首战告捷，不可一世。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对全校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斗争形式也是史无前例的，抹黑脸、戴高帽、挂名牌、男的挂夜壶，女的挂破鞋，还剃阴阳头或剃光头发游街示众，开会斗争时弯腰、“坐飞机”、罚跪、还拳打脚踢……极尽侮辱人格之能事。有的还大打出手，象土地改革时农民斗地主那样，失去了理智。
首都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效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方法，轰轰烈烈乱糟糟地展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学生还到全国各地串连，实际是煽风点火。八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开始接见来自全国外地串连的红卫兵，一次接见上百万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狂热的最高潮。
重庆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红卫兵好威风，他们把汤仲明当作反动技术权威揪了出来，首先抄了他的家，将他多年积蓄购买的大批技术书籍统统抄走了，说这些都是封资修13的东西，还把他多年购买的一千二百多元公债也抄走充了公（也许是少数人中饱私囊了，因后来退赔时没有这个项目）。汤仲明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他赚的钱都用到研究制造机器和木炭汽车上去了，他也没置什么高档的家俱和高级服装，只有一些普通衣物和普通日用品，红卫兵翻过一遍后，该抄走的抄走了，剩下的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贴上纸条子封存起来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少数东西和书籍当时就弄走了，大多数东西如衣物等装在箱里的就被封存，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搬走。当时住房条件差，经风吹雨打，有的封条自动脱落，每见掉了，汤仲明就仔细地把它粘好，抄家封存时并没有都看内容和点数，封条掉了，完全可以拿出一些来用。汤仲明却非常认真，不准家里人动贴了封条的东西。还有更不能令人理解的是，一九六O年汤仲明被开除公职后，断了经济来源，儿子晓明怕母亲跟着受屈，想接她到西安住一段时间，晓明到重庆看望父母走时随便带走两箱换洗衣服，后来母亲不愿离开父亲始终没有去。汤仲明就主动给儿子去信，叫他将那两箱衣服寄回，托运到九龙坡火车站后，他亲自提出，并请一个人帮忙运到李家沱派出所，说明这是抄家时没有抄到的。当时很多人说他太傻，这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转移的东西，完全可以不交，为什么要交，家里人也没有想通，大概他就是对什么都认真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中的汤仲明，被当作“牛鬼蛇神”一类的人，除了每天仍旧扫大街外，各种批斗会都得到会挨斗，低头认罪。凡造反派，不论是头目还是一般成员，无论是成年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小闯将”，都可以对他吆三喝四，喝令他干最重最脏甚至最危险的活，稍有不慎，便会对他大打出手。
一天下午，汤三生下班后带着二个女儿赶到李家沱看望父母，到家后发现父亲还没有回家，一个邻居告诉三生说他看见汤仲明在李家沱广场劳动。三生急忙带着两个女儿赶到广场，见一辆装有石灰的汽车停在那里，几个人正在忙着从车上往车下运石灰，石灰有许多干的白粉，下石灰的几个人周身上下都蒙着白灰，看不见衣服和头发的颜色，汽车周围蒸腾着白雾，三生仔细辨认也看不清父亲。石灰下完后，汤仲明从“白雾”中走出来，天哪！三生看见父亲从头到脚裹着厚厚的白灰，没有戴口罩，除了眼睛在转动以外，嘴里、鼻孔里都是白灰。三生的两个女儿年龄小，二女儿吴静还不到三岁，看见外公的模样，吓得大哭起来，吴静边哭边问妈妈：“外公怎么啦？外公怎么啦？……”汤仲明看着吓坏了的外甥女，故作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洗一洗就好了。”三生心里十分难过，和父亲一块回到那四壁透风的家，没有洗澡的条件，三生赶紧在煤炭炉子上烧了一锅热水让父亲洗，汤仲明洗了头，擦了全身，笑着对两个外甥女儿说：“你们看外公不是挺好的吗？”
还有一天，汤仲明的小女儿汤三生来看父母，天上正下着雨，直到天快黑了，汤仲明才回到家，他走得很慢，显得十分疲劳。三生赶紧到门口迎着他。在父亲转身的时候，三生吃惊地看到他的背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泥脚印，三生连忙问：“这是怎么啦？”汤仲明惨然地一笑说：“没什么。”禁不住三生追问，汤仲明才说出了原因：在被批斗时，造反派喝斥他跪下，他因年纪大，动作稍慢，被人从背后猛踢一脚，他一下扑伏倒地，头在地上重重地一碰，又立即被人揪起来跪在地上……三生听后无比心痛和心酸，但当时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三生又有什么办法呢？三生一面赶忙给父亲端水舀饭，安排休息，一面暗自抹泪。其实，类似这样的遭遇，对于汤仲明已是家常便饭。
最让他难受的是，造反派们已多次叫他去背死人。文革中，重庆是武斗的重灾区，造反派分成了势不两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却都把对方视为敌人。武斗开始用拳头棍棒，后用钢钎、铁铲，最后升级为枪炮。当时重庆的上空不时地传来隆隆的炮声和砰砰的枪声。两派中都有因武斗而死亡的人。这些死亡的人被本派称为“烈士”。一有了“烈士”，造反派司令部的高音喇叭里就会播出由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借以渲染悲壮的气氛。在重庆的夏天，最高温度达40度，这些“烈士”的尸体很快腐烂发臭，造反派们便叫那些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人把死尸背进防空洞里，或从防空洞里背出来放到车上拉到所谓的“烈士墓”掩埋，汤仲明不得不佝偻着身子，驮着令人作呕的死尸，周身爬满嗡嗡作响的蚊蝇。他难受极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汗如雨下地一步一步地走着。这是人生最难捱的步子。只是他从不向家里人诉说，怕亲人为自己难过，为自己担忧。
他知道也许有一天自己会被“造反派”拳打脚踢，击中身体要害处而丧命，他也想过结束这苦难的生活，反正自己也活了六七十岁了，脚下有滚滚长江，屋前就是悬崖，一死不就一了百了吗？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路，他割舍不下自己的亲人，不愿把不尽的痛苦留给亲人。更让他决心活下去的信念是：他还想用自己一生苦学苦钻所获得的知识，几十年来从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报效国家。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始终坚信共产党最后会搞清他的问题，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有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