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仲明未曾想到，他的事业、他的人生辉煌竟如此的短暂。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五、六月份，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四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同时，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卫生界等，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征询意见。
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都这样做了。并且取了个新名词——大鸣大放。就是有意见尽管提，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汤仲明被邀参加了重庆科技界召开的座谈会，也参加了厂里党委召开的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他被会议上的气氛所感染，会议主持人一再地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并再三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汤仲明被鼓动起来，他在会上发言，说出了以前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两件事，也就是对水轮机厂的厂长提了两条意见：第一件事是汤仲明到水轮机厂时带来了一部仲明动力机的样机，这是他多年研制成功的无曲轴蒸汽动力机，是继木炭汽车之后的第二项获重大发明专利并已在全国推广应用的机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仲明动力机曾在桂林为大公报社解决了印刷的动力和照明，为江西西江造船厂解决了船只的蒸汽动力问题，也解决了许多机械加工厂车床的动力问题。当时因国内机械加工业落后，无法解决曲轴加工而是采用斜面代替曲轴使蒸汽动力旋转，汤仲明视这部样机为生命，十分的珍爱。为慎重起见，厂长给他专门写了一个收条。但不久，厂长认为这部机器已无使用价值，趁他出差不在厂里的时候，将机器作为废铁熔化了。等汤仲明出差回来，有人告诉了他。汤仲明十分着急，仲明动力机凝聚了他多少年的心血啊！一朝化为铁水，能让他不心疼吗？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汤仲明再着急也没有用了，当时他就想找厂长问个明白，但他冷静一想，这样做不仅不能挽回损失，还会造成他和厂长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忍了下来，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算了。从此他心里就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厂长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这次整风，汤仲明压抑不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直率地指出厂长的作法是不应该的。第二件事是，汤仲明曾提出过不少合理化建议，而且多数被采纳后在生产和管理中都产生了明显的效益，但是有一次在全厂大会上，厂长公开宣布：当工程师的今后不要再提什么合理化建议，有建议就用到工作中去。汤仲明想，提合理化建议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合理化建议不能让领导知道呢？他认为厂长的这个决定不妥当，在座谈会上他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万没有想到，这两条意见的提出，竟给他带来长达20多年的噩梦般的生活。
在全国大鸣大放中，广大群众，包括党员群众向党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意见。当时，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趁机发表谬论，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见此情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于五月十五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党内情况和党外知识分子情况作了分析，提出应当开始批判修正主义。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批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可谓轰轰烈烈。运动规模不亚于土地改革，甚于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极少数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思潮进行批判是有必要的，对大多数人也是一种教育。但是，由于我国社会长期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存在，反右派斗争被“左”的错误严重地扩大化了。有些单位甚至采用所谓“引蛇出洞”的手段抓右派，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划右派。他们认为毛泽东主席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那百分之五就是坏人就该订为右派，这样一来，就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严重而不幸的后果，汤仲明就是其中之一。
反右斗争暴风骤雨般地迅猛，汤仲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发言被看成是右派言论，是否定党的领导，是向党进攻。在一次全厂大会上领导公开点他的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汤仲明想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但大会不容他作半点解释，反而群起攻之，这时汤仲明终于明白了，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斗争，才意识到大祸临头，不知所措，会上众口铄金，百口难辩。有的还不是即席发言，而是有准备的批判。汤仲明被宣布划为右派分子。
往日的辉煌，转眼变成一片漆黑，市劳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设计师的形象一下没了，就像由座上宾一下变成了阶下囚，真是由天上一下掉到地下，一落千丈。
此后，汤仲明成了有“罪”之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运动的激流中，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接近他，更不敢与他交谈。大家都避着他，躲开他，对面走过也不敢和他打个招呼，他似乎成了瘟疫。更有少数人，为了往上爬，在运动中竭力表现自己，不惜编造和歪曲事实，以严厉的态度，偏激的言辞拼命攻击汤仲明。汤仲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悲哀。对有人为他罗织的许多莫虚有的罪名，他觉得十分冤屈而有口难辩。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也不乏善良与正义的人，有人当面不敢与他交往，却在背地里安慰他、关心他。特别是厂里有一位和汤仲明平时很要好的技术员，他了解汤仲明，知道汤仲明的为人，佩服汤仲明的学识。这个技术员利用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和汤仲明作了一番长谈，安慰汤仲明，并开导他从全国大的形势来分析这场运动，来看待自己的处境。这些正义与善良如寒夜中的一缕暖风抚慰了汤仲明的心。
在反右斗争中，汤仲明更忙了。他要老老实实地工作，加班加点地戴罪立功，还要不断地接受各种名目的批判会，班组、车间、分厂、总厂、党的、团的、工会的、群众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一轮又一轮，一批又一批无休止的批判。他得作检查、讲认识、低头认罪……在无数的批判中，汤仲明承认自己有错误，思想没有改造好。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认为自己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于是他又招来更多更激烈的批判，汤仲是扪心自问，自己确实是拥护共产党的，怎么会攻击党呢？这一信念支撑着他；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他是清白的。
汤仲明被划为右派是一九五八年，他当时刚过六十岁。因为我国规定：男性干部六十岁退休，所以六十岁是许多人的人生转折点。当他们工作到六十岁时，就可以卸下工作的重担，有退休工资作保障，轻松地享受生活：或下棋打牌，或游览山水，或品茶垂钓，或走亲访友，或子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而汤仲明这个年届花甲的老人却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终日惶惶，身心疲惫不堪，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汤仲明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人大代表的资格被取消了，劳动模范早已成为过去，但市里还保留他一个政协委员，厂里还让他做普通工程师的工作，只是工资降低了一级，每月少了十元钱，住房也从领导住的两层楼房里搬到了两间平房内。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彻底地击垮了这位老人。